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阿Q、赵光腚和三个代表

大陆左派对“三个代表”进行激烈批判的理论依据是原教旨马列主义,即中共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更是马列主义中国版的原教旨毛泽东思想,即中共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不仅是工人,更是最广大的农民(贫下中农),在产生于农业大国的毛泽东思想中,农民才是中共的阶级基础,农民战争才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但是,这套说教只是表面上的动听辞藻而已,熟悉中国王朝更叠史的毛泽东很清楚,农民的起义和战争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所谓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实际上是造反的士大夫加上农民战士,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实现党及其领袖个人的权力欲的镇压工具而已。这个工具可不管你出身于什么阶级,只要有违于毛本人的意志,统统被驱赶进专政之列,决不会因为你是工人或农民而幸免,就是与他一起出生入死、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照专政不赦。毛执政时期对农民最为冷酷,对土地的剥夺,对农民的歧视,制造人为灾难饿死的农民,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帝都残忍。

实际上,毛泽东喜欢的农民决不是广大的朴实民众,而是那些极具“痞子精神”的农村二流子或造反派,即鲁迅笔下的阿Q和周立波笔下的“赵光腚”。在中国的农村,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这样好吃懒做之徒,只不过鲁迅憎恨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而毛泽东却在这种劣根性中发现了争夺政权的基础,大声赞美“痞子运动”好得很,给这类二流子一杆枪和杀人的特权,他们就是打砸抢杀的急先锋。周立波是毛时代的得宠文人,来自痞子运动蓬勃开展的陕北根据地,遵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写作,出版过红极一时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他笔下的赵光腚们的造反运动全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阿Q革命。书中的主人公叫赵玉林,正值中壮年,村里人送他的绰号却是“赵光腚”,穷的连条裤子都穿不上,可见其堕落的程度,但他却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骨干。正如穷得无家可归的阿Q,成了辛亥革命在“末庄”的代表人物。两个农村二流子同样在穷人造反的革命中大出风头,同样在两部作品的结尾时死了。由于两位作家处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二者之死也就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阿Q被复辟的农村旧势力处以极刑,成了换汤不换药的革命的替罪羊;赵光腚在与顽固的地主阶级的斗争中英勇牺牲,成了改天换地的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烈士。但是,二人的“痞子精神”则是同种同根的,没有对这种“痞子精神”的广泛发动和巧妙利用,就不会有中共的执政,更不会有执政后的罕见暴虐和疯狂而粗俗的反智主义。正因为如此,鲁迅的阿Q成了不朽的艺术经典,而周立波的赵光腚却只是革命的御用工具,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衰落而销声匿迹。

我当知青插队时,村子里也有一个叫张万有的“老跑腿子”(老光棍),每天游手好闲,乘饭吃、偷东西、调戏女人、帮人打架,他的最大本领是与别人用歇后语对骂,可以一骂两个小时而不重复。他最盼望村子里有红白喜事,可以趁机大吃一顿。据说文革刚开始时,他也象阿Q那样风光过一阵,只不过我是1974年才下乡的,没有赶上张万有出人头地的造反盛况。他后来的一蹶不振是因为:他自己无房,和饲养员一起住在生产队的牲口棚里,因为半夜强奸母驴被当场抓住,被定为混进革命群众中的坏分子,受到一连串的批斗。

八十年代,我在大学中文系当老师,在讲文学史时就对比过阿Q与赵光腚,当时的学生对此还不太能够接受。如果是现在,赶上了小康生活且热衷于富贵攀比的大学生,大概会同意我的观点。而且越是学生党员就越应该同意,因为中共政权已经公开抛弃原教旨毛泽东思想,进入了“三个代表”的新时代。而“三个代表”的核心是第一个代表,即“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在当今时代,先进生产力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分层中,肯定不是农民,也不是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城镇职工,而是高科技行业中的企业家、新经济浪潮中的宠儿、资本化的金融家以及各大公司中的白领,一句话,就是能在经济的高科技化、金融化、资本化之中一展身手的富人,他们在原教旨毛泽东思想中,一律是剥削者,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敌人,属于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政治贱民。

江泽民在中共建党八十周年庆典上的讲话,只有两个核心,一是决不放弃一党独裁,二是为了保住中共的独裁地位,就要在意识形态合法性上改变中共政权的阶级基础,抛弃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农民阶级和城市职工,而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各类富人作为政权的主要基础,也就是要代表富人而抛弃穷人。

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中共政权早就开始了与大资本家结盟的过程,对港台富商及国际大资本的礼遇和优惠,是中共坚定不移的国策;中共每年“五一”、“七一”、“十一”时所表彰的劳模,穷光蛋逐年递减,大款们日益增加;大陆的私营业主中有6000多人当上了各级人大代表,9000多人成为各级政协委员,还有一些在政治上深得执政党信任的私营老板进入了各级工商联领导班子。去年进入《福布斯》大陆富翁排名前50名的私营业主中,就有12人是全国人大代表。更重要的是,中共维持政权稳定的合法性基础,早已不是道义上的凝聚力,而主要靠发展经济的政绩来说服民众,而在对这一政绩的贡献上,非国有经济已经远远超过国有经济,是62%与38%之比;中共保持经济高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税收和高额储蓄,而非国有经济已经占总税收的70%以上,银行的钜额存款的80%为占总人口的20%的富人所有。在这样的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之下,如果还死守住原教旨毛泽东思想对中共性质的定位不放,把富人们排斥在执政党的大门之外,必然使中共政权所剩无几的合法性日益流失。何况,在此经济的利益的格局下,中共的各级大小权贵集团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在其中占有着绝大部分份额。江泽民“三个代表”不过是把中共政权的实际作为公开化而已。

所以,无论从开拓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角度,还是从中共特权集团的个人利益的角度,中共政权总是要寻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说辞,为自己的权贵私有化的暴富身份进行辩护,并以此重塑其合法性的社会基础,没有“三个代表”,也要有其他的XX个代表。然而,只要中共不放弃一党独裁这一底线,再弄出多少个“XX代表”的意识形态说辞,也不能为强盗式权贵私有化提供最起码的道义辩护,更无助于政权合法性的重塑。

2001年7月8日于北京家中

【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