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真诚自省是最好的纪念

《争鸣》编者按】本文是“六四”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对八九运动的反思。他认为八九运动为百年中国前所未有的一场和平、理性、有广泛群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可惜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未能有效与学生合作,并且“拥赵倒邓”,铸成大错。

“六四”一役中断了政治改革,使开明派和自由派全线败北,使保守派统治至今,使民间政治压力全部丧失。整个国家屈服于暴力,民间的不满也是限于经济利益的追求。

学生和民众为八九运动付出了一切。对八九运动进行自省,应受苛责的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不过这场悲剧的主要责任者是暴虐的政治制度本身。

八九运动参与者应自省

最近,随着《天安门文件》的出版,“六四”又成为海外的热门话题。在人们诸多的反思中,我比较注意八九运动的学生领袖的言论,并欣喜地发现流亡美国的王丹的成熟。作为八九运动主要象征人物之一的王丹,并没有一味吃老本,挥霍用鲜血与黑牢堆积起来的政治声誉,他不但明确表示对死难者应负的一份个人的道义愧疚和责任,而且在最近的演讲中,他也反省了学生们在八九运动中的不成熟及其策略上的失误。王丹的反省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一定能代表其他学生的观点,由此引发的不同看法之间的争论,既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

但是,我个人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仍然为王丹的自省所感动。因为当时的他,不仅是学生且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他今天的政治资源也主要来自他的这一身份。他反省八九运动期间学生的失误,也就是在反省他自己的失误。是的,任何八九运动的参与者,在运动的性质和受难者的冤屈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补偿之时,为运动的正义性和伟大意义进行辩护,实乃义不容辞。但是,这种辩护决不能成为“护短”,而是严肃地自省、总结经验特别是反面的教训。至于说以王丹的醒目身份进行这样的反省,有被中共利用推卸罪责的可能,此类担心,尽管动机纯正,但实在是小看了八九运动本身的力量之所在。由当年的学运领袖来反省自身的失误,恰好表现了他对运动的正义性的充足信心,更说明了他在道义上敢于面对自我的勇气,在政治智慧上的开拓和成熟。但愿王丹的自省态度不止于他个人,而且成为“天安门一代”的共识。因为,任何来自其他方面的反省和批评,都无法代替每个人自己的、进而代替“天安门一代”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成熟。

谁应该被责备?

至于谈到八九运动中学生们的失误和不成熟,我从一九八九年的“六二绝食宣言”就开始指出学生的缺点,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还有更苛刻的批评──特别是对当时的学生领袖。现在,王丹的自省反倒使我觉得有些批评过于严厉,既不客观又不近人情。我在苛责学生的同时,更应该审视知识界自身,我们这些“长胡子的黑手”又做得如何呢?当年的王丹们,只有二十岁左右,也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既没有多少以往的经验积累,又无事前的充分准备,运动一下子就起来了,怎么可能要求他们的成熟呢?被苛以成熟要求的,实在不应该是学生,而应该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

“六四”血案的后果

不错,“六四”的鲜血和八九运动的失败,对于大陆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整体性的:它中止了八十年代势头正盛的全面改革,使之变成了政治保守而经济突进的跛足者,而经济改革本身又变成了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八九运动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完全停滞,所反对的“官倒”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发展成以腐败的各级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

“六四”,葬送了执政党的合法性,使推进政治改革的党内开明派从此一蹶不振,而固守于单纯经济改革的保守派主宰高层决策至今;“六四”,使民间自由派全军覆没,从道义上葬送了自由知识界作为启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失败,又一次在当代重演。这种失败的极端化就是冷血,面对执政党对弱势群体法轮功的野蛮镇压,自由知识界的整体沉默,就是懦弱到冷血的最新例证。

