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中共第二代的终结——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悲剧

按:在全球关注天安门文件发表之际,现居北京的评论家刘晓波著文评述随着六四屠杀而夭折的中共第二代胡耀邦赵紫阳的政绩、局限及其悲剧根源。是一份广阔而有深度的背景参考。原载开放杂志2月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共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年代,邓小平自称第二代,是企图以此抹煞真正第二代的历史地位,邓属毛周一代,即第一代。胡赵受益于邓的大力支持,邓的声誉也依靠胡赵的政绩。但是,胡、赵后来的悲剧根源早已隐藏在邓小平的提携之中。胡的主要贡献在拨乱反正时期的政治方面,赵的主要贡献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旧体制的变革方面。他们两人都具有中共高官最缺乏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宽容胸怀。

一、胡耀邦对政治改革的贡献

胡耀邦复出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总书记的任上,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是政治上的。

(1)平反冤案: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不仅是各类社会精英(有产者、与旧政权有关系的人员、中共各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大量平民(被定为“五种人”的政治贱民)。胡在主持平反工作时表现出了中共高官少有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他的平反政策不仅惠及社会精英,而且惠及广大平民,使二者同时获得解放,终结了让人永无出头之日的身份政治歧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社会歧视的黑暗时代,在政治上为邓小平赢得了充份的民意支持,这在刚刚结束了残酷阶级斗争局面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相当大胆而宽容的政治决策。

(2)主持和全力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他不仅主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而且在邓小平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不是 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无法全部回答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理论上勇敢地面对新时代,回答和解决马克思所没有提出和没有解答的新问题。可以说,他的这种有限的马克思主义论对思想解放的推动,甚至在更深的层次上超越了“真理标准”讨论。

(3)在西藏问题上,表现了政治上的远见和制度创新能力。他与万里去西藏时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民族政策的坦率而真诚的检讨。他的讲话虽然没有超出中共的统治传统,但是那毕竟是到目前为止的中共党魁,放下垄断一切的架子和从不认错道歉的恶习,对其执政历史的自省和民族政策的检讨的极限了,所以才能至今在西藏的精英阶层中保留着美好的记忆。如果按照胡的思路,中共政权与西藏及其达赖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决不会陷入现在这样的毫无进展的僵局,两岸关系也不会出现如此强烈的敌视。

(4)对知识界和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的热情和行动的保护。在改革之初,他就出面保护了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的一些人。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他已经对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具有很强的人格凝聚力了,当他和赵紫阳共同抵制了“清污”,使之不了了之,并且由于处理“反自由化运动”和八六学潮上的开明立场而被迫下台之时,他对知识精英以及各界社会名流的人格凝聚力,达到了中共的历任党主席或总书记都难以比拟的程度。当时,就连在政治改革上最激进的方励之都对胡耀邦有很高的评价。

(5)政治上的无私:导致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力主废除终身制,想用自己和邓一起退休来作为全党的示范,身体力行地让人民看到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决心。所以他才赞同并力劝邓小平退休,允许《深圳青年报》公开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我相信,以胡耀邦的人格而言,他的这种表示完全是出于真心与公心,决不是为了自己谋取更高权力的虚情假意。所以他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体制内外的广泛同情和义愤,引发出自下而上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动员的八九运动。

二、赵紫阳对政治改革的贡献

赵紫阳对社会转型的贡献主要在体制改革和言论开放方面。他与胡耀邦一样具有人道主义同情心,但是他还有戈尔巴乔夫式的对共产制度的灭绝人性的认识,这主要来自于其父辈的悲惨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过苏共的迫害,赵紫阳的父辈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也遭受了迫害。这种浸满了家族血泪的意识启蒙虽然残酷,但是正因为残酷才能深入骨髓。正是这种残酷的启蒙,成为他向往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内驱力,使他在改革开放中以悲剧英雄的形像结束了政治生命。在此意义上,我不认为赵紫阳在八九运动中的表现完全是政治投机的失败,我相信他的内心深处有着道义支撑和对历史潮流的远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从他主政四川到就任总书记,其执政大方向一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赵紫阳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主要贡献是:

(1)推动农村改革。赵紫阳在改革之初主政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成为当时与主政安徽省的万里齐名的中共省一级干部。“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就是对赵之政绩的最好概括。

