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三个代表与中共政权的资本化

在大陆,象《真理的追求》这类极左刊物读者群已经很小了,因为谁都知道它是以邓力群为核心的传统毛派的主要喉舌。但是,这本只有48页、全年定价只有24元人民币的月刊,却能透露出大量耐人寻味的资讯。

这本刊物的包装很简朴,封面是白底,五个红色的大字“真理的追求”,配有几行黑体的要目、月份、主办单位和拼音;内页除了比一般刊物的字号大之外,只有黑体的文字,再无任何图片和色彩,完全是毛时代的党刊《红旗》杂志风格。

再看内容,更是尖锐、激烈、直截了当。2001年的1、2、3期连续突出三个主题:一是阐述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二是坚决反对私有化,三是坚持中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反对私营业主入党。每一个主题的矛头都直指现行的中央决策。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讲政治就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在新一轮声势浩大的批判法轮功运动中,这本以强调阶级斗争为特色的刊物中,却没有一篇声讨法轮功的文章。显然,在毛派们看来,与法轮功的斗争是对工农群众的迫害,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反“三个代表”、反私有化、反资本家入党。

在我们这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下,对现行当权者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对江核心提倡的运动如此有意回避,只有这类极左刊物才敢、才能为之,因为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赋予了它以充分的合法性。实际上,自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以来,《真理的追求》几乎每期都有或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声音。邓力群主持的几个没有公开发表“万言书”中对江核心的所有抨击,在《真理的追求》中几乎都有更加理论化的表述。这种来自极左毛派的声音,也能让人从反面悟出了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真义。

被《真理的追求》批判得最尖锐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质上就是:在江泽民时代,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不能只代表穷人,更要代表富人;甚至中共已经不想代表穷人,而只想代表富人了。特别是在失业职工遽增、农民的相对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的情况下,如果不改变中共的代表性,那么执政党就只能是穷人党了。

中共高层认为,现在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和最能创造社会财富的阶层,不是中共正统理论所突出的工人阶级,更不是作为同盟军的广大农民,而是各类老板(企业家、金融家、房地产业主、股票大王、新经济宠儿等),其中私营业主占有很大的比重。按照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家,是剥削者,是革命的对象。而现在,尽管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却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下,中共不能只代表花钱的人,而不代表创造财富的人。从目前对经济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上看,非国有企业的产值已经占了总产值的60%和国家税收的76%,已经事实上成为大陆经济的主体,非国有经济的老板自然成为社会精英。从财富分配上看,仅银行存款一项,20%的富人占了总存款额的80%,属于最广大的平民只有20%的存款。换言之,中共政权的经济基础已经由国有经济转化为非国有经济,中共官员的个人主要收入,已经由体制内的国家工资转变体制外的灰色收入,能够让官员们暴富和过上奢侈生活的人只有资本家。因此,无论从政权稳定的角度还是从各级官员的个人既得利益的角度讲,作为独裁的执政党,中共怎么能放弃对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精英群体的代表?怎么可以放弃对最大社会财富的创造阶层的代表呢?

其实,中共政权与资本家的结盟早已成为事实,正如大陆的经济改革就是事实上的私有化进程。高层的每个权贵家族无不与境外的大资本精诚合作,共同瓜分大陆的那些高赢利市场。看看每天的电视新闻中,那些中共高官会见大资本家的繁忙,李嘉成、梅铎等大资本家,“宾士”、“微软”、“松下”、“现代”、“波音”、“空中客车”等大公司的拥有者,无不成为中共决策者的座上宾;再私下去豪华酒店或其它高级娱乐场所看看,那些美酒佳肴和特殊服务,大都是为资本家和官员之间的交易准备的。出入“远华走私案”的主角赖昌星的“红楼”的人,没有一个是平民;深圳的“三九”集团的会所中,上海的锦江饭店中、北京的长安俱乐部和长城饭店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中,每天光临的人,除了资本家就是官员……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权力操控市场和权力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不要说那些没有党票的私营业主是资本家,就是党员中的资本家也遍地开花。而且,真正发了大财的资本家,决不是那些党外的人,而是中共党员而且是中共高干及其家族。当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公子与台湾巨富王永庆的公子相互称兄道弟、联手开发大陆的高科技市场时,中共的无产阶级性质就变得极为可疑了。

如果说,曾经帮助中共取得政权的工人和农民,在毛泽东时代还有名义上的主人翁地位的话,那么,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事实上他们已经被中共政权逐渐抛弃了,仅留下越来越空洞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从“三个代表”开始,这些平民在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上也被中共抛弃了。中共不再把工农视为政权的基础,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和麻烦制造者。因为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是官员和富人,他们达成默契的稳定共识,最希望维持现状;而改革的最大受损群体是广大的工农,他们最希望改变现状,再来一次劫富济贫的革命。现在,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主角都是下层的弱势群体,正是他们成为现存秩序的最大挑战者。

在党章中,中共还是名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宪法里,中国还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工农联盟。但是,如果“三个代表”真的在2002年写进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在2003年的十届人大的修宪中真的变成《宪法》权利,那么,中共的性质和中国国体的改变,就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完成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

【信报】2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