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中国的穷,是制度性的穷

自六四之后,连续十届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被搁置。而每一次所谓的胜利,中共都是依靠收买一些在不同程度上践踏人权的小国取得的,还要像拜年一样地感谢那些帮助中共暂度难关的国家。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国家和最强大的独裁国家之间的较量中,表面上,是美国的“屡败屡战”和中共的“屡胜屡战”,而实际上,自由制度与独裁制度之争在道义上的胜负早已有目共睹。中共不过是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来购买政治支援,无偿付给一些无赖国家,在国际上买个脸面而已。正如中共用巨大的市场来收买国际大资本家,以减轻政治上的国际压力一样。而这,正是中国穷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十年来,大陆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率,主要大城市的表面生活也已经足够奢华的了。但是,中共在应对国际社会的人权谴责时,最大的借口仍然是中国的国情特殊,所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就是目前中国最紧迫最重要的人权。而这两种人权的特殊国情依托就是中国的穷,正因为穷,解决温饱问题就成了中共维护独裁制度的方便借口。这类借口还有很多,诸如资源有限、起步太晚、人口众多且素质低下等等。

谈到中国的穷,还有一个最好最简单也最具欺骗性的借口,就是把自己治下的所有灾难、落后和贫穷,统统归罪于殖民者的遗産.中共在谈到自己的落后时,最通行的说法就是列强的剥夺与□辱,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榨取和封锁,从而把内在的疾病完全归罪于外来的病源,把制度之恶性肿瘤完全归结于外来癌细胞的传染。但是,美国没有鼓励过中国的大跃进,更没有插手过文化大革命,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和使经济陷于崩溃边缘的大破坏,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结果,总不能把一万多亿经济损失的责任也栽到殖民者的头上吧。

同样是华人社会,台湾做了五十年日本的殖民地,香港做了一百年英国的殖民地,两地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也并不比大陆丰富,但是港台现在的自由与富足是举世惊叹的事实。那么,套用中共的辩护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港台今天的富足也是殖民时代的遗産呢?再看同样被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了五十年的南北朝鲜,一个已经置身于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不断地在经济上援助另一个朝鲜;而另一个连起码的温饱都远没有解决,甚至饿死了二百多万人,只有靠向国际社会乞讨才能勉强糊口度日。总不能还把二者之间巨大的贫富差别,归罪于殖民时代的遗産吧。显然,这种穷与富完全是由于不同的制度选择造成的。

中共从来不讲中国式的穷与独裁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不讲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共执政后所发生的全面大倒退,反而极力自夸执政五十年所创造的经济成就如何巨大。现在的执政者也会谈到毛泽东时代的贫困,但也只是伟人犯了好心办坏事的小错误,还是功过三七开,还是不承认制度本身的罪恶,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共讲人口太多是沉重的负担,但是不讲沉重的人口负担完全是中共执政的恶果;中共讲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如何改变着落后的面貌,却不讲中共为了维护独裁权力让整个社会所付出的高昂经济代价──制度性的强制剥夺全民资産和垄断全部资源所造成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国有化);制度性的全民运动所造成的巨额财産损失和资源大破坏(大跃进、文革等群动运动);制度性的经常的依靠强权暴力的大规模镇压以及意识形态操控(三反五反、反右、肃反、四清、六四、法轮功等),让全社会所承担的惊人的经济成本;制度性膨胀乃至臃肿且效率极低的党政机构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制度性特权的普遍腐败所造成的极少数人的挥金如土和最广大民众的贫困;制度性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统治和霸权心态,所导致的与国力完全不相称的巨大军费开支(朝鲜战争、发展核武器、中苏对抗时的备战备荒、中美对抗时的向俄罗斯大量购买先进武器、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但是,象江西小学校爆炸致使几十个孩子血肉横飞的恶性事件,中共只把原因推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疯汉身上,而对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农村贫困和教育荒芜则不置一词。如果把腐败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牟取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私利的权钱交易的话,那么,大陆中国制度的腐败,就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利用垄断的公共权力,强制占有全民资産和牟取一党私利。更重要是,这种腐败受到现行体制的合法性保障。

