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新老左派的大合唱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知识界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和新左派(主要有扬帆、智孝和、左大培、王小东等),把保卫公有制和反对美国霸权称之为“世纪末的悲壮——保卫公有制的最后一战”。虽然他们竭力想与早已声名狼藉的老左派划清界线,但是他们的声音与老左派的舆论喉舌《真理的追求》确实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二者都是向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推出的长篇调研报告《对国有企业控制力的量化分析》发难,对此报告提出的国家应该从现有的196个行业中的146中退出的分析结论,新老左派尤其感到愤怒。在坚守国家垄断经济资源和保卫一党独裁的经济基础——公有制——这一点上,二者必然要走到一起。

他们都认为:这篇报告是全面私有化宣言,是为腐败式权贵私有化提供国家政策上的合法保护,其根源,一是权贵的既得利益,一是右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全盘资本主义化导向。反腐败、防止两极分化和国有资産流失,成为他们保卫公有制的最大藉口。但是,他们恰恰找错了腐败的根源:不是以权利平等、産权清晰为特征的自由经济导致了腐败,而是国家对权力与资源的垄断才导致了权贵们一夜暴富的特权。不是私有化、而是权力市场化导致了国有资産流失和权势者的瓜分,公有制的制度性所有者缺位才为权力市场化提供了最大的可乘之机。在大陆的背景下,保卫公有制恰恰就是保卫垄断权力的经济基础。逐步放弃经济领域的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又恰恰是最终消除政治权力的全面垄断的前提。

同时,他们认为:由于前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经济的不景气,加之其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西化),使现在的俄罗斯越来越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丧失了冷战时期遏制美国霸权的能力。在新世纪的未来世界上,无论从文化的差异和现行社会体制的差异上看,还是从当下的发展速度和未来的发展潜力上讲,唯一能够遏制、进而终结美国霸权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此宏伟的国家主义目标的指引下,他们继承毛泽东的制度和理论的遗産,抵制权贵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和平演变,把政治上的强国战略和经济上的民主管理以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列为国内改革的优先目标。而要达到上述目标,在私有化已经成为法律之外的普遍事实的前提下,必须把保卫国有资産提升到“世纪决战”的高度,终止继续瓦解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进程。

他们甚至宣称:“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150年以来的事,最多追溯到300年。即使如此,目前在综合国力方面,仍旧是除美国以外的,第二流的超级大国。建国50年来的腾飞,民族文化的复兴,已经指日可待,凭什么要在腾飞和瓦解的关键时刻,选择自我瓦解?”这已经不是经济理论或治国战略了,而是类似当年义和团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夜郎自大了。难道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藉口的赶超战略,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还不够吗?

可以说,这种民族主义狂热是六四后大陆知识界的主流立场。人文学界的知识份子也不例外。他们先后经历了以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学术本土化呼吁、后现代主义热、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和东方主义热等事件,尽管他们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在拒绝全球化、抵抗西方霸权和呼唤民族强盛这一点上则具有高度的认同。

百年耻辱的压抑,凝固成自卑和赶超的双重情结,在又一次强国机遇中膨胀为不顾人的基本权利的国家主义和称霸世界的民族主义野心,而这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阶层的“精神鸦片”。正是在这种“精神鸦片”的麻醉下,他们才会在40年代赞美“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运动”,在50年代欢呼“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野蛮掠夺,才会论证“人民公社”式的强制土地国有化的优越性,才会把“大跃进”视为赶超战略的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才会拥护以牺牲人的权利、生活和生命为代价发展重工业和核武器的强国之策,才会在文革中参与全民总动员的对人的基本权利、尊严和生命的肆无忌惮的践踏,才会在六四之后高举国家主义和拒绝西方霸权的民族主义旗帜。

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北约误炸和台湾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特别是最近的撞机事件导致中美对抗的升级,使由官方所鼓励的、由知识界所煽动的盲目、激进、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甚至直接诉诸于“亡国灭种”的“生存第一原则”的藉口,独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和话语霸权,变成压倒其他不同声音和价值取向的最强音。这种声音似乎在知识界变成了对每个人的良心发出的无形的“绝对命令”:救亡就必须强国,强国就必须优先发展经济,优先发展经济就必须保持社会稳定,保持社会稳定就必须一方面拒绝西方的和平演变,一方面维持和加强现行政治体制。象历史上一切极端民族主义一样,只要有一个藉口,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要挟下,政治强权下的暴力镇压的升级和不顾国力而盲目提升军事竞争力的决策,就成为执政者的必然选择。似乎真应了百年一个轮回的回圈,“中体西用”、“师夷制夷”的古训,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新世纪降临之时,居然再一次成为大陆知识界的主流意识。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靠强权和意识形态动员完成的国有化和初步工业化,是不顾人的权利、尊严和死活的“屠夫经济”的话,那么在当今时代,任何罔顾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理论,任何为国有化和强权下的平均分配进行的辩护就是“屠夫经济学”,它甚至要比那种为“权贵私有化”和普遍腐败进行辩护的“御用经济学”更违反起码的人性,其冷血和残忍,无疑于经济法西斯。

2001年3月7日于北京家中

【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