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电视小品,小康时代的文化鸦片

电视中又在播小品,赵本山和宋丹丹外加名牌主持人崔永元。住上二层小楼的致富了的老农民,与中央台大腕谈天说地,从自己的初恋到克林顿的桃色绯闻,从改革开放的赞歌到嘲讽霸权的打油诗,最后以亮相姿态抒发小康时代的豪情:“风景这边独好!”而他俩追逐的明星——倪萍和赵忠祥——在贵宾席上笑得老树开新花。

小品,近几年大众文化中最阴毒的精神调笑,如果仅止于娱乐和休闲,这样只供一笑的庸俗和无聊还有正当的存在理由和权利。但是,大陆的小品不是美国的“脱口秀”和港台的“肥肥姐”,决不会很单纯地“为娱乐而娱乐”,而是要“寓教于乐”,使之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帮闲功能,在浅薄、无聊、庸俗、恶心的调笑中,加入大量民族自尊、太平盛世、“三讲”后的廉洁正直和“真善美”的道德说教,诸如“美国人倒着刷盘子”、“美国闹绯闻俄罗斯换总理环顾全球冷暖风景这边独好”……皆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被评为一等奖。

我读大学中文系时,才知道“寓教于乐”是社会主义美学的最主要原则之一,来自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是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很好地实践这一美学原则,在阶级斗争的狼烟四起和阴谋重重的险恶之中,除了阶级敌人的阴险冷笑和革命英雄的仰天大笑外,还能抖出笑料的人肯定居心不良,谁敢在样板戏里调戏观众?

只有到了小康时代,“寓教于乐”这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才得到普及化实践。八十年代是相声的黄金时代,九十年代小品红极一时,它是调笑心态的舞台化和程式化,是世纪末中国人精神的准确外观。如果说,港台的悄声软语是中国人的主要抒情模式,那么,小品就是大陆人特有的调笑大餐,有没有受欢迎的小品节目,已经成了社会衡量电视中的各类晚会和综艺节目重要标准之一。以陈佩斯、赵本山、赵丽蓉、宋丹丹,潘长江、黄宏、郭达等人代表的小品,是大众的精神鸦片;上演小品的各种大同小异的晚会,类似于具有多种娱乐功能的“精神大烟馆”,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所完成不了的灌输功能,借助于舞台小品这种精神鸦片的致幻效果来完成,而且是超额完成。

这几年,与小品的火爆并行的是古装戏泛滥成灾,从“宰相刘罗锅”、“戏说乾隆”到“康熙微服私访”、“还珠格格”,而这些电视剧的人物对白和情节设置,都有几分小品的调笑风格。帝王们既威严而不失人情味,如同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回忆;又清明而滑稽,颇有几分宫廷弄臣兼开心太监的角色。过几天,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继《水浒》、《雍正王朝》之后又要播出大型连续剧《战国》。主旋律不敢直接触碰现实,只好在故纸堆中寻找灌输资源和消费市场,至多弄出点“刘罗锅”和“雍正”式的借古讽今,仍然脱不去帮闲功能。清官最终一定在圣上的支持下战胜贪官,正如中共的纪委书记或检察院长一定在党委书记的支持下搬倒不可一世的腐败家族。用古代帝王锐意改革和公正廉洁的开明形象来包装今天的执政者,用古代的清流读书人的空谈误国来贬损今天的具有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电视剧设计了雍正对读书人“造反”的镇压而有利于改革大计的情节,正是别有用心地为中共压制言论自由和学生运动正名。粉饰太平盛世和向执政者献媚,是这类古装电视剧的主要意识形态功能,而调戏观众是其收视率的保证。

即便是娱乐大于道德灌输的《还珠格格》,在打打闹闹和蹦蹦跳跳的嬉戏之中,也借助于通行全世界“灰姑娘”的故事原型,表现对权力的妩媚、羡慕和渴望。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版本的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好莱坞影片《Pretty Woman》也是这类原型的现代翻版:卖淫女郎由一夜风流而荣升为亿万富翁的所爱,大饭店的豪华套间与贫民窟的拥挤公寓之间,夜游在街头的性感超短裙和散步在绿草如茵的贵族式庄园的拖地长裙之间的鲜明对比,征服了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和平民社会。而这类“灰姑娘”的流行故事变种到官本位的大陆中国,决不会是单纯的“富”,一定要有权力之“贵”;决不是西方式的由富而贵,而是中国式的由贵而富,亿万富翁的头上要戴一顶皇冠。

