刘晓波:用谎言写就的悼词──为拯救历史和恢复记忆而作

随着建立人间天堂和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试验的大失败,意识形态崩溃了,谎言自行戳穿了,公有制瓦解了,个人意识和自利意识觉醒了,中共正在进行的修补性改革已经失去了道义合法性支撑,而完全沦为维持执政党集团的特权和既得利益的赤裸裸的暴力和收买。由于无法在政治改革上有所突破,又不能在文化上创造出有社会说服力和凝聚力的替代品,中共只能在经济上加强中央的财政能力,在政治上打压建设性力量的发育和各阶层自发的政治诉求,在思想上压制异见、真相和不满的公开传播。暴力所造成的无所不在的恐惧,不仅窒息着无权无势者,也同样纠缠着大权在握的独裁者及其统治集团;收买所鼓动起来的无人不有的欲望,既无限地扩张着权势者的贪婪,也成倍地积累着无权无势者的嫉恨。

无论是对于整个社会、还是仅仅对于执政集团内部,能够整合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只有强制权力和既得利益,利益至上成为新世纪的座用铭。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在挖空心思地使现行制度的运行向有利于本集团的方向倾斜,以便扩大自己的受益范围(起码要保住既得利益),并把成本和风险尽可能转嫁给别人(当然,在中共现行的体制下,风险和成本的最大承受者一定是社会弱势群体)。当中共把执政后靠绝对权力强制性积累起来的资产(国有资产)瓜分完毕,它的使命即告完成。

现在,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方式,应该是执政党主动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开明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就全面搁置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打压体制内外任何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因此,把新旧世纪之交的希望寄于中共的第三代无疑于痴人说梦。在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庆典上,第三代非但没有对早应该沉痛反省的历史进行反省,反而仍然沉浸在陈辞滥调的自夸之中,什么“中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只有中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和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没有一点点撕下伪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和向人民道歉的诚意。他们对过去的反省是弥天大谎,对未来的展望是自欺欺人。

但是,无论中共怎样自我标榜和歪曲历史,在六四血案十二年之后和二十一世纪开始之际,中共执政五十年的累累罪恶,已经使其头上的理想义光环暗淡,其“伟大光荣正确”的自夸已经无人相信,它的真面目赤裸裸地呈现——依靠暴力、谎言和利益收买来维持执政地位的犬儒党。如果说在邓小平时代,邓还能够用“小康承诺”代替“阶级斗争”来购买民意的支持和人民的沉默,那么现在维系着专制权力的只有刺刀、谎言和用公共资产收买拥护者。要说行贿,现在的执政党才是最大的组织化程度最高的行贿,整个国家的所有资产都可以供权贵们监守自盗、收买人心和任意挥霍。五十年庆典过后,有一篇在民间流传很广且众口皆碑的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作者李慎之是一位参加过1949年中共执政庆典的老共产党员,这位老人对中共执政的五十年所制造的一次次骇人听闻的大悲剧进行了极其沉痛的反省,这其中所透露的民意值得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执政者们深思。更重要的是,中共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强权伪造历史和造成民族记忆的空白,这种伪造的历史和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将彻底窜改和毁灭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只有中共创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而没有中共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经济建设的成就掩盖了中国人为此所付出的巨大的不成比例的人权代价。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没有对国共两党在抗战和内战之中的历史真相的了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对从镇反到反右、大跃进的记忆,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对文革的记忆,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对六四大屠杀的记忆……这种由执政党精心制造的一代代民族记忆的扭曲和空白,割断了真实的历史,扼杀了自省和汲取教训的机会,抹去可以升华民族精神的苦难,使中国人在整体上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其结果,就是每一次大变革都要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

时至今日,毛泽东之所以仍然是民众心目中的伟人,中共在民众中之所以仍然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唯一领导力量,就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执政党对历史的清算不是以人民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标准,而只是以维护其独裁政权的既得利益为底线。没有还原1949年以后毛泽东及其中共五十年的执政真相,没有通过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和讲坛讲述真实的历史,没有诉诸于大众传媒充分地揭示真相。中共不但自己严密封锁历史档案,不进行还原真相的清算,而且强制性地压制发自民间的对历史的清理。所以,一个民族的记忆和历史不能总是从零开始,不能只让那些经过执政者及其御用史学的精心剪裁的所谓辉煌文明占据心灵的主要空间,拯救历史和恢复记忆,不仅关系到当下改革的方向、手段、策略和步骤,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有一个健全记忆的未来,以便防止过去的悲剧一次次重演。