(2)推动全面的经济改革。由于在农村改革中的卓越成就,他于一九八二年奉调进京,先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和中共总书记,他是经济改革在城市展开后的宏观决策的主要设计者、推动者和执行者。虽然大陆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是在九二年以后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但是它的整体构想和基本蓝图则是在赵任总理及总书记时期确定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权力下放、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的措施,逐步放开物价的双轨制,彻底放开物价的第一次尝试(物价闯关),对外开放和加入全球市场的构想(即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都是在赵任总理时开始的。在他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中共十三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成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宏观政策的调控方面,其他的一律交给市场和价格调节。企业改革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进行。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的整体决策的进展,主要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进展不过是赵紫阳主政时期的宏观改革决策的继续而已,并没有对赵紫阳框架的实质性突破。

在政治改革方面,赵紫阳的观念、人格和贡献即便在中共内部的开明派中,也无人能够与之媲美。

(1)使来势凶猛的“反自由化”运动半途而废。胡耀邦的下台,赵紫阳接任,他面对的局面极为复杂。但是,他硬是顶住了,非但没有扩大“反自由化”运动,反而使之不了了之。“反自由化”运动之后的赵紫阳主政时期(从他代理总书记到他下台),政治空气的宽松、思想交锋的活跃和言论尺度的开放,都达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说多元化社会已开始出现,是一点也不过份的评价。“反自由化”运动没有波及全国,没有影响经济改革,被整肃的党内自由派和知识份子也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间还很活跃,这一切没有赵紫阳对极左派的遏制和对自由派的开明是不可想象的。

(2)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他主持下的三所一会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设计者。通过这一高层决策的智囊机构,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各界对政治改革的参与,达到了相互驳难相互渗透相互汲取的平衡。事实证明,他所重用的主要智囊大多数深深地卷入了八九运动,并在八九运动结束后受到了严酷的整肃,从而失去了体制内的一切权力。有些人在六四大屠杀过后,成为坚定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前中央委员鲍彤。残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没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过不断的发言,彻底与执政党集团决裂,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

(3)言论尺度的开放:在赵紫阳的支持和保护下,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成为讨论经济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言论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执政五十年之最。北京民办的“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及其《经济学周报》,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思想园地,对民间精英具有极强的凝聚力。方励之、刘宾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论也在民间广泛传播。中西方文化的大辩论也由专业刊物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等大众传媒。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佛利曼和张五常的思想,通过赵紫阳的肯定性姿态而成为当时政府幕僚、知识界和民营经济界的热门话题。

(4)全面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的出台。在赵紫阳主政期间,他不仅宽容、保护了自下而上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间激情,而且在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中,推出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确立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项政治改革的措施,这已经是中共执政五十年来,发自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最强音了。其中的精华部份就是开启多元政治的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秩序。现在的江核心与赵紫阳主政时期相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其执政环境都优于赵紫阳时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这就不能不让人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

(5)八九运动中的悲剧命运。在八九运动的全过程中,从反对“四二六社论”到“亚银会议”讲话,赵紫阳一直以宽容和理性的姿态,保护和支持大学生的民主热情,主张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以对话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行戒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在完全无望的现实条件下,以放弃政治前途和党内特权来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亲赴广场向学生们道歉。在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历史上,当政权与民间发生重大冲突之时,赵紫阳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居然公开抛弃政权立场而站在民间立场一边,这种道义姿态的确前所未有。可以说,在大陆的制度环境下,八九运动中的赵紫阳,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姿态对想在大变革时代有所作为的执政者来说,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道义的压力。

当然,在大陆的体制下,赵紫阳所实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进行,这既是他成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剧的最后根源。而赵紫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对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不重视,以及他喜欢张扬的个性,则是他的悲剧的次要原因。经济改革上的急于求成,使他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就全力执行邓小平的硬闯物价关的决策和提出“加入国际大循环”,导致了党内和社会的普遍不满;在权力斗争中,他在不该韬晦时韬晦(胡耀邦下台问题上),在应该韬晦时又不韬晦(十三大他刚刚出任总书记之后),他没有把胡耀邦的命运作为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教训。他对其幕僚提出“走向蓝色文明”和“新权威主义”的公开赞赏,正值他个人处在十三大刚结束后的权力峰巅,境外媒体又把这些解读为“拥赵倒邓”。无论赵在内心中是否肯定自己已经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向邓的权威进行挑战,这样明显的政治信息都会被邓视为挑战,肯定要招致邓小平的不满,为保守派的倒赵提供得心应手的口实,也为他自己后来的下台做了铺垫。

虽然在“新权威主义”正式出台之前,赵紫阳就此征求过邓小平的意见并得到了邓的首肯(参见:吴稼祥的《走卒随笔》),但是邓小平对自己权力的贪恋和敏感,一旦他意识到来自接班人的某种威胁、哪怕是因过度恐惧而自我虚构的威胁,翻云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权谋的必然。这种在太上皇还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之时的锋芒毕露,实在是政治幼稚病。在极权制度转型期的现实中,没有足够的政治韬晦修养(耐心)是无法成就划时代的伟业的。好在通过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检验,赵紫阳在现实权力斗争的失败,却为他个人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也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高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从政经验。

