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大学生与八九运动——为六四十二周年作

最近,随着“天安门文件”的出版,六四又成为海外的热门话题。在人们诸多的反思之中,我特别注意八九运动的学生领袖的言论,并欣喜地发现流亡美国的王丹的成熟。作为八九运动主要象征人物之一的王丹,并没有一味吃老本,挥霍用鲜血与黑牢堆积起来的政治声誉,他不但明确表示对死难者应负的一份个人的道义愧疚和责任,而且在最近的演讲中,他也反省了八九运动中学生的不成熟和策略上的失误。王丹的反省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一定能代表其它学生的观点,由此引发的不同看法之间的争论,既是正常的也是有益的。

但是,我个人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仍然为王丹的自省所感动。因为当时的他,不仅是学生,而且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他今天的政治资源也主要来自他的这种身份。他反省八九运动期间学生的失误,也就是在反省他自己的失误,这不仅说明了当年的学生领袖敢于面对自我的勇气,而且也表现出一种政治智慧上的开拓和成熟。但愿王丹的自省不止于个人,而且成为“天安门一代”的共识。因为,任何来自其它方面的反省和批评,都无法代替每个人自己进而代替“天安门一代”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成熟。

至于谈到在八九运动的大悲剧中学生们的失误和不成熟,我从1989年的“六二绝食宣言”就开始指出,而且在于92年出版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有更苛刻的批评——特别是对当时的学生领袖。现在,王丹的自省反倒使我自觉有些批评过于严厉,既不客观又不近人情。我在苛责学生的同时,再反过来审视知识界自身,我们这些“长胡子的黑手”又做的如何呢?当时的王丹们,只有二十岁左右,也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既没有多少以往的经验积累,又无事前的充分准备,运动一下子就起来了,怎么可能要求他们的成熟呢?被苛以成熟要求的,实在不应该是学生,而应该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

不错,六四的鲜血和八九运动的失败,对于大陆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整体性的,它中止了八十年代的势头正盛的全面改革,使改革变成了政治保守而经济突进的跛足改革,使经济改革又变成了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八九运动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完全停滞,所反对的“官倒”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发展成以腐败的各级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利益集团。

六四,不仅葬送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六四使党内开明派和民间自由派全军覆没,使推进政治改革的党内开明派从此一蹶不振,使固守于单纯经济改革的保守派主宰高层决策至今,而且从道义上葬送了自由知识界作为启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知识份子群体整体失败的当代翻版。这种懦弱的极端化就是冷血,面对执政党对弱势群体法轮功的野蛮镇压,大陆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整体沉默,就是懦弱到冷血的最新例证。

更令人痛心的是,六四使民间的政治压力几乎全部丧失。首先是大学生群体,再没有八十年代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单纯的社会责任感,而变成了执政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附属物,“小康生活”变成了他们追逐的主要目标。从五四运动开始,在中国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大学生一直是最主要民间政治推动力,八九运动似乎成了一个分水岭,使这一传统在达到高峰同时,也迅速地跌入低谷。现在的大学生,除了富于理想主义的极少数单打独斗之外,已经很难形群体性的民间压力集团。他们的不满主要不是指向国内的独裁制度,而是加入执政党煽动的民族主义狂热之中,一致对外地指向美国霸权,在中共刻意把民族主义作为政权合法性来源的今天,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主要民意王牌。反美国霸权就有各大城市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反法轮功就有全国性的“校园拒绝邪教”运动的如火如荼。看看互联网上的那些大骂美国霸权的帖子,一大半来自大学生群体。

而来自受压榨的农民和城镇失业者的民间不满,尽管呈日益高涨的趋势,但是,这种不满已经主要不是八十年代对政治改革的公众热情,而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因为,由权贵们主宰的不公正分配,使弱势群体的既得利益严重受损。而执政党采取的两手政策也不同于八十年代,它不是在整体的政治宽容中的适当镇压,而是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和利益收买,是强权镇压压出来的和花钱买来的社会稳定。

