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从娃娃抓起的残忍——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大陆对于文革历史的清理和研究,除了旨在洗刷自己的诉苦、并用苦难为自己贴金之外,并没有做出哪怕是差强人意的成绩。一场全民卷入的大劫难,罪责只有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来承担,而其它的人,似乎都变成了受难者和反“四人帮”的英雄。这种自我美化的倾向到今天还在泛滥。最近出了两本高干子弟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从北大到哈佛》和《红色季风》,作者都是有一定权力背景的老红卫兵,他们对文革的回忆仍然遮遮掩掩,把自己打扮成反林彪的先知,尽量美化自己的造反行为。

关于文革,不仅中共高层权力争斗的真相仍然难以还原,而且民众造反的真相也是大片空白。官方的压制固然是重要原因(比如封锁官方的文革档案、查禁某些文革书籍和逮捕文革专家宋永毅等),而当年的狂热参与者们的沉默,特别是老红卫兵们的沉默,则是更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共能够有效封锁的主要是官方档案,民间的文革亲历者的记忆难以全面封杀。

八十年代,写了《随想录》的老作家巴金发出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呼吁,他对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所作所为也有所反省;九十年代,老作家韦君宜的《思痛录》是一本充满自省和忏悔精神的回忆录。在书中,她在忏悔自己整人历史的同时,也向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老红卫兵们发出挑战,她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怎样回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更有意义的是,诗人郭小川的亲属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为尊者讳,向读者公开了大量郭小川的日记,其中既有郭小川被整的资料,更有他整人和反复作交代作检讨的记载,为毛泽东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以这种方式纪念父亲的亡灵,在大陆已逝名人的家属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忏悔,有良知的活着的人替已逝者忏悔。

另外,余杰等没有亲历过文革的青年评论家,也高声呼唤忏悔精神,置疑红遍两岸的随笔作家兼大学教授余秋雨——为什么只矫情地感叹传统文化的失落,批判历史上那些出卖祖宗的不肖子孙,而不对自己在文革中充当御用笔杆子的历史进行反省。由此还引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笔战。由此可见,提倡对罪责进行忏悔的群体,主要是历尽沧桑老一代和没有亲历文革的新生代,独独缺少文革时期造反的主力群体老红卫兵一代。

不能说那代老红卫兵中没有人自省过,支持青年一代提倡忏悔精神的老红卫兵徐友渔,写出了颇有深度的真诚自省《我的造反生涯》。但是,徐友渔的自省再深刻也仅是个案,比起当年狂热的全国性造反而言,实在是连九牛一毛都不及。最近,《南方周末》开辟了一个忏悔专栏,发过一些当事人的忏悔,但是还没有给人以震撼和深思的自省。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刚刚11岁,是个小学生,没有资格和机会献身于红卫兵的那种造反壮举,但是,不安分的天性使我的心中有着强烈的造反冲动。我大哥当时是高中一年级,可以造反和大串连,我曾央求他带我一起串连,他坚决不答应。虽然象我这种年龄小的学生,无法真正进入红卫兵的造反行列,因而也没有免费周游四方的资格,但是,当时的全民狂热会感染每一个人,连呼吸中都充满了如火如荼的造反气氛,人与人之间的残忍遍及全社会的每个家庭,学习毫不留情的斗争哲学也是从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学校频繁组织的批判会和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了以残忍为乐为荣的刽子手。

“革命的道理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样的最高指示我至今还能倒背如流。“红小兵,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这样的歌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都非常熟悉的。由此可见,很少有人能主动自外于当时的造反式革命,孩子也不能。我当时就特别羡慕大哥那个年龄层的红卫兵,无奈之下,也就只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生活范围内,模仿他们的造反行为,施展自己的残忍天才。