三、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剧根源

遗憾的是,中共高层开明派的两位代表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与独裁者邓小平以及他所代表的旧体制的较量中,由于政治环境、政治资源、政治权谋和历史机遇的不足或缺欠,而成了邓的牺牲品。他们虽然有着开明的观念和在大是大非的抉择面前的良知,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摆脱中共传统所形成的政治人格。他们在掌权时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自觉意识,即便有那样的自觉意识,也没有戈氏的政治耐性(在完全执掌最高权力前的忍耐和驯顺)、执政环境(没有垂帘听政的太上皇及其元老帮)、政治资源(党内支持度偏低)和历史机遇(八九的考验);他们在失势后又没有叶利钦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魄力,只是以沉默来表示不满,而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现实政治的失败所带给他们的国际性的和民间性的政治声誉和道义资源,从而把专制下的个人政治生命的悲剧,转化为抗争这一制度的民间反对派运动的正剧。这就又使他们的悲剧平添了一种无奈的凄凉。在这两人中,从赵紫阳下台后偶尔发表的言论看,他对坚持自己的立场、对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来结束一党独裁的体制,已经没有任何观念上的包袱了,他所缺少的是政治魄力。

同样,如果胡耀邦具有的不仅仅是人道同情心,或只是一个好心的中共高官,他还具有足够的政治魄力的话,那在还保有政治局成员的高位时,他就不可能只是在倍感压抑中一味沉默,而是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想方设法发出声音。面对非正义的强制压迫时,道义上的勇气不仅是高贵政治人格和杰出政治智慧的表现,而且是对政治斗争中的暂时失败者最有效的心理治疗。只有抗争,才既能保持一种平衡的心理,不至于因过于沉重的内在压抑而突然病逝,也能把自己变成凝聚民意的有力的道义象征。

在苏共保守派所发动的军事政变中,面对政变者的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时,叶利钦毅然决然的挺身而出,需要的不仅是对民意与历史机遇的正确把握,更是敢于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不畏个人生命危险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他走出议会大厦,登上政变军的坦克发表演讲时,并不能保证政变的军队中没有人向他开枪,也许只是慌乱中的偶尔走火,也能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乃至生命本身。但他冒险了,而且成功了。即便不成功,对于一个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历史潮流的政治家来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悲壮也要比无声无息的委曲求全,在道义上更具有长远的政治意义和生存价值。菲律宾的政治反对派领袖阿基诺的甘愿赴死,就导致了这个国家的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垮台,他的名字也将因此而赢得不朽的道义感召力。

虽然胡、赵所处的政治大环境与前苏联及菲律宾有很大的差别,其人格、智慧、意识等个人素质也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是我认为就政治勇气在大转折时代的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而言,二者还是可以进行对比的。在某些历史关头,政治勇气将决定政治家本人甚至一个国家的未来。

胡、赵的悲剧命运引人同情,两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分歧更令人惋惜,赵紫阳在六四前最遭人诟病的政治污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儿子的官倒问题,二是他在罢免胡耀邦问题上的暧昧态度,而后者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污点。但是,这种悲剧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地用赵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权谋来解释,也不是一句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所能了断的。因为所有把政治作为职业的人皆有所谓的野心(我认为叫做政治成就感和名誉感更准确些),手握重权者之间的分歧与争斗也是正常的。特别是已经走到了胡、赵这样高位上的从政者,没有政治野心或两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关键在于权力游戏规则是否公开、公正和有法律的保障。

自由社会的政坛也有非常激烈的权力争斗和政见分歧,但是多元政治的游戏规则的好处是:权力争斗的成败赢输,皆有法可依且具有公开的透明性和基本的公正性,决不会陷于完全黑箱操作的阴谋和人治,也不会把人逼到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死我活之绝境,在政见论辩中更不会依靠政治权力把反面意见打入地狱,一个人也不会因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而被剥夺发言权和从政权。而在大陆中国,一山不容二虎和依靠政治权力封杀不同政见、把政敌置于死地的传统源远流长,并且一代代地重演,一九四九年之后尤甚。仅仅在毛泽东手中就有多少“同志”兼“战友”被打入地狱: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时代的党内斗争,虽然在处理不同政见的“战友”兼“同志”时的残忍性降低,但是其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实质性有所改变,而且到现在仍看不到这种人治的强权政治和阴谋政治在何时能够完结的希望。由此出发再看胡、赵之间的分歧,就会超越个人恩怨的视角,进入制度悲剧的深处。