“六四”悲剧后的最大悲剧

更令人痛心的是,“六四”,使民间的政治压力几乎全部丧失。首先是大学生群体,再没有八十年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单纯的社会责任感了,而变成了执政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附属物,“小康生活”成了他们追逐的主要目标。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大学生群体始终是最主要民间政治推动力之一,而八九运动似乎成了一个分水岭,使这一传统在达到高峰的同时,也迅速地跌入低谷。现在的大学生,除了富于理想主义的极少数在单打独斗之外(如杨子立、余杰、任不寐等人),已经很难形成群体性的民间压力集团。他们的不满主要不是指向国内的独裁制度,而是一致对外地指向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狂热。在中共刻意把爱国主义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的今天,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主要民意王牌。反霸权就有官方批准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反法轮功就有全国性的“校园拒绝邪教”运动的如火如荼。看看互联网上的那些大骂美国的帖子,一大半来自大学生群体。这实在是“六四”悲剧后的最大悲剧,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此之谓也。

而来自受压榨的农民和城镇失业者的民间不满,尽管呈日益高涨的趋势,但是,这种不满已经主要不是八十年代对政治改革的公众热情,而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由权贵们主宰的不公正分配,使弱势群体的既得利益严重受损。对此,执政党采取的两手政策也不同于八十年代,它不是在整体的政治宽容中的适当压制,而是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和利益收买,是强权镇压出的和花钱买来的社会稳定。

“六四”之结必须解开

这种负面影响至今还左右着整体局势。最近,英文版《天安门文件》和中文版《中国“六四”真相》的出版,虽然使“六四”话题在海外再次成为热点,但是在国内,非但没有促成政治局面的宽松,反而使执政者陷于紧张和恐怖之中,对党内的和社会上的异己力量的监控与镇压更趋强硬。一个在血泊中成为执政核心的高层特权集团,并不能真正理解大屠杀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仍然碍于狭隘的既得利益和政治犬儒症,只从负面来看待“六四”及八九运动,仿佛“六四”翻案之日,就是他们受到整体审判之时;仿佛人们不断地提起“六四”,就是心术不正,妄图推翻现行政权。而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解开“六四”这个结,对他们、对每个人、对这个民族的巨大正面意义。

百年中国最高水平的民运

再回到八九运动中的学生。我认为他们在当时对现存制度的自发反抗,其声势之浩大、秩序之井然和动员之广泛,已经为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民间平台,成年的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完全可以在这种充分的民意支援下,一展身手和大有作为。可惜的是,由于各自的局限,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在如此丰厚的民意基础上,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政治上的智慧和魄力、组织上的能力和技巧、策略上的成熟和明智、道义上的良知和勇气,致使巨大的民间资源和百年不遇的时机被白白浪费。难道学生们发动的运动规模还不够大吗?难道各阶层市民的支援还不够热烈吗?难道他们的勇气和坚韧所持续的时间还不够长吗?难道他们的和平的非暴力抗争还不够理性而有序吗?

回顾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何时出现过像八九学生运动这样广泛而持久、和平而有序的民间动员,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也难望其项背。五四运动之所以成功,一是有赖于当时社会整体的外抗列强、内惩国贼的强烈要求,二是全社会对学生运动的广泛支援,三是当时政治统治上的混乱和失控局面。其中,社会名流基于道义的挺身而出显得特别宝贵和重要,不仅是言论声援而且以实际行动参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挺身而出,就是最具象征性的行动示范。而八九运动被镇压之后,社会名流们几乎是一片死寂。

政治改革的最好机遇

再看八九运动。与“五四”相比,唯一不同的就是执政集团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差异。军阀政权无力对全社会实施全面的严格控制,而中共政权则牢牢控制着全社会的主要资源。但是,这种可以控制的社会局面,在党内存在着身居要职的开明派、社会上存在着全力支援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界,民众中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如果这三者之间保持着必要的观念上、资讯上的沟通和策略上、行动上的合作,其结果可能会比缺乏控制的社会更积极。因为可控制的局面,不会使民间的大规模自发运动失控,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