回想起来,记得最清楚的事是我在11—12岁时,曾经对一个和我奶奶同龄的老头儿残忍了一把。那老头叫尹海,当过几天国民党兵,后来开小差儿,却被解放军抓住了。据他自己的坦白交代,他天生耗子胆,一听到枪响就全身发抖,在战场上总是被长官用枪逼着冲锋。但是,当逃兵并没有使他幸免于难,49年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他住我家楼下,以走街串巷的理发为业,就是拿着个铁钹子和一根半尺左右的小铁棒,小铁棒插在铁钹子的两片铁之间,用力一撸,就发出一串金属碰撞的响声,颤音要好久才消失,很悦耳。他和我奶奶经常在一起聊天,可能是因为命运相同的缘故吧,因为我奶奶的本人成份是地主。文革前,我家几个男孩理发,奶奶都找他,有时他还不收或少收理发费。

文革来了,我奶被赶回了农村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和改造。老尹海没有农村老家可回,无处发配,命运就更惨。儿子与他划清界限,他被迫从家中搬出来,住在我们院锅炉房中一间几平米的长方形小屋,又阴又潮,除了床,屋就没有多馀的空间了。他也不能再给别人剃头了,只能以拣破烂为生。我们院还有一个叫“东方”的日本女人,与老尹海一起挨整,除了数不清的批判会之外,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跳忠字舞时,尹海与东方就在毛泽东画像前低头请罪。有一次,老尹海在批斗会上被打瘸了,想向组织上请一天假,不参加一早一晚的请罪,但是组织上坚决不准,硬是让几个小伙子把他拖来,跪在毛泽东的画像前。我们这些孩子也经常拿他俩寻开心。

从文革一开始,老尹海就被剃了大秃头,刮得锃亮。有一天我和几个伙伴边走边找乐子,忽然看见在垃圾堆中翻来翻去的老尹海的秃头,在阳光下愈发闪亮。我一下两眼放光,来了兴致,“这下有玩意儿了”。我摆手招呼伙伴们,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站在老尹海的背后,看着他手拿着用废铁丝做成的签子,弯着腰在垃圾堆翻来捡去。我突然高声大喊:“老尹海,把头抬起来。把锛儿头(额头)伸过来,让我弹几个脑瓜嘣!”老尹海毫无准备,被我的当头断喝吓了一跳。他镇静了一会儿,站起身,回头望着我。当他想清楚了我的野蛮要求时,突然惊吓的恐惧变成了一脸无奈的乞求相。他低声下气地说:“三儿(我在家排行老三),我比你奶岁数还大,又是老邻居,以前总给你们哥几个剃头,就饶过我这一回。”我说:“不行!你个老反革命,还敢讨价还价?你越来越胆肥了(胆大)!一定要弹!非弹不可!”他又乞求了几句,看看把他团团围住的几个满脸凶相的孩子,觉得实在躲不过这一劫了,就退一步商量道:“那你实在要弹,三儿,我转过去,你弹我的后脑勺,行不?”我说:“你这个老家伙够滑头的,怪不得定你历史反革命。不行,我今天非弹你的锛儿头。”其它几个小孩也跟着哄,把老尹海的装破烂的竹筐打翻了,七嘴八舌地说,“不让弹,你以后就别想再拣破烂了。”“老家伙,还想不想过好日子了?”老尹海无奈,只好硬撑着伸过头。阳光很绘,他的额头布满渗出的细小汗珠,我只顾自己开心,全不知道这样的恶作剧,对于他是一种多么大的人格侮辱。他的岁数可以做我的爷爷,他为人和善又幽默,以前常在剃头时给我讲笑话。可那时的我,丝毫没有想过老尹海以前对我家的好,更不会对他现在的悲惨处境有丝毫同情,所以也并不觉得这样欺负他有什么心理负担,只觉得好玩、过瘾、开心。

我看着他闪亮的布满汗珠的额头,活动一下自己的手指,运了运气,便狠狠地弹着他的锛头。“砰、砰砰、蓬蓬砰、砰……”,时而清脆、时而沈闷、时而节奏快、时而有间隔,时而因为他的脑门浸满汗珠,手指弹上去会打滑。一打滑,手指就吃不上力,就一定要再弹,而且要加倍多弹,作为对他的惩罚。我的手指弹痛了,指甲上滑滑的沾满汗渍,我就把手指在他的脸上蹭一蹭,然后接着弹,直到弹得手指有点儿发麻发木,方才罢休。其它几个孩子也跟着弹了,有时是几个孩子的手指同时落在他的脑门的各个部位。