而且,这种负面影响至今还左右着整体局势。最近,英文版《天安门文件》和中文版《中国六四真相》的出版,虽然使六四话题在海外再次成为热点,但是在国内,非但没有促成政治局面的宽松,反而使执政者陷于紧张和恐怖之中,对党内的和社会上的异己力量的监控、镇压更趋强硬。因为,一个制造了血案的执政党和在血泊中成为执政核心的高层特权集团,并不能真正理解大屠杀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仍然碍于狭隘的既得利益和政治犬儒症,只从负面来看待六四及八九运动,仿佛六四翻案之日,就是他们受到整体审判之时;仿佛人们不断地提起六四,就是心术不正,妄图推翻现行政权。

再回到八九运动中的学生,我认为他们在当时对现存制度的自发反抗,其声势之浩大、秩序之井然和动员之广泛,已经为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民间平台,那些成年的党内开明派和社会上的自由知识界,完全可以在这种充分的民意支持下一展身手和大有作为。可惜的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由于各自的局限,在如此良性的民意基础上,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政治上的智慧和魄力、组织上的能力和技巧、策略上的成熟和明智、道义上的良知和勇气,致使如此巨大的民间资源白白浪费。难道学生们发动的运动规模不够大吗?难道各阶层市民的支持还不够热烈吗?难道他们的勇气和坚韧所持续的时间还不够长吗?

回顾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何时出现过像八九学生运动这样广泛而持久的民间动员,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也难望其项背。五四运动之所以成功,一是有赖于当时社会整体的外抵列强、内惩国贼的强烈要求,二是有赖于当时政治统治上的混乱和失控局面,三是全社会对学生运动的广泛支援,特别是社会名流的基于道义的挺身而出,不仅是言论声援而且以实际行动参与,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挺身而出,就是最具象征性的行动示范。

再看八九运动。与五四相比,唯一不同的就是执政集团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差异,军阀政权无力对全社会实施全面的严格控制,而中共政权则牢牢控制着全社会的主要资源。但是,这种可以控制的社会局面,在党内存在着身居要职的开明派、社会上存在着全力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民众中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的巨大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如果这三者之间保持着必要的观念上、资讯上的沟通和策略上、行动上的合作,其结果可能会比缺乏控制的社会更积极。因为这种可控制的状态,不会使民间的大规模自发运动失控,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

事实上,大陆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的方式,显然是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执政党主动推进政治改革,形成民间、社会名流阶层与执政党内开明派之间的良性互动,以避免由于人为的隔离而使某一方做出单方面的错误判断。而在政治改革成为热门话题的整个八十年代,执政党内确实有一股开明力量推动着政治改革。虽然中间出现过针对知识界的“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但是由于执政党内的开明派胡耀邦、赵紫阳的宽容政策,执政精英与自由知识界与民众对于改革开放的总体立场有着基本共识。

而八九运动的失败的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一运动的全过程中,种种复杂的人为阻力使学生组织、民间自由派和党内开明派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合作。事实上,党内开明派在以前并不是没有任何准备。据曾经在六四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的赵紫阳时期的智囊们中的人说,在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的智囊们已经预见到中国可能出现的民间运动,并制定了在大规模自发的民间运动还未出现之前,就开始实施积极的对话、沟通的策略,以防止街头政治的出现。但是,这种主动沟通、对话的策略却被搁置,直到八九运爆发并形成了“4·27大游行”之后才开始被迫实施,而且第一次对话,官方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完全是就事论事的敷衍。而实质性的对话,直到“4·26社论”导致运动升级为群体大绝食之时,党内开明派才为了控制冲突升级,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苏峰会,而派出阎明复出面与民间进行极有限实质性的沟通。另一次有点实质内容的对话,是在新闻界组织了大游行之后,胡启立到《中国青年报》召开的一个座谈会。