胡和赵相比,胡身上的中共传统的烙印显然比赵更深,更顽固。而赵的观念更开放更进步的年代,其内心深处的想法更接近戈尔巴乔夫,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提供戈氏那样好的机遇。戈氏在执掌最高权力时,老人集团已经全部退位,他的头上没有类似邓小平这样的太上皇;更重要的是在他谋取最高权力的韬晦过程中,没有遇到类似八九运动这样大是大非的挑战:一个决心埋葬极权制度的政治家,面对极权制度的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民众之时,还能韬晦下去吗?也许有人能,但是那将背负怎样的道义十字架和历史欠账的包袱!更主要的是,这样的屠杀过后,肯定将是极为漫长的旧制度巩固时期,他的政治韬晦也将看不到出头之日。

而赵紫阳的政治生涯,在胡耀邦问题上韬晦了一下,但是由于他个性中本有张扬的一面,在十三大后很难让他以低调行事,更由于撞上了必须对之表态的大是大非的考验,这种考验的残酷不仅是对一个政治家的智慧,而且是对其作为一个人的良知的考验,结果是人的良知战胜了不惜一切代价向上爬的政治韬晦,这就注定了他无法韬晦到太上皇自然死亡那天,所以他的政治悲剧也就成为必然。

如果说胡耀邦是中共传统中的好人政治家,那么赵紫阳就是开始超越中共传统的现代型政治家。即便假定赵的人格不如胡那样善良,但是两人如果继续执政,赵为改革所确立的目标肯定要比胡的更接近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流。尽管胡耀邦的个人风格在中共高官中很受赞誉,但是长时间的一党独裁体制的惰性,仍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避免的权力狂妄的政治遗传。他在经济上的计划思想、在新闻上的喉舌思想、在权力分配上的一元化思想,是导致胡、赵二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环境中,党魁的一时心血来潮就可能变成危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决策。

胡耀邦的计划经济思想、对赶超策略的热衷以及对经济的外行,使他在经济改革上如同胡闹儿戏的发言,变成了全民追逐高消费的时尚。这就必然造成他与当时主管经济的赵紫阳之间的分歧。当党的总书记的话在政府总理的行政权力范围内未必就能变成经济改革的决策时,政见上或政策上的分歧就会演变成权力上的争斗。胡与赵的观点分歧主要是经济上的,但是在中共的体制下,必然涉及到党权对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的问题。而赵紫阳主持的城市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放权让利,进而要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所以胡、赵的分歧最后就要扯到是否要进行党政分离的体制改革的冲突上。赵作为既主持经济工作又坚持党政分离的政治改革的行政首脑,对作为党魁的胡耀邦经常利用党权越界干预行政权力的行为,肯定不满乃至采取行动上的抵制。而在坚持党对一切的绝对领导权的体制下,胡耀邦身为中共的总书记自然认为他有权干预一切,所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应该在党魁手中,而不是在行政首脑手中。赵紫阳在邓小平决定罢免胡耀邦的会议上所采取的暧昧立场,除了所有从政者都有的个人政治野心之外,应该也有他想借以摆脱党权干预行政的原因。

从后来两人的政治命运看,邓、胡、赵联盟分裂的第一责任人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集团及其坚持的旧体制。而就胡、赵二人来说,胡应负的责任是对行政权力的过份干预,赵应负的责任是在胡遭到不公正的政治迫害时,没有像习仲勋那样挺身而出主持公道,而是采取了韬晦之策。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大陆中国制度转型的悲剧,而造成这一悲剧的最终根源则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

胡耀邦含冤而去,赵紫阳被剥夺了自由,但是他们留下的政治资源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正如众多来自民间的被剥夺了自由和生命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每一次代价的支付同时也是一种道义资源和政治资源的积累。政治体制的自由化民主化,都是在与专制制度的长期较量中,靠一次次牺牲所积累的资源完成的。然而,与前苏联、东欧甚至台湾相比,大陆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更惨烈,对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浪费也更触目惊心。

半个世纪的苦难和二十多年为政治民主化所付出的代价,应该教会我们百倍地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资源,使之转变为道义凝聚和政治动员的整合象征,而不是沉溺于政治暴发户的轻率和狂妄之中,挥霍苦难、浪费鲜血、一任宝贵资源的急遽流失,以至于当专制制度的崩溃来临之时,为反对这一非人制度而付出了超常代价者,已经没有了任何可资凭借的资源来引导民众投入新制度的建设。

2001年1月2日于北京家中

【开放】2001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