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知识分子的瞒与骗——狱中读书笔记之一

有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大作家,在最需要发出诚实声音的时刻,却保持沉默,这肯定是有违良知的。特别是面对极权主义肆意践踏人权的现实,如果还保持沉默,就已经是可耻了。这种沉默在本质上与公开的瞒和骗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罗曼·罗兰和高尔基就是这种可耻的自称为社会良心的大知识分子的典型。

一、罗曼·罗兰的沉默

罗曼·罗兰不是有一本50年之后才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或称《访苏日记》)吗?作为极权体制的极少数的几个外来见证人,在斯大林大开杀戒和西方知识界的思想一片混乱之时,居然隐瞒真相,一隐就是半个多世纪。年轻时,我不止一遍地读过《约翰·克利斯朵夫》,那种激动和这部作品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的美好记忆,至今犹在。但一看了他那本50年后才见天日的日记,这个人在我心中就被彻底pass掉了,他死了,不仅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他的东西我不会再看一眼,因为他做人已经没有底线了。

罗曼·罗兰生前访问苏联,就看到了斯大林极权主义的真相,却碍于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声誉以及党派利益而把它打入冷宫,不仅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公开发表,更让人不能原谅的,是他在临终前的遗嘱中,要求《莫斯科日记》五十年以后才能公开发表,好象他已经意识到50年后苏联的解体。苏联解体后,极权体制的真相用不着罗曼·罗兰来揭露,也会大白于天下。事实上,如果从三十年代罗曼·罗兰访苏算起,他对真相的隐瞒不仅是他死后的五十年,而且是七十年。在人们最需要了解斯大林时代真相的三十年代和冷战时期,他作为斯大林的座上宾,看到那么多残忍的真相,并在日记中记下了一切,但是他却沉默,把极权体制的真相保护起来,不让人看,这不但是对那个体制下的受害者、也是对全人类的良心犯罪。

罗曼·罗兰,身为法国人、世界知名作家和人道主义者,以他当时的身份,完全可以没有任何人身风险地揭露真相,至多是不能再以斯大林的座上宾的身份访问苏联了。但他沉默!“说假话,及以保持沉默的方式说谎,似乎是合适宜的。”同是法国作家的纪德访问苏联回来后如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失望,走向左倾,到苏联寻找理想的新社会,形成了西方的“红色的三十年代”。

当时,纪德和罗曼·罗兰都是苏联的热烈拥护者,他们凭着自己的知名度,到处演讲、做报告、主持左派的大会。他们俩都接到过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成堆的信件,全球的无产阶级把他们作为共产主义的代表作家。斯大林充分利用了整个世界向左转的国际形势,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摆脱孤立的处境。所以,苏联经常以特殊的厚待,邀请各国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访问苏联,让他们为苏联唱赞歌。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当他亲眼看到苏联体制的反人性现实之后,他一定会拒绝利益收买和不屈从强权恐怖,公开真相。不惜冒犯斯大林和西方的左派、发表了《从苏联归来》的纪德,就是这样的良知者。他对斯大林体制真相的揭露,起到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此,他由苏联的受到特权式接待的好朋友变成了苏联的敌人,不仅受到斯大林和苏联人的忌恨,而且遭遇西方左派的疯狂攻击,当然,斯大林再不会邀请他去苏联了。

在对纪德的指责中,有许多近于人身攻击的谩骂,其中就有罗曼·罗兰。我认为,他对纪德的指责决不仅仅是出于信念之争,因为罗曼·罗兰非常清楚自己的日记记载的某些事实,正是纪德所公开的。他已经意识到了自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苏共,正面临着“变成享有特权的阶级”的危险,斯大林式的专政是反人性的。从理智上讲,两位作家对斯大林体制下的一些事实的认识,没有根本的分歧;两人在苏联所经历的和所了解的真相,也不会有实质的不同。我认为,两人之间的分歧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格:同样是支持苏联的左派作家,纪德是诚实的无私的,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尽早地承认错误,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使纪德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自尊心可言的;”因为“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比一个著名作家的自尊心、比苏联更重要。另外,纪德之所以能公开真相,还在于他能够超越狭隘的党派利益,保持住知识分子的基于诚实的独立、超然和公正。他说:“没有一个政党能拉住我,能让我把党置于真理之上。只要一听到谎言,我就很不自在,我的作用就是要揭露它。我执着于真理,如果党离开了真理,我就立即离开党。”