如果我们认真地清理中共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共不仅是执政后才变成一个暴力加谎言的党,而且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就已经如此了,只不过在它执政后,因为握有了绝对权力而变得肆无忌惮罢了。首先是暴力(这是中共政权的核心支撑)。中共从建党之日起就以崇尚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以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政党为典范。无论是夺权还是掌权,强权暴力是中共一以贯之的品质。夺权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仅是对国民党,也是对中共党内。中共的党内清洗之残酷、波及面之广远远超过斯大林的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自1921年中共建党以来,从未中断对内的“整风”、“肃反”式的清洗,从“高饶反党集团”到“彭德怀反党军事俱乐部”只是全面大清洗的预演,文革才是党内清洗的登峰造极。我在这里仅就大陆老百姓不甚了解的中共执政前的清洗做简要的例举:1929年,中共在苏联的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进行了旨在清党的“十天大会”,结果是学校停办,几百人蒙受冤屈,很多人被捕,一些人自杀或失踪,一些人被迫害致死,一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三十年代,中共先后进行了整肃“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多次肃反运动,仅在肃反中被滥杀的人至少有三万多,蒙冤者无法统计。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 “抢救运动”,被滥杀和被冤枉的人数没有准确的统计,我只能例举一、二,让读者自己去推断了。西北公学有五百多人,仅有二十人不是“抢救”的物件,被“抢救”的特务的比例高达96%;绥师挖出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年龄最小的特务是只有十四岁的女孩刘锦梅,甚至连七岁的孩子都成为抢救的物件。在整风中,仅延安一地就有五十六人自杀。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共羽翼未丰、只求自保壮大的在野时期发生的!后来通行的审干制度和个人档案制度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建立的,所有的人必须填写表格,详细如实地向党组织交代个人的简历以及亲属关系。从此以后,与每个人性命攸关的档案,就一直作为组织控制个人的秘密武器跟随着每一个人。

中共执政后的暴力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五十年代初的“三大运动”到六十年代的文革,从五十年代末的“六匪”大屠杀到九十年代末的镇压“法轮功”,中共五十年的执政史就是血腥暴力的历史。暴力手段在当今的反腐败和严打之中也是中共的唯一杀手锏。用于暴力镇压的残忍手法,也是从二十年代贯穿到今天:虚构敌人和编织莫须有的罪名,严刑逼供和疲劳审讯,诱骗招供和鼓励“小报告”、诬陷、背对背揭发,树立正反面典型,党小组会的揭发批判和群众大会的揭发批判、游街示众、公审处决和秘密处死,有比例的杀人、逮捕和无法控制的滥杀滥捕……等等。如此野蛮的政党也只能选择一党专制的现代极权主义,决不允许任何其它的政治力量与之共同分享权力。

