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被炒作的革命——透视《切·格瓦拉》现象

20世纪出现过两种圣徒人格。一种以圣雄甘地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代表。他们以非暴力的方式执着地传播精神福音。尽管两人皆死于罪恶的暴力暗杀,但是他们坚持非暴力抗争的人格,却成为值得人类永远怀念和效仿的圣徒形象。另一种以切.格瓦拉为代表。他以暴力的方式顽强地呼唤革命精神,最后也死于他自己所鼓吹的暴力。尽管他一度成为许多青年人的偶像,但是由于他的暴力主义和共产主义有违于根本的人性以及历史潮流,他的人格已经作为暴力的反人性的代名词而被主流文明所摒弃。

但是,在新世纪的大陆中国,前一种符合人性和历史潮流的圣徒人格,在公开的媒体上默默无闻;同时,来自民间的一切和平的非暴力反抗,皆被中共的强权暴力所镇压。而后一种反人性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格,却受到众多媒体的青睐。官方也从来不会打压这样的大肆炒作。据媒体报道:话剧《切.格瓦拉》火爆整个2000年。春天第一轮在北京的演出就有轰动效应,第二轮巡演广东、河南效果也具有爆炸性,12月从外地回到北京的第三轮首演,由小剧场变成了大剧场,再次被炒得沸沸扬扬,并得到了诸多新、老左派的捧场。

此剧的走红,似乎验证了新左派对毛泽东遗产的继承以及民粹主义,预示着在大陆的未来变革中,新、老毛派将依靠“劫富济贫”的经济革命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该剧对为富不仁的资本主义的仇恨和对清教徒式的穷人革命的呼唤,对贫富不均现状的抨击和对再一次平等分配财富的渴望,使革命理想又一次在物欲横流中闪光。“接过你的枪,奔赴战场”……这些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激情,离我们并不遥远;那种仇恨的嗜血的声嘶力竭,仿佛使人在剧场中回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年代。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操作这部戏的主创人员的生存方式。

《切.格瓦拉》的轰动效应,并非全部来自其本身所宣扬的造反或革命的宗旨。它所依靠的,仍然是资本主义式的商业炒作。除了媒体与广告的促销之外,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投资者要求每一场演完后,主创人员都要留下来与观众见面、交流,接受提问和批评。我有幸旁观了一次这样的交流,实在是既辛苦又无聊。就象现在的图书首发式或电影首映式一样,书的作者和电影的主创人员,都要与读者和观众见面,很苦的差使,有时一下子得马不停蹄地跑往诸多城市。但是发行量意味着利润,再苦再累也值得。

而且,他们太清楚什么会影响到此剧的商业利润。对观众提出的稍微敏感一点的政治问题,主持人会有意地给予叉开或马上加以制止。例如,有一个大学生非常激动地提到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他对国耻一周年大学校园里的沉默非常气愤。他正说到动情处,主持人找了个借口打断了他的发言。

关于《切.格瓦拉》,媒体上一面惊呼此剧所创造的其它话剧所难以比拟的票房收入,一面大声赞美此剧高举清教主义的革命旗帜。对于此剧的投资人和主创人员来说,票房收入的诱惑,决不次于他们对革命清教徒格瓦拉的崇拜。用资本主义的商业手段炒作无产阶级革命,用对资产阶级的抨击来赚老百姓的钱,舞台上煽情的革命和现实中功利的商业之间的完美结合,可谓天衣无缝。这样的平民立场,肯定会随着票房的增加而愈发坚定。正如剧中一再提到的一条街的两边:一边是穷人,一边是富人。格瓦拉出生在富人那边,却选择了站到穷人这边。而此剧的主创人员则处在分裂的窘境之中:他们在剧中站在穷人一边,而在现实中则站在富人一边。

作为近年走红的文化界新贵,这个剧的主创人员已经很资产阶级了。第三轮首演结束后,他们还举办了一个奢华的酒会。贵宾是贺敬之、柯岩、魏巍等传统毛派和一些新左们。他们对此剧大加赞赏。诗人食指也被邀为贵宾,在酒会上朗诵了《相信未来》。杯盏交觥之间,两代人交流着对格瓦拉以及毛泽东的怀念,批判着当下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横行、巨大的贫富差异和普遍的政治腐败,呼唤着进行再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可能性。

他们高声呼喊革命和造反的口号,全力赞美格瓦拉的献身精神,显然只是看准了人们的精神饥渴可能带来不错的票房,而决不会象格瓦拉那样去践行危险而艰难的革命,更不会放弃自己的社会名流的地位,真的去为弱势群体向专制强权挑战。这种场面,又一次凸现了大陆知识界所奉行的猪哲学生存策略:理论与行为方式的乖谬。正如近年在大陆中国走红的“新左派”的主要成员中的一些人,一面呼吁大陆中国必须警惕、进而抗拒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阴谋,一面在资本主义的香港或美国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和充分的个人自由。他们的平民立场和民粹主义只是煽动别人来践行,而他们自己只是煽动、煽动而已。

在最需要社会公正和向专制强权挑战的道义勇气的大陆,如果没有公开对一党独裁说“不”的勇气,那么任何姿态皆是可疑的,甚至就是可耻的。还是那句老话:在大陆中国,以无耻的方式向道义挑战的勇气,几乎人人具有。但是,以道义的勇气向无耻的现实挑战的人,却几近灭绝。

2001年2月5日于北京家中

【刘晓波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