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作秀与戏子中国──从大陆传媒作秀谈起

太监中国的戏子化

最近,《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举“千年世界最富五十人”的名单,其中有六个中国人,两个马上英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以武力征服汉王朝的蒙古族,在当时显然不算中国人,而是“夷狄”,他们的财富主要以在欧亚大陆侵占的一千三百平万方公里土地为准,据聚敛财富的手段是“掠夺”;剩下四个中国人,一个是清代乾隆朝大贪官和坤,两个大“官倒”清末民初的伍秉鉴和民国时期的宋子文。这几人的财富已经是极不乾净的了,而最令我惊奇的是明代大太监刘谨居然榜上有名,聚敛财富的方法是“渎贪”。好奇人士查了一些资料,有人计算出他的财富上限折合成美元是一百五十三亿,中限是一百亿美元左右,即便按照下限也有四十亿美元,那就让我们相信这个下限吧。

我一直倾向于把古代中国称为“太监中国”,大概会引起大的争议,因为炎黄子孙们读过的课本上,只有正人君子,就算有过太监,按人口比例也是极少数,何况自从中国变成红色之后,肉体上的太监已然绝迹了。但是,肉体上的太监之绝迹,并不能证明太监的精神遗传完全根绝。事实上,“精神太监化”一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之一,中共执政后的五十年尤其兴盛,被迫的精神阉割和自愿的灵魂自阉相结合,把“太监中国”推向了后现代传媒的泛滥之中。

在中国古代后期的明清两朝,大多数太监都不是朝廷强迫的,而是自愿以“自阉”的决绝方式非要做奴才不可,因为这种自虐可以换来高级奴隶的地位,甚至其中的幸运者可以达到位极人臣的高位。这种太监化中国的在小康时代的主要标志,我称为戏子化的中国。这个词大概不会有太多异议,因为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传媒的普及,上至总书记下至祖国花朵,都充份利用了这一后现代提供的方便,作秀的功课人人门儿清且大都勤奋。而就这种作秀对人之精神的虐待和腐蚀而言,无异于“灵魂自阉”。在此意义上,如果把毛泽东时代比作硬性的“精神蚕室”,那么邓江时代的中国就可以称之为软性“精神蚕室”,我觉得一点也不过份。总书记的作秀功夫海内外皆知,那些影视主持人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是全国人民的典范,眼泪、笑容、沉痛、正经……说来就来,赵忠祥、倪萍、周涛挤出来的各种笑,多亲切多自然;“焦点访谈”的几位主持人的道德判官的表情,足以让人相信他们都是铁面包公的远房侄孙。就是他们光临“婚恋秀”节目,也照样不苟言笑,一脸对白头到老的真爱的沉思、感动和向往。比如,大牌主持人白岩松作为湖南卫视周末专栏“玫瑰之约”的醒目嘉宾,为参加此节目的年轻人恋人们上了一课,他讲了最让他感动的一幕,就是在他采访一对文化名人之时,相依为命的两位老人相互对望时的眼神。他说:“那一瞬间的眼神,让我理解了爱情的真义。”(大意如此)白岩松属于大陆电视台中的龙头老大的名牌主持人,且是最严肃、最受欢迎的栏目的出镜率极高的主持人,尚且要来地方台做这种酷哥酷妹的娱乐秀,看来,作秀和当官或挣钱一样,会上瘾的。

当然,在老毛的时代,中国人也作秀,比如尼克松访华之前,为了反帝的需要,云南的一个女人,到处做报告,控诉在抗战期间给予中国以巨大帮助的美军陈纳德的飞虎队队员曾强暴了她,她在叙述被强暴的恶梦时,讲到关键处就会当场气昏在讲台上。但是后来,在不同地点听过她作报告的人们,才知道这是一种演练了无数次的表演,因为她每到一个单位,都是如此昏倒。在当时的中国,这类“控诉秀”和“活学活用秀”遍地开花且长盛不衰。