其次是谎言。满清的垮台后,中国传统的靠血缘关系传递的“家天下”法统随之完结。被迫洞开的国门使西方的现代人民主权观念传入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中的强国战略的指引下,中国的政治精英接受了政权合法性(法统)源于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观。袁世凯时期开了国会,随即的皇权(家天下)复辟导致袁的灭亡。这之后,尽管所有政权在实质上都是暴力集团的工具,却不得不在外在合法性上冒充人民授权,任何政治家和政党都不再敢于公开挑战被公认的人民授权的民主原则。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如此,中共亦如此。孙中山制定“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的渐进宪政民主化纲领;蒋介石制定主权在民的《宪法》和召开国民大会;中共也制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和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制定的《宪法》与中共执政时期制定的《宪法》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国民党或XX阶级领导的专政国家”的总纲,而后者的《宪法》则非常明确地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专政”国家写进了总纲,由此在立法上奠定中共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地位。前者的专制只是渐进宪政民主化过程中的最初秩序基础,其最终目标是宪政民主制度,而后者的民主承诺只是建立一党独裁体制过程中骗取民意支持的手段,其最终目标是没有任何个人自由的极权体制下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中共之所以能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赢得民意的支持,是因为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太腐败无能,中共又处于在野的相对弱小的地位,它始终高举着“反独裁、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帜吸引不满现状的各路精英,以对抗执政的国民党。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无论对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对无党派的各路精英,都是一种谎言和阴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时期,中共把民主的旗帜举得最高。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提出要争取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并且说如果没有这些自由就无法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毛认为中国的“大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从1940年到1946年,中共所控制的报纸《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共发表了近百篇“反独裁,争民主”的文章,要求人民应该享有“人权、政权、财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毛泽东多次以联合国的国际公约和美国的《独立宣言》来为中共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周恩来在致马歇尔的信说的很清楚:“吾人相信中国将采取之民主,应效法于美国。”“吾人所称将循美国之途径者,乃指获致美国式之民主及科学,并使中国采取农业改良,工业化,自由及个性发展等。”“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庶几能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之中国。”中共甚至对现代的民主宪政都有精到的了解,知道宪政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另一方面是限制政府的权力。1946年中共在和平民主建国的纲领性文件《双十协定》上签了字。1949年中共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上,也有对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承诺。中共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话,都是兑现的。”而中共执政后的历史事实则告诉世人,中共在夺权过程中和刚刚执政时对人民、对社会各界精英的承诺,直到今天一条也没有兑现。

其实早在国共内战时期,由储安平主持的自由主义刊物《观察》已经看透了中共的极权主义本质:“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基本自由。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储安平如是说。

“共产党则根本否定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甚于国民党。”杨人杰也如是说。“国民党掌政时,各党各派虽不能自由活动,假使一朝共产党握得政权而国民党垮台时,则各党派将更无立足之余地。”罗隆基又如是说。中共执政后的历史已经完全验证了以上的判断。中共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不过是一党替人民当家作主,进而是一个现代皇帝替人民当家作主。储安平在反右时期所说的“党天下”才是中共执政五十年的现实。吊诡的是,对中共的本质有着如此清醒认识的储安平和罗隆基诸人,尚且经不住刚刚执政的中共的甜言蜜语的劝诱,在一种幻觉的迷惑下,自愿投入中共的统战陷阱,就不要说其它精英了。只要看看蒋介石政权迁台之时,有多少社会名流不为蒋介石的诚意(连飞机票都送到手中)的赴台邀请所动,坚持留在大陆等待中共新政权的建立;再看看中共执政之初的《人民日报》上,各类社会名流发自肺腑的支援中共新政权的表态,再看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著名民主人士与毛的通信,(民主人士激进的革命姿态比毛泽东还毛泽东,毛经常回信劝说民主人士不要太激进、太着急),就能了解中共的弥天大谎撒得是多么天衣无缝。也能看出中国的社会名流对新帝王的轻信和谄媚,已经到了二者难以分辨的程度——是由于盲目轻信而谄媚效忠、还是由于谄媚效忠而盲目轻信?

再次,是制度性行贿即利益收买。中共早在西北苏区就开始了用暴力强行剥夺私人财产,执政后就更加无所顾忌,不到十年就强行占有了社会的全部财产和所有资源,然后再用抢来的东西去大肆行贿,收买民众和精英的忠诚和支援。对大众,中共用土地收买农民,用国家全包的福利待遇以及虚幻的主人地位收买工人;对精英,中共用社会的权力、地位、名利收买。给党内精英以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优厚待遇以及特权,给党外精英以帝王的诤友、象征性名誉地位和特权式的福利待遇,政协和人大已经成为专职的制度化的收买机构。现在,这种收买已经扩大到比较成功私营业主,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大陆富豪五十名,都是民营老板,其中有十二人为人大代表。

我之所以把中共的这种行为称为制度性行贿和收买,主要的根据是:一个不允许任何人与之分享政治权力、也不允许任何人向其绝对权力提出任何挑战的执政党,在骨子里是不相信不尊重任何人的,它要把一切权力和所有资源完全据为己有才能放心,它的分配原则不是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特权以及与特权的关系之上,其核心原则是是否有利于其绝对权力的维持和巩固。它要求无条件的效忠,却进行条件苛刻的赏赐,稍不合意就可能导致一个人从财产、社会地位到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全部丧失。它维持政权的手段乃是交替运用强权高压、意识形态灌输和利益收买。当它的利益收买达到了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的目的之后,它就会利用权力把当初付出的一切加倍地拿回来。从土地改革的分田分地到人民公社化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中国最广大的民众——农民——的命运就是如此。对私营工商业,执政之初的中共所提出的“赎买”政策、“公私合营”政策,就更是赤裸裸的强买强卖,名之曰“赎买”、“公私合营”,实际上是靠强权的抢劫。