罗曼·罗兰则是虚荣的自私的,他把一己名誉看的比道义、良知和人类正义更重要,仅仅为了自己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的自尊心,而不惜隐瞒事实,在真相已经证明了他的以往信念的错误后,却不敢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当时的法国及西方,正是右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倾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论战的时候,罗曼·罗兰的日记所记录的事实,如果公开,肯定有助于澄清思想混乱,但是显然不利于他所属的左派阵营。为了派别的利益,也为了自己头上的左派知识分子的革命光环,他居然隐瞒了那么残酷的东西,包括与斯大林的谈话。这太自私了。最莫名其妙的是,五十年后的大陆中国在出版这本日记时,极尽赞美之能事,那种夸法,完全不负责任。与纪德相比,罗曼·罗兰不是个东西。正如纪德在看到罗曼·罗兰对他的指责后所感叹的:“我难过的是,在有生之年充分展示其伟大的人多么稀少。”罗曼·罗兰自我标榜为人道主义者和良知的代表,那么最低的自我期许至少应该是做人的诚实,不论其理想或信念是什么,不论所属的党派倾向怎样,只要事实与理想相左,就必须把亲历的事实和真相公之于众,这是起码的责任。早一天公开真相,就会使人们从对极权主义的迷恋中早一天觉悟,早一点儿认清斯大林制度的反人性本质。在此意义上,沉默就是隐瞒,隐瞒就是欺骗,欺骗就是良心犯罪。

罗曼·罗兰的巨大的人格缺陷,在他与斯大林谈话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斯大林的姿态之谦卑和口气之谄媚,已近于宠物向主人撒娇了。他对斯大林说:你们的某些行为(指大清洗和集中营)人民要了解,我相信您和苏共的解释。他还谈到了未成年人犯罪、少年犯问题,询问斯大林为什么要把未成年的人也判了刑。他说:我们很理解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环境和困难。我问您这个问题,是想听你们的解释,是怕别人对你们产生误解,我知道你们这样做肯定有你们的原因,但是如果您不讲清楚,一任传闻四起、流言飞溅,不知真相的人就不明白,就会跟着恶意的流言走,使谣传变成人们心目中的事实,疑惑的彷徨就会变成明确的反对,这是对苏联的国际形象的严重损害。您跟我讲清楚了,我就会到国际上替你们跟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去解释解释,别让他们老蒙在鼓里,老那么糊涂,跟着别有用心的反苏势力走。

罗曼·罗兰的这种态度,有一个绝对的前提,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这个制度的残忍即使有过分之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可以为之进行辩护的,至少是能够通过第三者的解释,澄清误解和得到谅解。他等于先替斯大林这个暴君、替极权主义暴政、替剑子手想好了杀人的理由,他要向斯大林了解事实真相,只是为了帮助苏联把这些理由解释得更充分,更有说服力(欺骗性)。他的这种态度中不仅充满了对拥有绝对权力的剑子手的谄媚,更有助纣为虐的残忍。

二、高尔基的帮凶角色

再看高尔基。大陆出了一本俄罗斯人瓦季姆·巴拉诺夫写的《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作者自称要剥去两种伪饰:前苏联时期的“海燕——奠基人——天才”和“解体后的卖身投靠的看家犬”,还高尔基以本来面目,但是,全书替高尔基辩护的味道很浓。他认为,高尔基的许多思想和行为在当时的苏联是不合适宜的,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高尔基已经在斯大林时代做了他所能做的。然而,无论是高尔基在前苏联被极权政治所夸张所利用的伟大,还是在解体后的俄罗斯被清算的狂热所强加的恶名,高尔基决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因为他的笔在绝对权力的宠幸中,曾经对人类精神施加过残暴的阉割。假如没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为坚守人的尊严而反抗极权体制的文学家,我也许还能够更宽容地评价高尔基。但是有了索尔仁尼琴,我就无法原谅他。正如有了纪德,方凸现出罗曼·罗兰的伪善和自私一样。