只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刻意表演的高觉悟,更没有目光绿莹莹地盯着钞票的功利心,而是不自觉地就怀揣着一片忠心,老毛挥手就前进;毫无心理障碍地党叫干啥就干啥,让咋表演就咋表演。而且,那时的作秀,品种单一、方式单一、风格单一,献花的红领巾、握枪的雷锋、忆苦思甜的老贫农、满身臭味的老工人、高举红灯的李铁梅,舞姿刚健的洪常青、包括敬爱的周总理挥舞受伤的手臂指挥大家唱歌,扎着白羊肚手巾出席党代会的陈永贵,用一只手撑着剧痛的肝在盐硷地上迎风而立的模范县委书记……所有的表演加在一起,也只有“政治秀”一种。而最大的戏子非老毛莫属,最大的政治秀就是各类庆典的主席台上的表演,他常爱在其他领导人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打破常规突然出现,一下把聚光灯吸引到自己身上,使他的战友们在措手不及的窘境中,既在政治上被一下置于尴尬之地又成为被嘲弄的对象。特别是他导演并自任主角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城楼,多气派的舞台;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多壮观的剧场。老毛只用极为简单的挥手动作,在城楼上从东到西,停停走走,间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一声“人民万岁”,就会产生类似神奇大师发功的无边效力,使偌大的广场如醉如痴,让亿万人心肺颠倒。

如今不同了,小康时代总要有点后现代的样子,国门一开,先是各种“秀文本”接踵而来,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模仿得手忙脚乱;接着就是创造性的本土化发展,不但“政治秀”被创造性地加以丰富的娱乐包装,小品化的舞台、屏幕和电影,使大众在笑出眼泪和哭出愉悦的过程中就被阉割了灵魂,而且又新开拓出更为花样翻新的“商业秀”的广阔天地,使任何资源哪怕是垃圾也能为高赢利服务。决不能小看商业,钱的魅力会让人神魂颠倒,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新花样,专门把文化垃圾制作成畅销的商品,赚取大把的钞票。

特别是在人们曾经被清教徒式的高调理想狠蒙了一回,落得吃不饱穿不暖、只靠咬牙切齿地喊口号过活之后,一旦见到钱就特别狠,特别冷血。比如,顾城这个被社会捧为纯真诗人的杀人犯,过着贾平凹笔下的那种士大夫式的妻妾成群的生活。当那一妻一妾因忍无可忍而逃离之时,他就开始了血腥的屠戮。他刚杀完人又自杀后,国内的各媒体把他作成了真正诗人的“殉情秀”,那把滴血的斧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英儿》一书的版权拍卖及各方争夺被炒的沸沸扬扬,更有渊博的学人还找来国内外历史上著名文人的许多自杀案例,来论证顾城之死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意义。但是,很少有人为倒在他斧头之下的谢烨说句公道话。顾城的爹顾工也为了金钱加入诗人秀的集体大合唱,除了夸儿子、痛儿子,借儿子之死炒自己,和别人争夺顾城遗作的版权外,对他的儿媳、对谢烨的父母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刘湛秋这朵昨日黄花也跟着起哄,耐不住寂寞地想老树开出新枝绿叶,发文披露往日的风流,详述他与英儿之间的暧昧恋情。一般而言,像他这样的昔日名流,往往对这类婚外情避之犹恐不及,他却具有反潮流精神,主动以自己的三角关系介入这次作秀,实在也算是一大勇猛无比的奇观。只有诗人芒克还有起码的良心,出面替谢烨说了句公道话。

顾城先是被我们这个残忍的社会宠坏的,他从一开始就戴着假面具,直到杀人才本性毕露。小时家庭宠着他,写了几首诗后社会宠着他,结婚后女人们宠着他,出国后老外宠着他,杀人后,父亲、朋友、社会还宠着他,生生把一个诗人宠成杀人犯还要继续宠。在名利的驱赶下,整个社会都在炒诗人之死,大作残忍之秀了,太无耻了。中国人在指责某人残忍时常说“禽兽不如”,我要说中国人的残忍远甚过禽兽,在动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同类相残达到过人与人之间的残烈、阴险、恶毒的程度。如果猫狗猪们也会说话,会用语言相互指责,它们一定会指着那只残忍的猪说:你连人都不如。因为动物们起码无能力把一个杀人犯炒作成充满诗意的“殉情秀”。