1989年5月13日晚,我也参加了在统战部由阎明复主持的对话。必须承认,阎明复确实是中共难得的人才,他的真诚、谦逊、长者风范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即便在党内开明派中也属于佼佼者。遗憾的是,阎并不是决策者,他出面召集对话是奉命行事,所要达到的目的极为现实而明确:要求学生在戈尔巴乔夫到京前撤离广场。由于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人为隔膜,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忽视、不尊重甚至进行迫害与镇压,更由于此前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给学生们留下了过于恶劣的印象,遂使双方缺乏起码的相互信任。何况大绝食开始之后,官方主动与民间的沟通以及对话,既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又是不平等的。这种对话,即便由阎明复这样的开明人物出面主持,即便在现场说服了大多数学生和知识份子(用当晚王军涛发言时的话说,就是阎部长的真诚感动了上帝),但是,由于其对话的基础不是出于对民意的真正尊重,而是出于解决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的实用目的;不是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妥协式合作,而更多是官方居高临下的要求,学生的要求没有一个得到了实质性满足和兑现(这也有开明派在党内的实力不够强大的原因),即便有一定的妥协也带有恩赐的性质;所以,双方不可能有良性的互动。在此意义上,即便八十年代是党内开明派和社会上的自由派的蜜月期,也无法在八九运动把它发展成良性互动,就是必然的。如果党内开明派从运动的一开始,就不是只在党内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某种方式保持学运、社会名流与官方之间的资讯沟通、策略共享,其结果就会完全不同。比如,在赵紫阳发表“亚银会议讲话”之前,通过某种渠道向学生充分解释党内开明派的意图,而不是在党内斗争失败之后,他自己的政治悲剧命运已经决定之后才亲赴广场,大概就不会有后来的大绝食,大规模的民间运动更不会起到帮了开明派倒忙的作用。

自由知识界呢?八九运动的出现与自由知识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启蒙有正相关关系,他们应邀去北大“民主沙龙”的演讲,在胡耀邦逝世之前的二、三月份,他们连续发表三封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的行动,都会对后来的学运产生影响,他们确实深深地卷入了八九运动。但是,他们参加运动的方式极具怪异的中国特色,即在整个运动中,自由知识界和大学生之间,始终有一条不便挑明的界线,将两者的观念及行动隔开。这条界线既是政府有意制造的(如长胡子的幕后黑手),也是自由知识界和学生双方默守的。

但是在“5·13绝食”之后,学生领袖王丹和乌尔开希已经明确向知识界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公开出面领导运动,这种请求王丹和开西对我就提过几次。他们还说,知识界能够说服学生的最好方式,就是以行动加入到学生们中间(在5月27日的社科院政治学所的联席会议决定撤出广场的决策失效后,王丹曾对我感慨说:如果知识界也加入学生的绝食,那么在戒严前后就有可能把学生带出广场)。戒严之前,在王军涛等人的动议下才成立了“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但是,知识份子也仅止于参加会议,并没有加入到广场的绝食学生之中。从1989年5月18日的筹备到23日正式成立再到5月底的会议,参加联席会的人员由开始的一百多人减少到二十几人,不再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是知识份子。由此可见,在界线的背后,既有为了避免授中共政权以进行镇压的口实的原因,也有知识界固有的傲慢而又懦弱的心态。他们不是把自己作为平等的一分子,通过参与到学生之中来支持或劝说学生,而是把自己当成学生们的精神导师,以俯视的姿态进行幕后指导和理论说教,擅自宣称自己可以代表学生与政府谈判。

更重要的是,有些知识份子,特别是还具有幕僚身份的知识份子,他们在八九运动中的主要立场,更倾向于在学生中为党内开明派的行为做辩护,其角色是代表开明派来说服学生,一味让学生为开明派的困境着想,而不是同时也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向政府施加压力,说服政府也做一些实质性的妥协。这种立场,一些人直到大屠杀过后、甚至直到现在仍然坚持着。

而从学生的角度讲,他们已经为推进政治改革提供了足够的民间动力和民意压力,该轮到自由知识界和党内开明派付诸于行动的时刻了。而且,他们一直在行动,一直是运动的先锋,甚至不惜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起全社会的良知和行动,特别是呼唤社会名流们拿出实际的行动。而自由知识界却一直不肯加入到他们的行动中来,党内开明派也不肯真正地与他们对话沟通。所以,他们自然认为自己是八九运动的主体和正宗,很难接受党内开明派的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更难以接受自由知识界那种只动口而不动手的懦弱姿态。