专制政府从来就是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力的安全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且不谈文革、不谈六四、不谈政治镇压所导致的人权灾难,我们仅以近两年的镇压法轮功和中功为例:这是典型的利用垄断的公共权力来牟取一党私利的政治行为,镇压所需的巨额资金投入就是最大最不公正的政治性浪费性腐败。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讲,虽然中共一贯的黑箱操作,使我们无法知道这笔财政开支的具体数位,但是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的镇压和舆论宣传的费用肯定不会少。在民众方面,这两个庞大的民间组织曾经创造的经济效益全部丧失(比如,中功的三千多家经济实体和近八亿元资産),众多信徒反复上访、请愿、抗议和被抓,使这些本来就生活艰难的普通百姓以及家庭,承受着完全额外的经济代价。

在政府方面,任何镇压行动都必须投入大量的经费,随着镇压范围的扩大和力度的升级,其经济成本也就会越来越大。北京市政府用于防范天安门广场的护法行动,每天都要出动大量警力,这笔开支就一定是个不小的数位。本来,朱镕基所推动的政府机构改革就阻力重重,精简机构还未完成,又为镇压法轮功而专门建立了从上到下的“610办公室”,还创办了“反邪教协会”,现在,“610办公室”已经由地下的秘密机构变成了地上的公开机构,合法地成为预算内编制,获得了部级的身份。这完全有违于精简国家机构、节约政府开支的改革决策。在专职的“610办公室”之外,各级政府和司法、公安部门要抽调大量的人力物力,外地公安人员频繁地往返于北京和各地之间,甚至还要在北京设置留守人员,以便一旦抓住本地区来京护法学员能够及时遣返,而不至于受到政治上的训责乃至丢了乌纱帽;4月25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中央机关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成功经验,画面上学员们集中吃住的地方,可以和星级宾馆媲美,如果是小地方来的学员被关在这里转化,他们很可能尽量延长转化时间,因为这种待遇要比他们的日常生活好多了。这笔钱从哪来?决不会是信徒本身掏腰包吧。抓捕法轮功信徒的数量之大,使各地的监狱人满为患,必须用财政拨款来支撑。我回大连了解到,我曾经呆了三年的大连市劳动教养院,一向只接收男性劳教者,但是,现在也不得不为接受法轮功信徒而专门成立临时的女子大队,又多了一笔额外的开支。在这次反法轮功运动中,成为全国先进典型的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仅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就有二千多人,国家财政拨出三千万元,给这个在打击邪教运动中受到表彰的教养院,用于改善监狱的硬体设施和提高干警的待遇……而其他地方的教养院即便得不到这么多,数量不等的财政拨款也是肯定的。在目前利益至上的大陆中国,连在“七一”和“十一”这样重大的政治性日子中,各单位举行的御用歌咏晚会,每名登台者都要花钱雇佣,何况镇压法轮功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呢。

鼓励大家发财的小康时代,个人讲究个人的经济收益,单位讲究单位的经济收益,一切镇压行动和舆论造势的具体操作,没有政府的巨大财政支援是难以想象的,所有参与其中的部门,都会向国家财政伸手要钱。现在,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向下贯彻时,之所以呈现出普遍的效力逐级递减的现象,就在于下级官员在执行上级决策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对上级权威的服从,而是对执行时的收益和成本的精打细算。执不执行、真执行还是敷衍了事,执行多少、落实到什么程度,全取决于利益计算后对个人收益的预期。所以,对于现在的中共政权来说,花钱买稳定决不是什么明智的执政方针,而是制度性的癌症所致,是它无可奈何的别无选择的选择:不花钱购买就没稳定,花了钱也只能维持暂时的稳定,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因为,如果依靠公正的法律来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定,根本就不用政权耗费黑箱运作的巨额预算外支出来购买,那么把这些钱投到经济上或福利保障上或其他随便什么领域,对于社会稳定所産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都会比用于政治性镇压更大更积极。更重要的是,这笔开支对于执政党来说,其正面效益也只是短期的表面的,长期的实质的则是负效益;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这笔额外的巨大政治投资的效益皆是负面的。

在农民收入呈相对递减趋势的情况下,在城镇失业人口遽增和社会保障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在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因经费短缺而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如果把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开支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用于农村教育的改善,该産生多么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