笔者实在无力一一论及百花齐放的各类秀,在此只就“孩子秀”和“犯罪秀”略加分析。

孩子秀

孩子的身体,娇嫩、弱小;孩子的表情,天真、直露;孩子的声音,童稚、动听;故而,孩子是很好的作秀资源。

农村的穷、孩子的失学和当局主导的希望工程,为慈善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大导演张艺谋善于作秀,自然不会浪费这些廉价的资源,一定要把它利用到极致。他曾经是政府不太喜欢的先锋导演,在人们毫无心理准备之时,突然就高奏起主旋律,随后就得到政府的大宗订单。他立刻投桃报李地蒙太奇和慈善秀齐飞,在拍农村失学儿童的影片《一个也不能少》的百忙之中,为该片外景地奉献了一座希望小学。既得了国际大奖又赢得了穷孩子的大救星的美誉,处处透出民族主义的爱国心和平民主义的慈悲情怀。这类慈善,也是近年来一些文艺界的大小“腕”们最爱作的秀种,义演和义卖、捐校舍和认养失学儿童,满世界的明星慈善家。然而,细一琢磨,发现这些明星的慈悲情怀,只作党中央提倡的慈善秀,也等于帮助那些希望工程的主持者们进行个人的原始积累。而对诸如芳林村小学的爆炸惨案,他们的慈悲心就暂时睡着了。无怪乎,国家、企业、社会各界、特别是名流们同心协力的希望工程,丝毫无助于农村教育困境的改善。

演艺精湛者,莫过于轮椅上的张海迪,现在已经表演成政协委员和孩子们的知心大姐。她虽非演艺界明星,但其演技之炉火纯青比那些明星们更有魅力,自从她被团中央发现、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次泪水、微笑和歌咏相混合的报告后,她就成了保尔?柯察金的“身残志坚秀”的中国版的当代传人,专门为青年人和儿童上演身残心不残的大型连续剧。最近她又在两会期间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操劳,与几位委员联名提出限制网吧的议案。这是权力对残疾资源的挖掘、利用和奖励的典型表演,在权力操纵下展示残疾式效忠之丑陋,并强迫孩子们和其他残疾人欣赏这种丑陋,借以显示独裁政权的慈悲和恩惠,用一个名利双收的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政治秀来提供效忠的激励。

然而,孩子秀绝非大款和名流的垄断资源,孩子们的教育者幼儿园老师也要利用孩子作秀来为自己创收。前几天,朋友讲到他孩子所在的幼儿园,为迎接一位大款慈善家的视察,他的女儿和另外六个孩子,在阿姨的导演下,一直排练到晚上九点多钟,只为了唱好一首慈善家的家乡小调。据说,这位好心肠的款爷,出生在竹林七贤的故乡,又最爱故乡的民歌,他自述能有今天的地位和心肠,就因为遗传有竹林七贤的魏晋风骨,且哼着家乡的小调出外闯荡的。故而,阿姨们就选了七个孩子为他唱家乡民歌。我的朋友因接女儿回家等的时间过长,对此委婉地表示不满,阿姨说:这是你女儿和你这个家长的荣幸!别的家长想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表演,还不够资格呢!