流落街头、住在大杂院、与社会的下九流厮混的皇家私生女,经过复杂、惊险、恶作剧百出的寻父认父过程,终于认主归根,得到了乾隆帝的确认和整个宫廷的接纳,从此过上雍容尊贵、仆厮成群的生活。其中贯穿着宫廷式的富与贫、贵与贱、善与恶、忠与奸、智与愚、恩与威、冷酷与温情、权力与人性、文雅与粗俗、勇敢与懦弱之间的鲜明而浅显的对比。“小燕子”赵薇成了生长于改革背景下的一代孩子们的偶像,不仅大城市中衣食无忧的家庭“小皇帝们”特别喜欢此剧,就连一些偏远农村的穷孩子,都把《还珠格格》的招贴画贴在家徒四壁的炕头。

权贵私有化时代提供了太多一夜暴富的示范,加之学校中、家庭中和社会上的耳濡目染,都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攀权附贵的种子,使富贵攀比成为孩子们的正常心态。他们自然羡慕小燕子在一夜之间由街头浪儿到皇家千斤的幸运,向往她所具有的那种既衣食无忧又可肆意妄为地发挥青春天性的特权。在“我是疯儿我是傻”的儿童式自白背后,是庇护着这种胡作非为的皇族特权,与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个暴富的权贵家族正好相互映衬。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传统早已深入民族的骨髓,现在又有太多的事实向孩子们展示着“好父母”的诸多方便,谁不想出身于权贵之家,有一对大权在握的“好父母”,有一个人人争相羡慕的好血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也。何况小燕子和紫薇的得道升天的曲折经历所具有的传奇性及戏剧性呢!

今天的中国,执政党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着双重控制:既操纵着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问题的主导意识和合法性辩护,又通过提供只值一笑的文化垃圾腐蚀人们的精神。一方面鼓荡起公众的攀权附贵的狂热,另一方面把百姓训练成冷漠的消费者,让他们别无选择地只能追求短暂的感官享受,而不关心任何严肃的社会问题。民众的强烈反腐败要求,与其说是出于对社会公正的道义要求,不如说是出于“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嫉恨心理。实际上,法律之外的腐败式交易,才是人人都追求的最佳获利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常态规则,政治权力才是人们最想得到的稀缺资源,当官才是人人羡慕和嫉妒的职业。大陆公开发表的关于大学生择业调查表明,最受关注的职业中,“从政”或“当官”始终是大学生择业的优先目标。

许多外国人来中国,都为北京等大城市的巨大变化和惊人繁华而感叹,但是他们走马观花式的印象,掩盖着极为丑陋的人性和悬殊的贫富差异。老外们很难想象,为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中的灯红酒绿提供血肉的,正是对农民的严重剥夺、对失业者的漠不关心;支撑着权贵们一掷万金的,正是教育的日渐荒芜和环境的日益耗损,以及被屠杀被监禁被驱除的无辜者的呻吟、乞求和没有回应的抗争。

在大众文化的风靡中,腐朽的传统政治与堕落的现代消费结合起来,冷酷的现代专政和冷血的大众找乐融为一体;政权和商业的共同操作所创造的文化消费市场,把自卑自傲的民族主义和虚张声势的反霸权变成畅销读物,把一夜暴富的渴望制作成看不完的肥皂剧,把压抑以久的性欲变成现实中的“包二奶”和“泡小姐”,再包装成文化产品中的没心没肺的婚外恋矫情和放荡的床上尖叫;把无产阶级造反革命,变成准知识贵族的鸡尾酒会;把为弱势群体鸣不平的呐喊,通过商业炒作变成文化卖点和高额的市场利润;把用大资本家的钱支持的学术评奖,变成了掌勺的学术青红帮私分大锅饭(正如权贵们把企业上市变成代理人瓜分公共资产一样)……本来应该承担社会批判与公众启蒙的责任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成为执政集团的附属物,成为执政党操纵大众的辩护工具;另一方面变成了文化商人,操纵着精神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他们在自艾自怜地感叹人心不古和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却仍然以独霸的话语地位进入权力的中心和文化市场的旋涡,既当执政党的高级幕僚又做大资本家的高级打工仔,通过出卖学术诚信和道义良知来完成了与权力与金钱的结盟,顺便也完成了自己的私人资本积累,弄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常务懂事干干。

于是,在没有基本的制度常识、权利常识和做人常识的畸形社会中,成为知识界的口头禅的“多元化”也变得非驴非马,甚至就是指鹿为马。一方面,在官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强制性在场的背景下,“多元化”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和伦理的依托,被政治恐惧笼罩的知识界刻意回避争取自由权利的言说和行动;另一方面,在政治高压和商业诱惑的双重作用下,知识界又高声呼吁绝对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纵容和鼓励一种泯灭一切价值、“怎样都行”的文化流氓,十足的犬儒态度成为“以无厚入有间”的利器,无论在何等处境中皆能逍遥地“游刃有余”,达致如入无人之域的化境。