同时,一旦它的意识形态谎言被戳穿,它的收买不奏效,它就要用最后的撒手锏——暴力镇压。如果偶遇所谓“明君贤臣”,最好的可能是在把意识形态攻心术用尽之后再动用暴力,而在“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那里,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套说教,唯一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又有几个“明君”和“贤臣”呢?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在其意识形态还有充分的劝诱力时,尚且经常动用暴力来对待虚构的敌人,就不要说其它的君王了。江泽民总书记在朱镕基总理已经说服了去中南海请愿的法轮功学员之后,也要先动用专政机器进行野蛮镇压,然后再操纵橡皮图章的人大追定“邪教法”。

中共执政之初,为了新生政权的巩固,用政府人事安排的高官厚禄来收买社会名流,当时的出手显得很大方,国家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政府部长、文化机构的负责人、大报和重要刊物的主编等要职都可以拿出来,并且承诺有职有权。但是民主人士很快知道了这种安排仅仅是临时收买,他们身在高位上只是为中共做门面,有职无权。所以才有1957年借中共的大鸣大放政策来宣泄对中共的大不满。经过反右的大清洗,民主人士才真正认识到中共的残酷和虚伪,许以高官厚禄和鼓励给执政党提意见都是政治阴谋。而毛泽东为了达到深入骨髓的恐怖统治,公开声称他玩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那些社会名流在无孔不入的恐怖之中,为求生存而只能甘愿在人大和政协里做做花瓶。

无论是道统上的人民授权的华丽外衣,还是实质上利益收买的多党合作的统战策略,都在中共“党天下”统治的笼罩下、在切实实施的技术性手段中化为泡影。因为它的统治技术手段和统治法理原则是完全对立的。每一句口号都是主权在民、为人民服务和多党合作,而每一个技术手段和程序细节中根本没有人民的和任何在野党派的任何权利,而只有执政党组织严密的庞大的权力机器,通过党组织和党营单位对分散个人的层层控制。在执政党操控的庞大而残暴的国家机器前,在执政者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面前,抽象而虚幻人民概念中的真实个人简直不堪一击,每一次大的节日庆典和运动时期庞大的群众游行队伍之中的每一个个人,在接受主席台上的执政集团的核心成员的检阅时,显得那么脆弱、渺小、无力、无奈。在执政党这个大写的“一”面前,每一个个人都是“零”,无论多少个“零”加在一起仍然是“零”。这种在权力上的全有和全无之间的悬殊对比,注定了力量对比上的天壤之别,专制者的强大和被专制者的软弱,造成了王统的充实和道统的空洞,造成了法治之外的统治规则和人际关系。

即便在执政党内部,民主集中制的实质也是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的绝对服从,在严格的党内纪律约束下,上级的任何指令(即便是下级不赞同的指令、与领导者个人私生活有关的指令)在贯彻的过程中也很少遇到公开抵抗。但是对上级的监督和制约——除非由领导者发动(如反右和文革)——却基本空无,最终的监督者和裁判者来自同一个权力机构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中共夺取政权的历史是在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两党内战的血腥中度过的,加之世界局势的混乱等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作为屡受武力围剿的在野党,中共的暴力性所留下的斑斑血迹多少还是能够勉强地得到辩护的,因为它所面对的一直是另一个依靠暴力起家的武装集团。然而,中共执政后的和平时期,已经没有了暴力对手的执政党仍然屡屡制造出骇人听闻的血雨腥风,就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之进行辩护了。仅毛泽东时代的不到三十年统治,非自然死亡的人数远远就超过中国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频繁战乱和自然灾害之中的死亡人数的总和。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种生命代价的付出不是由实力对比均衡的两种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而是由拥有全部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的执政党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强制镇压所造成。