由此自然会联想到各类晚会上孩子们的表演,大致与这所幼儿园的训练差不多。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大概是所有孩子的典范:动作夸张、表情妩媚、声音甜美,心跳一律。最近中央电视台搞的“校园歌曲竞赛”晚会,两群孩子在舞台作秀,一群围着一个唱歌的女人上下起伏、摇头晃脑,另一群做成圆环围着一个老师模样的女人,身体前倾,双手伸向老师模样的女人,做群星拱月的造型;孩子们脸上的表情完全是训练有素的假面,甚至类似于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脸谱。这类秀,要么为了政治上的荣誉,要么为了经济上的实惠,当然,荣誉和实惠的主要占有者是成人。

据说,想在中央电视台的重要晚会上露一面,为以后的作秀积累资本,首先就要有大量的投入。我在回父母家的火车上,碰到过一位大连籍母女,那女孩念中学,喜欢唱歌且嗓子不错,父母望女成凤,便通过私人关系带女儿来北京,先化钱进入了一个少女合唱队,然后为了在中央台的某个晚会上露一面,便是从上到下一路打点,甚至在排练时连灯光师都要塞足够的小费,起码几百元。我问这母亲大概需要多少钱,那位母亲只是说:“反正够黑的。”在我们闲聊时,少女正趴在火车的小茶桌上赶寒假作业。

而孩子,一旦被做成政治秀,实在让人快乐不起来。政治本身具有先天的残酷性和表演性,区别只在于,民主政治的表演性大大高于残酷性,而独裁政治的残酷性远远超过表演性,而且它的残酷性随表演性的提升而成几何级数加强,表演性增一分,残酷性就增十分;台上的表演越精彩越文明,台下的现实就越粗俗越野蛮。被独裁政治利用的孩子,要么升入虚幻的天堂,要么坠入真实的地狱。法轮功信徒的孩子,烧焦的身体作为“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例证,通过现代媒体展示给全世界,电视播音员的配音是:李洪志指引的升天就是下地狱,李洪志鼓吹的所谓圆满,就是生命的自戕和毁灭。而被莫名其妙奉为民族英雄的孩子,就会得到全社会的呵护,从最高领导人的怀抱和贴脸,到大款们的慷慨解囊。那孩子将来干不成别的,起码童年的记忆会把他或她培养成职业作秀者。

我在监狱里看电视,某年的世乒赛,一个16岁的女孩拿了冠军。她在打球时,父亲去世了。她特别爱父亲,家人就没敢告诉她。可她拿到冠军回国后,媒体就拿着这件纯个人的痛苦说事。先是她一下飞机,记者们围上去问到她父亲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掉了,她还不知道这噩耗。最可恶的是中央台的“综艺大观”栏目,着实利用这女孩的亲人之死狠狠地作了一把爱国主义秀。他们按这些年的惯例,把拿了诸项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请到演播现场。周涛这个一脸假笑的主持人,先是声声悲凄地向全国亿万观众说明了女孩父亲的死,接着一脸亲切地说这女孩如何如何爱父亲,最后才引出死人加孩子秀的主题,声调高亢,表情深沉地说这女孩如何如何坚强,如何如何化巨大的丧父之痛为更巨大的强国动力,一举拿下了世界冠军,为国争光之类。这还没完,因为那女孩如果不顺着主持人的煽情表表态,这场秀就不完整,此台悲剧和荣耀共同表演的爱国秀的资源就还没有全部挖掘出来。果然,周涛在半拥抱着那女孩的亮相姿态中,自己熟练地完成了由悲痛到同情再到坚定再到高亢的一系列激情秀之后,亲切地稍微低下头,把话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让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的女孩讲些大义凛然的话,唱唱爱国主义的高调。这女孩完全有理由拒绝这类近于强迫的无理要求,我看着节目的当时真希望那个女孩,摔掉周涛递上去的话筒,转身走开,让这场精心策划的爱国秀砸锅。

但是,这不可能,在中国,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要挟和敲诈──以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名义,个人几乎没有力量也没有意识与之对抗,何况背后还有政治强权为支撑,何况又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内,和当红主持人一起面对亿万观众。这个态一定要表,这是国家的利益、民族的要求、观众的期望和党的命令。还好,女孩只是象征性地说了几句诸如感谢领导和全国人民关怀之类的话,就再没有听从周涛的进一步煽动。