八十年代,在意识形态上,自由知识界作为执政党的改革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同时作为民间社会的主要代言人和启蒙者,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在八九运动中的整体角色,常常变得暧昧不清。更重要的是,在运动突然爆发之前,他们既没有明确而深入的自由理念而更多的是期盼“青天”的心理,也没有什么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运动开始之后,他们既没有驾驭自发群体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技术操作的经验及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调整,也没有平等的公民意识及参与精神;而他们最缺少的,无疑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坚定的道义立场和无畏的良知勇气。运动开始时,他们大多持观望态度,其理由居然是不给官方以打压运动的借口;随着运动迅速扩大并达到大绝食的最高潮时,还有一些人只想充当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周旋者,去广场擅自宣布代表学生与政府谈判;他们中积极的投入者,即便成立了类似学生自治组织的知识界联合会,也主要是声援性质的,并且在没有和学生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发表了“5·17宣言”,把运动的主要矛头指向了邓小平,使运动的目标过早地转向了“拥赵倒邓”,给了保守派罢免赵紫阳的口实,让邓小平坚定了实行戒严的决心,因而在八九运动的策略上铸成大错,我甚至以为,这个策略上的错误远远超过学生们犯下的任何策略上的错误;在宣布戒严后的一片恐怖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便开始临阵脱逃,而在最严峻的大屠杀时刻,只有极少数人与学生和市民站在一起,面对刽子手的坦克和枪口。大屠杀开始之后,当无数市民走上街头抢救死伤者、抗议中共的法西斯暴行之时,自由知识界早已逃向了安全之处。大屠杀之后的整肃期间,留在国内的大多数自由知识界向政治强权的高压屈服,而逃往国外的人把苦难作为资本,任意地挥霍死难者的鲜血。从犹豫观望到热情参与至大面积逃亡或背叛的三部曲,充分显示了这一群体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道义上的无底气。政治上的不成熟还可以得到理由充足的辩护,而道义上的无底气就只能证明这一群体在整体上的懦弱。以至于到现在,当年参加运动的风云人物中,连一个能被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公认的道义象征都没有。

作为例外的是陈子明和王军涛,中共政权视他俩为“职业反革命”,因为从“四五运动”到“西单民主墙”、“大学竞选”,从创办“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到全面参加八九运动,他俩几乎卷入了七、八十年代所有的民间政治反对运动。他俩在保持与党内开明派的智囊人士的经常性沟通的同时,一直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并且从头到尾深深地参与八九运动,他们两人的命运与这一悲剧运动紧紧连在一起,六四大屠杀之后,不仅陈、王二人被作为头号黑手判刑十三年,而且研究所被查封,上千万资产被强行没收。遗憾的是,由于没有应对如此大规模民间运动的经验,他们从头至尾的介入,并没有在关键的时刻减缓运动的激进倾向。

以六四的血腥悲剧结局而落幕的八九运动,真正证明的不是学生的不成熟,而是党内开明派的不成熟;不是学生们的居功自傲和盲目轻率,而是自由知识界的名流意识和盲目轻率;不是学生们的幼稚的英雄主义,而是自由知识界的懦弱的犬儒主义。严格的讲,八九运动的失败,不是学生及广大民众的失败,因为他们已经为这个社会提供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民意基础,他们做的最多、付出的鲜血也最多,而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的整体失败。

特别是自由知识界的失败最为惨重,他们与党内开明派的联盟破碎了,与学生们之间的精神纽带断裂了,与民众之间本来就极为脆弱的关系更是荡然无存。极少数仍然坚持自由主义信念的知识份子,也只能处在自说自话的单打独斗之中,根本无法形成像样的民间压力。

八十年代的年轻大学生们,曾经为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绝佳的民间舞台和时机,但是,由于长着胡子的人们的整体不成熟和懦弱,使年轻生命所付出的代价和提供的时机至今没有结成正果。我们还会有这样百年不遇的时机吗?如果有,但愿长胡子的人们能做的好些!

2001年5月6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2001-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