事实上,大陆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的方式,显然是在强大民意的支援下,执政党主动推进政治改革,形成民众、社会名流阶层与执政党内开明派之间的良性互动,以避免由于人为的隔离而使某一方做出单方面的错误判断。而在政治改革成为热门话题的整个八十年代,执政党内确实有一股开明力量推动着政治改革。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与自由知识界与民众之间,对于改革开放的总体立场有着基本共识。

党内外民主力量缺乏合作

而八九运动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一运动的全过程中,种种复杂的人为阻力使学生组织、知识界自由派和党内开明派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互动与合作。事实上,党内开明派在以前并不是没有任何准备。据在“六四”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的赵紫阳的智囊们中的一些人说,在一九八八年下半年,赵紫阳的智囊们已经预见到中国可能出现自发的民间运动,并制定了在大规模自发的民间运动还未出现之前,就开始实施积极的对话和沟通的应对策略,以防止不可控制的街头政治的出现。但是,这种主动沟通、对话的策略却被莫名其妙地搁置了,在八九运动开始时也没有启动,直到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四·二七大游行”之后才开始被迫实施。而且第一次对话,官方派出的袁木与何东昌,以一副教训晚辈的权力傲慢,除了就事论事的敷衍和诡辩之外,再无任何实质性内容。后来,官方坚持“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导致运动升级为“五·一三”群体大绝食,党内开明派才为了控制冲突升级和事态扩大,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苏峰会,而派阎明复出面与民间进行极有限的实质性对话。另一次有点实质内容的对话,是在新闻界因不满“四。二六社论”而组织了五月初的大游行之后,胡启立到《中国青年报》召开的一个座谈会。

党内开明派的失误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晚,我也参加了在统战部由阎明复主持的对话。必须承认,阎明复确实是中共难得的人才,他的真诚、谦逊、长者风范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即便在党内开明派中也属于佼佼者。遗憾的是,阎明复并不是决策者,他出面召集对话是奉命行事,所要达到的目的极为现实而明确:要求学生在戈尔巴乔夫到京前撤离广场。由于长期以来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忽视、不尊重甚至进行迫害与镇压,更由于此前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给学生们留下了过于恶劣的印象,这种主要由官方制造的人为隔膜,使民间缺乏对官方的起码信任。何况大绝食开始之后,官方主动与民间的沟通以及对话,既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又是不平等的。这种对话,即便由阎明复这样的开明人物出面主持,即便在现场说服了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用当晚王军涛发言时的话说,就是阎部长的真诚感动了上帝),但是,由于其对话的基础不是出于对民意的真正尊重,而是出于解决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的实用目的;不是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妥协式合作,学生的要求没有一个得到了实质性满足和兑现(这也有开明派在党内的实力不够强大的原因),而更多是官方居高临下的要求,即便有一定的妥协也带有恩赐的性质。所以,双方不可能有良性互动。在此意义上,即便八十年代是党内开明派和社会上的自由派的蜜月期,也无法在八九运动把它发展成良性互动,就是必然的。

必须承认,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在党内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但是,同样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长期政治传统和中共的几十年的垄断性特权地位,已经养成了执政者的居高临下的“父母官”人格,即便开明和肯倾听异见如赵紫阳者,也不习惯于放下执政者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面对民意。如果党内开明派从运动的一开始,就不是只在党内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某种方式保持学运、社会名流与官方之间的资讯沟通、策略共用,其结果就会完全不同。比如,在赵紫阳发表“亚银会议讲话”之前,通过某种渠道向学生充分解释党内开明派的意图,而不是在党内斗争失败,赵自己的政治悲剧命运已经决定之后才亲赴广场,大概就不会有运动的逐步升级,支援党内开明派的民间运动更不会起到帮了倒忙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帮倒忙的决不是学生们,而是开明派及其幕僚自身。