这样,一种纯个人的痛苦,在这么个无聊的节目中,变成了一桩爱国主义壮举并向全国的亿万观众展示。周涛那甜蜜而温存的外貌和精心保持的苗条体形,代表的却是一种野蛮的力量,逼迫女孩为了抽象的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痛苦。多冷酷,满脸堆笑的周涛;多残忍,把个人痛苦作为政治宣传的素材,创作出舞台上供亿万人观看的爱国秀,而且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痛苦。我们这群人这个社会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学会过应该怎样尊重人、爱护人,把人当作人。个人的一切包括痛苦都要作成各类为政治或为商业服务的表演秀,一个也不放过,孩子娇嫩的身体不放过,孩子痛苦的心灵也不放过。

可见,衰败的独裁政治与强盗式的资本主义的结盟,其结果就是外在法治和内在德治全无的社会荒漠。支撑着台上的莺歌燕舞的作秀表演的是幕后的肮脏交易。

犯罪秀

在几年前的美国,辛普森案的法庭辩论造成了万人空巷的效果,被告作为体育明星、黑人、杀人嫌疑犯的多重身份,具有丰富的可以作为媒体炒作和舆论热点的资源。但是最近的大陆,一个没有任何其他资本供媒体炒作的纯粹罪犯,却赢得了明星般的舆论效果,他叫张君。在大陆的三大网站,敲进“张君”这个名字,马上就有数百条相关内容出现,比如新浪网,就396条,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张君案开庭审讯将犯罪秀推向高潮。这个全国闻名的杀人犯,已经享受了与法轮功这样总书记钦定的重大政治事件,与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这些高官腐败案相同的媒体待遇,如此舆论优待,大概是连张君本人也从来不敢乞求的奢望。

张君自认为在中国的犯罪分子中,他的个人素质是数一数二的,他又在法庭上声言“我要做中国的第一杀手”。自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间,张君用过八个化名,单独或组织、指挥近二十人,在重庆、湖南、湖北等地持枪持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22次,致28人死亡,5人重伤,17人轻伤,抢劫财物价值人民币536.9万元和出租轿车5辆,抢劫执勤警察的微型冲锋枪2支及子弹20发,而且多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繁华地区公然持枪抢劫银行、金店,开枪杀人。非法购买了手枪15支、子弹2500余发,霰弹猎枪23支及子弹2000余发,手榴弹1枚,手雷2枚。公安局追捕六年才捉拿归案之后,他搭上现代传媒的超速警车,被无数媒体警察簇拥着,游遍全国的每个角落。关于张君其人其事,张君牵连的人的其人其事,与这些被牵连人有关的人的其人其事……每个细节都被媒体放大后再交给读者,张君案被完全戏剧化甚至虚拟化了,变成了一种被媒体操控的犯罪表演,变成中国最大的“犯罪秀”。

文革时,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常看到罪大恶极的死刑犯被游街示众,几辆陈旧的大卡车上,被五花大绑的死刑犯一律剃了光头,或后脖颈了插一块尖形的牌子,或胸前挂着一块长方形的牌子,白底,粗粗的黑字,正中是罪犯的姓名,字写得很大,下面的小字写着罪名。每个罪犯的两边站着两个戴着钢盔和白手套的军人,车厢的四周站满了戴钢盔的荷枪实弹的士兵,那些即将被处决的犯人,有的想昂头以示不怕死,但是军人会使劲把他的头按下去;有的已经完全瘫软,需要两个士兵用力向上提着,其中一士兵还要用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使劲搬着罪犯的秃头使其后仰,这种姿势才能让围观者看到他那吓得鼻涕横流的脸。最醒目的是黑色名字上的大红叉子。我当时,最羡慕的是士兵头上的军帽和雪白的手套。法国哲人福科在《规训和惩罚》中,对十八世纪的断头台处决犯人有过生动的描述和精辟的社会学分析。每当有绞刑或断头的处决时,工作停顿,酒馆爆满,人们骂骂咧咧兴高采烈地奔向处决现场,断头台上是罪恶、耻辱、血腥、恐怖的展示,台下是人头攒动的喝采、叫喊、亢奋、甚至狂欢的沸腾场面。他认为,这种处罚与其说是司法仪式,不如说是政治仪式更准确。一方面,是君权借此种司法程序来展示其威严和恫吓;另一方面,是万众欢呼、群情激愤的壮观场面,礼赞着社会对死亡和尸体的暴虐。然而,权力者恰恰没有预料到的是,君权所制造的这种贬损罪犯的示众场面,同时又是一个把罪犯转化为英雄的过程,罪犯受刑时表现的越潇洒越坦然,其绿林好汉的荣耀就越灿烂越辉煌。在罪犯做出的临危不惧姿态的刺激下,人们开始漫骂司法机构,讥讽官员、警察和刽子手,甚至向他们投掷石块。最后的结果是荣辱的完全颠倒:公开示众的处决仪式,原本仅仅是为了显示君主的威慑力量,却变成了狂欢的民众对法律的颠覆,对权威的嘲弄,罪犯在围观者心中变成了英雄,台下看客的呼喊与台上罪犯的凛然融在一起,鼓励着对权力及其法律的冒犯。