老尹海再也没有任何乞求、反抗和躲避,只是一声不吭地忍受着,多次受年轻人的折磨和侮辱的经验告诉他,小孩或年轻人都有强烈的逆反心理,越乞求越反抗越躲避,受到的惩罚就越重,受侮辱的时间就越长。老尹海的驯顺使恶作剧的刺激和高潮很快就过去了,手指麻木的我们也丧失了兴致。当我们终于停了下来,他立刻低下头,不敢看我们,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收捡着散了一地的破烂。我们笑嘻嘻地冲着老尹海的背吐了几口唾沫,高声说了句:“这次便宜你个老反革命了”,便大胜而归般地扬长而去。现在想想,他一定偷偷地流泪了,而且是老泪纵横。不光是眼泪,更是往心流的耻辱。一个年近七十的、为孩子们理发的老人,一个和孩子们的长辈要好的老邻居,却被他看着长大的十一、二岁的毛孩子如此侮辱!人的心如果会出血,老尹海的心肯定渗出了血,而且一定是在我的手指甲弹在他锛儿头上的时刻。

以后,老尹海一见到我们几个常在一起的孩子,大老远就冲着我们振臂高呼:“向红小兵学习!向红小兵致敬!向革命小将请罪!”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再以后,我们和老尹海还有了点儿交情。他靠捡破烂(主要是废纸)谋生,我们能帮他的大忙。天一黑,我们就拿着他的破竹筐去撕大字报,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可以把筐塞得满满登登。以此为交换,我们可以躲在他的小屋抽烟。开始,老尹海很害怕,这要是被人知道了,非给他戴上教唆孩子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罪名,岂不是罪上加罪。好在后来这种事从没发生过。

再后来,等我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城时,老尹海已经死了。而现在,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罪责时,我的道歉和忏悔,老尹海已经听不见了!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此刻的我多希望真有灵魂不死,让老尹海的亡灵听到我的负疚之声。我没有资格乞求他的原谅,只求他能听到。

类似的残忍行为以及对残忍的自得其乐,我小时候没少干。这种行为与打砸抢、揪斗走资派的红卫兵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只因为政治贱民的身份,我就可以蛮横地戏弄和侮辱一个熟悉而善良的老人,当我稚嫩的手指头连续弹在老尹海的脑门上时,我不就是那些揪着熟悉的老师的头发的红卫兵吗?我在侮辱老尹海时,从未想到过我的奶奶也可能正在受着同样的侮辱,就更不用说顾忌老人的尊严了。

我们这些人,在一种野蛮的制度和教育之下长大,它崇尚暴力、培养仇恨、鼓励残忍、纵容无情,教给孩子们一种从娘胎带出来的不拿人当人的残暴凶狠。在视生命如草芥的年代,我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充当过刽子手和帮凶,谁也脱不掉责任,洗不清自己!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的这些年中,那些当年参与造反、在造反中进行迫害的人们,如果还心安理得、还粉饰历史、还不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还不以投身于废除这个非人制度的斗争来赎罪,那么,我们不仅还在延续着残忍,而且类似文革那样的全民残忍的历史还将重演。

事实上,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中,类似的残忍从未真正停止,尽管六四大屠杀的主凶中共政权,但是六四之后的整肃中,我们整体的驯顺和遗忘对于那些死难者来说,难道不是继暴政对肉体的屠杀之后的又一次精神的屠杀吗?难道不是另一种方式的残忍吗?现在,利用一个19岁的大学生和一个12岁的小学生被烧焦的身体,发动全国性的“校园拒绝邪教”运动,实质上是又一次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运动,教孩子们从小就学会残忍。

换言之,这种残忍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就在于我们从未发自内心地承认我们的残忍和罪责,并用根除这种残忍的实际行为来赎罪。负主要责任的统治者没有,负共谋责任的被统治者在整体上也没有。

【民主中国】2001年4月号总第9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