中共执政八十年庆典之际,国内的各大媒体竭尽全力地张扬八十年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特别邓小平执政后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突出的政绩,成了中共为自己的血腥执政史进行辩护的最大王牌,一些御用文人们也用经济发展的统计数位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论证。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何时负责地向人民说明过取得这些经济成就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不仅是生命的代价,更是人性毁灭的代价。即便我们不提非自然死亡的惊人数位,只要我们正视五十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就不能不承认:中共执政时期所取得一切成就都是“不把人当人对待”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可以把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和原子弹称为“屠夫经济”,即以人的权利、尊严乃至生命的彻底丧失为代价的经济成就。如果说,人的生命和自由是无价的,除了自然死亡、意外死亡、触犯法律之外,不能以任何其它形式加以强制性剥夺的话,那么中国的所谓经济发展就是以无价生命和自由的彻底贬值乃至毁灭为代价换来的。

中共的极权统治所毁灭不仅仅是人的肉体和财产,更是人性本身。中国人在这五十年所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彻底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人性所应该具有的诚实、怜悯、宽容、勇气、正义感已荡然无存。近年来,执政党和一些知识精英指责中国社会的道德堕落、价值真空、物欲横流、谎言遍地、以无耻为荣,但是,回顾中共五十年的执政史,最大的谎言是政治谎言,最大的无耻是政治无耻,而且这谎言和无耻又是靠刺刀维系的。直到今天这种靠刺刀维系的政治谎言和政治无耻仍然在继续,且看不到执政者想悬崖勒马的任何愿望。相对于执政党的政治谎言和政治无耻,中国社会的那些商业上的、人际关系上的谎言和无耻真的不算什么。当今中国,还会有一个人的无耻能与政权的政治无耻相媲美吗——一方面,向世界承诺签署旨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国际公约,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法轮功”、“中功”等民间社团;一方面置千百万失业者和数亿贫苦农民而不顾;另一方面挥金如土地搞大庆、树画像、建造中华世纪坛和把全民资产变成权贵家族的私产。

在世纪之交反省中共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直到现在,中共的历史和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被执政党篡改得面目全非。执政党的功绩被无限地夸大,以至于中国近百年的所有进步都是中共的功劳;而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他人所为,中共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却被缩小到几近于无的程度,历史的欠账没有一笔真正偿还过。时至今日,中共在“还产于民”和“还政于民”方面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文革结束后的所谓“平反”,最大的受惠者是曾在党内斗争中被打倒的特权阶层,至于给其它阶层的受害者平反,不过是专制权力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而玩弄的执政策略而已。不要说中共自己所肯定的一系列大规模政治迫害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没有得到严肃的反省,就连中共自己所否定的文革,也是把责任推给“四人帮”了事,再不允许做进一步的反思。

更能反映中共的执政本质的暴力加阴谋的性质的是,中共总是一边平反一边又在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刘少奇等人平反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又被打倒了;遇罗克、张志新等人平反了,魏京生、徐文立等人又被叛重刑了;“四五运动”平反了,“八九运动”又被暴力镇压了……中共的历史就是平反和制造冤假错案之间的恶行回圈,何时平反?何时镇压?完全取决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也由于共产主义制度的大溃败,而向着更自由更民主的方向迈进。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执政方式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作为大权独揽的中共,除了变得更实用更犬儒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仍然是靠刺刀、谎言和利益收买来维持着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即便中共明明知道其意识形态谎言已经失效,但是它仍然在不断制造诸如“三讲”、“三个代表”之类的谎言,它仍然相信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那句极权者的无耻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自然变成真理。

在此意义上,江泽民提出的“三讲”和“三个代表”,与其说是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的理论创新,不如说是中共为自己及其制度提前写就的平庸悼词。最不公平的是:陪葬者极有可能不是权贵们,因为他们早已为自己留好了退路,在移民的同时转移大量资产到安全的地方,而是无处可逃无资产可以转移的民众和整个国家。

原载《中国之春》
【大纪元】2001.08.19

编者注:经查对《大纪元》、《人民报》、《隧道》、《大参考》,转发日期都是2001年8月。但《大纪元》上标出的“——原载《中国之春》”,似乎有错误,因为此时《中国之春》已经改为《北京之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