但是,也有另一种鲁迅体验过的旁观,人们只是把残忍场面当作消遣来享受,而中国人在变残酷为享乐上,是有独特的天赋和遗传的。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最初动力,就来自对中国人的这种愚昧和冷血的激愤。直到今天,“人血馒头”的隐喻对理解国民性来说,仍然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象征意义。

虽然,在严打期间,张君没有像其他重大罪犯那样,享受到体育场、广场的开公审大会的幸运(比如,辽宁在二十天内就召开过十四次公捕公判大会,湖南长沙举行有四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判处十八人死刑并押赴刑场执行),没有身临其境过万众瞩目的场面,但是现代传媒的巨大力量,使他的公众效应远远超过为威慑犯罪而举行的这类集会式的公开展示。“电子游街”把罪犯在法庭上的狂妄形像和一言一行传遍整个中国,人们从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的五花八门的报导中,更多面、更细致、更快捷地了解罪恶的细节和案情的进展,作为饭后谈资。甚至,张君案开庭那天,他似乎已经知道了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计划,他本人太清楚这是人生最后的一出大戏,一定要在法庭上把秀作足,这样也好为媒体炒作提供更多的资源,让十三亿人都看看自己最后的作秀,是何等的大义凛然!他刻意要扮演一个明星罪犯、反面英雄、被模仿的楷模,以此来引起民众的关注和欢呼。就连与张君打了六年交道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张君很会表演:“一旦面对公众面对媒体,张君就马上表现得很从容。”

的确,张君的做到了,从容得狂妄,从容得引导媒体为自己制造出耀眼的光环,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自我期许。媒体对开庭的报导,煽情得像是过某个重要的节日一样。看看这些随手拈来的标题:“张军在法庭上口吐狂言”、“张军扬言要当庭杀死出卖他的情妇”、“张君案庭审,波澜迭起尸检照片血腥旁听者不忍目睹”,“杀人恶魔创中国犯罪史上的数个第一”、“张君一生离不开枪和女人”……有些新闻标题就直接引用张君在法庭上的原话,如:“我当初没杀了你你要谢我”、“谁对不起我,我就要杀了他全家!”、“我不会对任何人有感情,只是利用”、“想做领袖成名,肯定要牺牲、要打死好多人”、“如果不把对手灭掉,就当不了英雄,成不了领袖”;其中,还不乏人情味和正义性的噱头,比如“张君曾想绑架记者写自传”,“自传的书名叫‘上路’想要穿布鞋”,“张君杀贪官,为民除害”;还有报导的题目直接就是少女对张君的崇拜:“少女何以爱张君,张君本是痴情种”。

这是新经济时代的“媒体游街”,从一个城镇的几条街道走向互联网的四通八达的电子街道。在这个过程中,张君充份展示了自己的邪恶魅力,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公众形像上实现了“我要做中国第一杀手”的誓言。这难道不是福科说的一种展示、一种表演、一种由罪犯到英雄的神奇转化吗!现在的中国,对张君团伙的严惩(十四人死刑,其他是死缓和无期)以及严打期间的严刑峻法,对遏制犯罪特别是恶性犯罪的威慑力已经微乎其微,而是变成了一种反面激励和示范,造就更多更仇恨的反社会力量,既然制造爆炸案的罪犯和卖炸药的小商贩都被处以死刑,那么人们在犯罪时就宁愿做大恶而不愿小偷小摸。