特别是当前的人文理论和作为显学的经济学,成为权力与金钱的双重附庸,与权钱结盟所共同形成的社会控制同进共退。“腐败”有利于改革,“权威”有利于制度变革,加强中央财政有利于宏观调控,政治冷漠有助于避免全民政治,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和文革是真正的公众民主,大众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与国际社会接轨,甚至造成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大水灾,也成了有助于刺激内需和拉动经济高增长的宝贵资源等等。他们制造的文化产品,不再具有任何批判意识与启蒙功能,而堕落为辩护意识与休闲消费。当学者变成了小康时代舞台上的明星戏子,学术自然蜕变为装点繁荣盛世的晚会上的小品。所谓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所谓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过是知识人放弃知识而进入文化市场而已;学者明星成为小康时代最醒目的文化标志。

八十年代末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无论有多少遗憾有待弥补,但它毕竟是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媒进行严肃的公共启蒙的第一次尝试,而现在看来,所有遗憾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它成为这种严肃尝试的终结。六四之后,尽管进入影视传媒的知识人成几何基数增长,但是《河殇》类的具有严肃启蒙意识和改革激情的电视政论片已经绝迹。大量被聘为各类电视栏目的策划或顾问的知识人,仅仅是有着高额利润的传媒产业的雇员,至多是高级白领。他们是明星主持人台词的制作者和文字润色者,是各类晚会导演的暂时幕僚或高参,是长篇电视剧的总策划或“捉刀人”,是提升某一栏目文化品味的嘉宾,是影视精品节目的知识点缀,是赶场般地参加各种座谈会的“捧哏”者,甚至是“电视购物”中的导购小姐或先生,是“电视红娘”中初恋者们的客串知心热线……知识界的批判意识堕落成完全的空白和指鹿为马的误导,学术讨论变成了市场炒作和商品交换,个人自主性批判变成了名星表演,社会的鉴赏品味自然就变成了对港台式的“玻璃心”的咀嚼,如同口腔糖的消费。从阅读中汲取精神营养变成了影视画面的追星群体,人们浅薄到只听通俗歌曲,只看港台影视,只欣赏调笑小品的地步。即便还有对社会责任、公民权利、个人尊严和欣赏品味的关注,也大多是抽象的空洞的晦涩的理论说辞,而很少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从来没有过个人权利意识的民族,在还没有争取到这种权利时,就已经放弃了一切个人权利。媒体中曝光最多的所谓民告官的行政诉讼,百分之九十是有关商品消费的赔偿案例,消费时代的过早降临,使消费者的物质权益成为唯一的保障对象。畸形的权利意识,导致了类似王海现象的爆发性效应,“维权”的动听呐喊变成了出名与发财的工具。这是一个没有良心自责、社会批判和灵魂拷问的时代。知识分子要么成为孤立于社会之外的被放逐者,要么融入社会成为既是操纵的工具又是被操纵的附庸。五四传统赋予知识分子的权力批判和公众启蒙的双重角色,如今变成了对权力的顺从和满足公众消费欲望的双重奴隶。

在西方,公共领域经由自由主义批判时期的启蒙,转变为福利时期的受现代的商业和传媒所操纵的消费性休闲。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以对现代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激进批判而闻名于世,阿多诺尔的《启蒙的辩证法》和本雅明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是其代表作,他们甚至认为,大众文化正在抹平人们的审美品味,已经窒息了怀疑冲动和批判意识,导致了一种“富裕的疾病”和“喜气洋洋的灾难”。这是文明由种族灭绝的野蛮变成享乐化的野蛮之灾难,是高贵堕入时尚化的平庸之疾病。

而在中国,没有经过成功的自由主义的批判启蒙,也没有自由制度中的权利保障和富足生活,但是,我们似乎直接进入了后现代的消费性休闲的时代:令世人惊叹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小康式的衣食无忧,北京长城饭店的著名夜总会“天上人间”中的高消费的糜烂,长安俱乐部的雍容华贵,三里屯酒吧一条街那喧闹的夜生活……这一切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小品化享乐就是小康时代的文化精神。

每一次文明的进步,未必就不是向更高级野蛮的倒退。在物质生活迈向小康的同时,精神生活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倒退回野蛮,而且是丧心病狂的享乐化野蛮。

2001年4月12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国】
【大纪元】2001.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