众所周知,高尔基的“不合适宜”主要是在二十年代前期,而在苏联的极权统治最严酷最残忍的时期,高尔基不仅“合适宜”,而且“太合适宜”了。苏联的三十年代是属于斯大林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前期,个人崇拜的形成,饿死几百万人的人祸大饥荒和一个也不放过的大清洗,都发生在1936年高尔基去世前的这短短几年内。

首先,高尔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是苏联作家中第一个在日记中和私人通信中把斯大林称为“主人”的人。在公开的场合,斯大林把高尔基捧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和最高代表”,高尔基把斯大林称为:“列宁的忠实的、坚强的学生”,“强有力的领袖”,是具有“钢铁意志”和“充满智慧”的“更加伟大”的党的领袖和“人民的父亲”……并且号召知识分子要完全“相信斯大林”。现在能看到的斯大林和高尔基的合影照片,无一例外是全权主人的居高临下和高级奴仆的谦卑仰视。

其次,在饿殍遍野的大饥荒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为了缓解国内的不满情绪和国际指责,请高尔基带着众多著名知识分子去参观白海运河建设工程,于是,在高尔基的倡议下,120名作家浩浩荡荡地前往运河工地,集体完成了赞美这个浩大工程的特写集。这次行动,开了苏联作家对极权者进行集体礼赞的先河,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又接受了作为《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史》一书主编的任命,该书的作者清一色的名流,仅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是,在1929年,高尔基去参观集体农庄时,曾拒绝欢迎他的民众提出的希望他帮助他们反对专制暴政的请求。后来的事实是,运河没有建成,却死了许多人。这完全是独裁者的好大喜功而根本不拿人命当回事的邪恶所造成的。同样是三十年代,在全世界都怀疑苏联的劳改制度的反人性时,高尔基又带了三十几个著名知识分子去了劳改营,看到的都是虚假的伪饰,只有一个少年犯向他说出了一些真相。但是,他仍然领衔其他作家一起写了赞美劳改营的特写集,说劳改营如何好、如何人道,对改造旧人和塑造新人如何有效。当一个少年犯说出的真相、劳改营的苦难和受害者的求助都无法打动高尔基时,他所要捍卫的崇高真理就变得极为可疑和残酷。特别是在有着陀思朵也夫斯基传统的文化中——决不会用一个孩子的苦难去交换任何真理——高尔基的行为就是为了抽象的真理而无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以及人的苦难。而这,正是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的欺骗性和残忍性之所在。

最后,又是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刚刚开始时,高尔基写了《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这是斯大林时代乃至苏联的整个极权时代、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极权世界的最著名的政论文,其反人性之彻底,已经达到顶点——完全不顾及血缘亲情了:“如果‘同血缘’的亲人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他已不再是亲人,而只能是敌人,所以不再有任何理由饶恕他。”“……由此便得出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这种语言不是人的语言,而是野兽扑向毫无反抗能力的猎物时发出的咆哮,是必致人的尊严和人格于死地而后快的吼叫。在共产主义极权体制下,这篇文章成了的所有知识分子以笔做刀枪、参加阶级斗争的范本,正如他的《海燕》成了极权意识形态的大抒情赞美诗的范本一样。中国的刘白羽、魏巍、杨朔式的散文,贺敬之式的诗歌,都是这种高高在上的空洞的大抒情传统的产物。先是在五十年代整人、后来在59年和文革中被整的著名诗人郭小川,曾在“反右”时期写出过高尔基式的檄文《射出我的第一枪》,其恶毒远在高尔基之上。他几乎是在歇斯底里地咆哮:“在奸人发出第一声狞笑的时候,我没有举起利剑般的笔,剖开那肥厚的肚皮,掏出那毒臭的心脏。”“今天,当右派分子还在奋力挣扎的时候,用我这由于愤怒和惭愧而发抖的笔,发出我的第一枪。而明天只要有一个顽固分子不肯投降,我们的擦得油光崭亮的子弹就决不会离开枪膛。”