这既是古老的司法仪式的政治化,更是二十一世纪商品时代的犯罪作秀化,从整个追踪报导看,媒体先把罪犯做成恐怖秀:张君,从一九九一年犯第一次罪和从一九九三年杀了第一个人之后,便横行四方、无恶不作,杀人几十个、抢钱数百万,而且以情妇成打而轰动全国。媒体尽力渲染张君作案的手段之残忍、智慧之杰出、胆量之超人、场面之血腥,特别是受害者和追捕张君的警察们的追述,更是细致入微,甚至让人联想到那些影视作品中的黑帮老大。

接下来是“二奶秀”,一个个情妇姘头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细节越细越好,情节越戏剧化越引人入胜:张君怎样以男子汉的魅力周旋于无数女人之间,使女人们不仅把肉体和爱全部奉献,而且在关键时刻不惜把生命陪给张君,甚至可以用上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爱情名言:“爱可以使人生,可以使人死,亦可以使人死而复生。”支持追捕张君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告诉记者:他审问过的与张君有关系的女人很多,决不仅是四个陪张君一起上法庭的情妇,但是令他惊异的是,居然没有一个女人说张君坏话,而且她们个个都相信,张君最爱的是自己。文强感叹道,像张君这样的大恶魔,居然没有犯强奸罪!他搞了那么多女人,我们在审讯时却得不到任何他强暴女人的证据。无怪乎有“张君本是痴情种”新闻标题。

再接下来是政绩秀,公安部对张君专案组的表彰,英雄的干警们介绍经验,上级领导如何重视、破案难度如何大、追捕过程如何曲折漫长险象环生,在每一个关节点上如何与罪犯斗智斗勇……看这样的报导,甚至让人怀疑是拷贝三流警匪片;但是,也有较真的媒体质问道:追捕张君的过程长达六年,通缉令发出后张君仍然长时间肆无忌惮地杀人越货,而且多次在繁华的闹市区公开作案,政府部门、公安机关就没有责任,就不该追究追究,反而大肆表彰!

最后,小康时代的一切炒作的核心,还要落实到商业秀上,谁让党为了独裁秩序的稳定,只允许经济改革而给咱发财的机会呢。张君这个名字,可以使媒体的点击率、收视率和发行量遽增,可以让制片人把他的罪恶改编成长篇电视剧,书商要立马攒出一本以他为主角的畅销书;西安市的一壮阳药厂商,居然要以张君与众多女人的关系为男性雄起的象征,大作广告推销自己的产品;就连四川的一家小吃店的老板也给旧包子起了个新名字,叫“张君包子”。记者问老板娘为何这么干?这么干能多赚钱吗?,人家的回答却充满蔑视金钱、嫉恶如仇的正义感:主要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吃着解恨!可见人人都会利用媒体中的张君作秀了,而且做得充满情操!

其实,类似张君这样的凶残还是体制外的非法行为,这类行为在任何社会都难以完全根绝;对张君案的媒体炒作,不过是借严打之风的“政治正确”来名正言顺的作一把商业秀,而在如今中国,最残忍的还是体制本身的野蛮,不仅伤害人的肉体,对人的精神的阉割更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商业的冲击和媒体的泛滥,可以给赤裸裸的制度残忍包装成现代的各种“秀”,但是内核里的中世纪野蛮依旧,而且最大的投资者和主顾皆是政府,是权力垄断、媒体垄断和文化垄断的完美结合,它的标准产品各类“政治秀”,难道比福科所叙述的18世纪的断头台更文明吗?

故而,鲁迅的“礼教吃人”已经发展为现在的“作秀吃人”了。

2001年5月20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1.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