运动中的自由知识界

自由知识界呢?八九运动的发生与自由知识界思想的启蒙有相关关系。自由知识界名流应邀去北大“民主沙龙”的演讲,在胡耀邦逝世之前的二、三月份,他们连续发表三封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的行动,都会对后来的学运产生影响。同时,他们也确实深深卷入了八九运动。但是,他们参加运动的方式极具怪异的中国特色,即在整个运动中,自由知识界和大学生之间,始终有一条不便挑明的界线,将两者的观念及行动隔开。这条界线既是政府有意制造的(如长胡子的幕后黑手),也是在运动早期自由知识界和学生双方默守的。

不错,学生中是有少数人对知识界的过深参与,怀有一种狭隘的“篡夺学运胜利果实”的警惕心理,对此我本人就有体验。但是,具有这种小心眼的学生绝非学运的主体,更不是主要学运领袖的想法。在“五·一三绝食”之后,学生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劝不走绝食的学生,无力兑现他们向阎明复的承诺之时,就已经明确向知识界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公开出面领导运动。这种请求,王丹和开希对我就提过几次。他们还说,知识界能够说服学生的最好方式,就是以行动加入到学生们中间。戒严之前,在王军涛等人的动议下才成立了“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但是,知识分子也仅止于参加会议,并没有加入到广场的绝食学生之中。从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的筹备到二十三日正式成立再到五月底的会议,参加联席会的人员由开始的一百多人减少到二十几人,不再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由此可见,在界线的背后,既有为了避免授中共政权以进行镇压的口实的原因,也有知识界固有的傲慢而又懦弱的心态。他们不是把自己作为平等的一分子,通过参与到学生之中来支援或劝说学生,而是把自己当成学生们的精神导师,以俯视的姿态进行幕后指导和理论说教,擅自宣称自己可以代表学生与政府谈判。五月二十七日的社科院政治学所的联席会议做出撤出广场的决策,因广场指挥部的不执行而失效后,王丹曾对我感慨说:如果老师们也加入学生的绝食,那么在戒严前后就有可能把学生带出广场。

开明派幕僚的立场

更重要的是,有些知识分子,特别是还具有幕僚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八九运动中的主要立场,更倾向于在学生中为党内开明派的行为作辩护,其角色是代表开明派来说服学生,一味让学生为开明派的困境着想,而不是同时也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向政府施加压力,说服政府也做一些实质性的妥协。这种立场,直到大屠杀过后甚至直到现在,仍然为一些人所坚持。

知识界缺乏勇气和行动

从学生的角度讲,他们已经为推进政治改革提供了足够的民间的动力和压力,该轮到自由知识界和党内开明派付诸于行动的时刻了。而且,学生们一直在行动,一直是运动的先锋,甚至不惜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起全社会的良知和行动,特别是呼唤社会名流们拿出实际的行动来,而自由知识界却一直不肯加入到他们的行动中来,党内开明派也不肯真正与他们对话沟通。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八九运动的主体和正宗,很难接受党内开明派的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更难以接受自由知识界那种只动口而不动手的懦弱姿态,就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无怪乎柴玲曾经不无偏激地说:“什么是水平?勇气就是水平。”政治勇气,在大转折的关键时刻,的确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八十年代,在意识形态上,自由知识界的主体仍然在体制之内,他们既作为执政党的改革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又作为民间社会的主要代言人和启蒙者,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在八九运动中的整体角色,常常变得暧昧不清。更重要的是,在运动突然爆发之前,他们既没有明确而深入的自由理念,而更多的是期盼“青天”的心理,也没有什么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运动开始之后,他们既没有驾驭自发群体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技术操作的经验及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策略调整,也没有平等的公民意识及参与精神;而他们最缺少的,无疑是在大恐怖面前坚定的道义立场和无畏的良知勇气。