如果中共政权敢于公布为一切镇压活动而支付的巨大费用,那么即便不从道义上提出置疑,纳税人仅凭这种经济成本就会对政府的镇压提出财政上的置疑。纳税人交钱养活政府,不是为了供其满足权力野心而随意挥霍的,更不是让政府用于镇压纳税人的,而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所以这笔用于政治镇压的支出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财政行为。从人大具有审批政府财政开支的权力的角度讲,政府用于镇压活动的财政费用,那一项也没有经过了人大的讨论和批准,显然属于违法的预算外开支。

最奇怪的是,大陆中国的纳税人和专家可以对中国大剧院的巨额预算提出置疑,但是,国人对中共执政五十年来用于政治性镇压的财政支出却不闻不问,似乎对此已经麻木,人大也从不会对这些预算外的非法开支提出置疑,全社会似乎默认了这种额外的为独裁政权的稳定而付出的巨大经济成本。当然,在中共执政的早期或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权的意识形态还具有很强的劝诱能力,人们不会对镇压本身提出置疑,自然也就不会追究用于镇压的经济成本。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的个人利益意识已经觉醒到计算到骨髓的程度,特别是在经济学成为显学的九十年代,投资与成本的计算不但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更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口头禅,再说社会对中共的经常性政治镇压的经济成本完全麻木,就是自欺欺人了。那么为什么社会对此仍然表现为不闻不问的麻木呢?

我认为,在这种麻木的背后,是普遍的惟利是图的猪哲学;而在猪哲学的背后,是制造政治恐怖和利益收买的一党独裁体制。在中共现行的体制下,对镇压行为的经济成本提出置疑,无异于是对镇压行为的政治性挑战。在统治者眼中,经济学的计算和对财政置疑就将变成政治风险和对政权的置疑,就有违于“政治正确”的基本统治逻辑。这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是风险太大的亏本生意。在利益觉醒的时代,这类基于良知的置疑至多得到孤独的道义上的名誉,别人只能在私下里表示赞扬或同情,决不会形成公开的社会舆论的道义激励。而实际上的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巨大不对称,会使绝大多数人在投资与成本的计算之后望而却步,久而久之也就变得麻木了。另外,长期的低工资巧妙地遮蔽了政府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基本事实,长期的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意识形态灌输扭曲了人们的基本常识,使中国出现本末倒置的纳税意识,即不是纳税人出钱养活政府,反而是政府出钱养活纳税人,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政府财政的来源和支出皆晦暗不明,政府似乎完全有权力随意榨取民间资源和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

所以,国人在对政治镇压的经济成本的麻木上,改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后的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竟是如此一致;意识形态的劝诱力和利益收买的说服力,竟然是同样的巨大,以至于任何道义上的理由──无论多么理直气壮──都不足以与之抗衡。这样的制度怎么能保证国家的富强?这样的人民怎么能不忍受贫穷?这已经不光是制度性的物质贫困了,而且是制度性的精神贫困了。

世界现代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西方国家以及亚洲新兴的现代化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竞争中的优胜者,主要不是由于自然资源上的优势,而是依靠制度上的优势。制度优势可以弥补资源不足,可以使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使其所具有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其人口规模和自然资源的先天竞争力。反过来,制度劣势只能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把本来具有的资源上的先天优势人为地消耗成后天劣势。这种制度经济学的计算,不仅是科斯和诺思等人在理论上贡献,更是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本身。

中国的穷,就穷在肆无忌惮的腐败,穷在为维持甚至纵容腐败的独裁制度所付出的高昂成本上,穷在被剥夺的穷人们对这一制度的麻木性容忍上。这种穷,决不是资源匮乏、人口太多和素质低下所能辩护的,而是一种制度性匮乏,即这个制度无法激励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来合理配置和公平分配有限的资源,用后天的人为的优越制度来弥补先天的自然的资源不足。反而只是为了保护特权阶层垄断、占有、挥霍和破坏有限资源的特权,就动员一切资源来维持一党独裁的挥霍型浪费型腐败型制度,并为制度创新设置重重的人为障碍。

所以,这种穷,是制度性的穷,穷的毫无道理,穷的无法从道义上进行最起码的辩护。

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还要维持这种导致贫困的制度多久?作为不公正制度下的被剥夺着的广大穷人,还要像现在这样麻木不忍地忍受这种制度多久?

2001年3月18日于北京家中

【动向】2001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