从声援到背叛的三部曲

运动开始时,他们大多持观望态度,其理由居然是不给官方以打压运动的藉口。随着运动迅速扩大并达到大绝食的最高潮时,还有一些人只想充当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周旋者,去广场擅自宣布代表学生与政府谈判。他们中的积极投入者,即便成立了类似学生自治组织的知识界联合会,也主要是声援性质的,并且在没有和学生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把运动的主要矛头指向了邓小平,使运动的目标过早地转向了“拥赵倒邓”,给了保守派以罢免赵紫阳的极有利口实,让邓小平坚定了实行戒严的决心,由此铸成了策略上的大错。我甚至以为,这个错误远远超过学生们犯下的任何策略上的错误。在宣布戒严后的一片恐怖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便开始临阵脱逃,而在最严峻的大屠杀时刻,只有极少数人与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起,面对刽子手的坦克和枪口;当无数市民走上街头抢救死伤者、抗议中共的法西斯暴行之时,自由知识界早已逃向了安全之处。在“六四”之后的整肃中,没有逃亡和进监狱的知识分子,大都屈从于中共政权的淫威。

从犹豫观望到热情声援至大面积逃亡或背叛的三部曲,充分显示了这一群体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道义上的无底气。政治上的不成熟还可以得到理由充足的辩护,而道义上的无底气就只能证明其在整体上的懦弱。

作为例外的是陈子明和王军涛,中共政权视他俩为“职业反革命”,因为从“四五运动”到“西单民主墙”、“大学竞选”,从创办“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到全面参加八九运动,他俩几乎卷入了七、八十年代所有的民间政治反对运动。他俩在保持与党内开明派的智囊人士的经常性沟通的同时,一直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并且从头到尾深深地参与八九运动,他们两人的命运与这一悲剧运动紧紧连在一起。“六四”大屠杀之后,不仅陈、王二人被作为头号黑手判刑十三年,而且研究所被查封,上千万资产被强行没收。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应对如此大规模民间运动的经验,他们从头至尾的介入,并没有在关键的时刻减缓运动的逐步升级倾向。

八九运动证明了什么?

以“六四”的血腥悲剧结局而落幕的八九运动,真正证明的,不是学生的不成熟和特权意识,而是党内开明派的不成熟和特权习惯;不是学生们的居功自傲和盲目轻率,而是自由知识界的名流意识和盲目轻率;不是学生们幼稚的英雄主义,而是自由知识界懦弱的犬儒主义。严格的讲,八九运动的失败,不是学生及广大民众的失败,因为他们已经为这个社会提供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民意基础,他们做的最多、付出的鲜血也最多,而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的整体失败,因为他们没能有效地珍惜和利用这宝贵的民间资源。

特别是自由知识界的失败最为惨重,他们与党内开明派的联盟破碎了,与学生们之间的精神纽带断裂了,与民众之间本来就极为脆弱的关系更是荡然无存。极少数仍然坚持自由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也只能处在自说自话的单打独斗之中,根本无法形成像样的民间压力。

八十年代的年轻大学生们,曾经为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绝佳的民间舞台和百年不遇的历史时机,但是,由于长着胡子的人们的整体不成熟和懦弱,使年轻生命所付出的代价和提供的时机至今没有结成正果。中国人还会有这样百年不遇的时机吗?还会有八九运动那样有序而理性的民众运动吗?如果有,但愿长胡子的人们能做得好些!

责任在制度本身

八九运动给中华民族的最大启示是:无论是处理偶发性的棘手事件,还是保持社会的稳定,一味对抗,致使本来温和的矛盾不断升级,直至达到双方在心理上(因为现实往往并非如此,而是人为的内心恐惧使然)的毫无退路的激化状态,然后动用强制力甚至暴力暂时解决问题,不仅在道义上是野蛮的,更是代价最大的方式。而且其效果是本末倒置的,对具有道义性合法性的被镇压者如此,对失去道义合法性的镇压者更是如此。而在大陆中国,民间与执政者的冲突,无论是对抗的产生、激化,还是解决冲突的方式的粗暴和野蛮,其责任主要应由制度本身的暴虐性来负。

二○○一年五月六日于北京家中

【争鸣】
【大纪元】20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