在以人民、国家的名义实行的极权体制下,个人独裁和多数暴政相互结合,知识上无知的大众极可能走向对人的肉体的暴虐,而那些有知识的知识分子的人格无知,所制造的恰恰是更残忍的悲剧——对人的精神实施暴虐。这种暴虐不仅毁灭了人性,而且毒化了人类文化赖以传承的语言,使人的语言除了虚假、粗俗、仇恨和暴力之外,再没有一丝真实、优雅、高贵和爱的气息。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高尔基并非完全不知情,除了准确的死人数字外,大多数内幕他是知道的,他还与布哈林等受迫害者通过信。因此,以完全不知情为他的言行做辩护,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高尔基在斯大林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其恶毒和暴虐的程度,在客观上决不次于KGB的头子贝利亚。贝利亚灭绝人的肉体,高尔基灭绝人的精神。正如中国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在回应一些对“放卫星”的指责时,就引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科学见解”为大跃进辩护,钱在当时发表文章说,利用太阳能创造亩产十几万斤的神话。难道这不是一种良心犯罪吗?换言之,无论高尔基在一些细节上多么不合适宜——比如保护了某个知识分子啦、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啦——他的罪过都是不可原谅了。一个世界知名作家,自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大节上一旦没有了敢于诚实的勇气,做人的底线也就没有了,任何小修小补皆无济于事。

综观高尔基的一生,他最彻底的时刻,就是三十年代对希特勒的谴责,而又恰是这种对境外的极权主义的彻底拒绝,反衬出他对本土的斯大林极权的接受、谄媚和屈从的恶劣性质。此种精心计算过的拒绝和接受,是何等懦弱而猥亵的生存策略!它让我想起去年北约误炸中国驻南使馆时,大陆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拙劣表演,不敢对中共的专制置一言,却隔着太平洋大骂克林顿。还有“六四”后逃到美国的甘阳,一面以“新左派”的言论与中共当权者共谋,一面大骂国内的有理性的自由主义学人为“卖国贼”和帝国主义霸权的洋奴。

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极权体制下,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既是受迫害的首要对象,又是被收买的首要目标。所以,无论是出于观念上的糊涂,还是出于人格上的懦弱,在与极权制度的合作上,越是大知识分子就越可能成为独裁者的大帮凶大帮闲大花瓶,前苏联如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亦如此(如郭沫若等),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些毛时代的“右派”变成了邓时代的郭沫若(如费孝通、钱钟书等),而钱学森则是纵贯毛、邓、江各个时代的宠幸有加的三朝古董级花瓶。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就是执政党用来收买社会名流的制度化机构,专门供养大帮凶大帮闲大花瓶。虽然邓时代和江时代的知识分子不象毛时代的那样驯服,但是,中国的知识群体的质量还是无法与前苏联的知识群体相媲美,人家有索尔仁尼琴和萨哈洛夫,我们呢?最近出版的一本《顾准全传——拆下肋骨当火把》,居然宣称“中国有顾准”,“顾准一个人的不屈人格洗刷了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耻辱。”不错,中国是有伟大的顾准,他的倒下和长期的被遗忘(受到顾准的思想恩惠的人,早在八十年代就得到了改革理论家的声誉,而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顾准才被重新发现),非但洗刷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耻辱,反而只能加深我们的耻辱。顾准作为个体的高贵恰恰反衬出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猥琐和下流。只有当我们能够在顾准的坟墓和精神遗产面前长跪不起之时,我们才能在强权高压之下挺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智慧。

三、罗曼·罗兰和高尔基之间的终身友谊

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友谊是终身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称之为“革命的友谊”,一般舆论又把这友谊变成一段颇为动人的佳话。而在我看来,他俩的友谊几近于互媚,与巴金和冰心之间、李泽厚和刘再复之间的友谊相类似。

一本《莫斯科日记》,凡是涉及到高尔基的地方,无不充满了赞美之词,他甚至无视高尔基享受的种种特权,赞美高尔基是如何的善良和慷慨无私,“从没想过什么老爷式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从被称为“苏维埃王子”的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身上,却看到了这个家庭所享有的特权。这个“王子”,在莫斯科有成千的追随者,可以随便出国,喜欢竞赛就有自行车、摩托车和汽车,迷恋飞行就有巨型8引擎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专机,这是苏联第一架高空飞机,配有印刷、高频电台、随机电话等先进设备,可惜,这个“王子”还没来得及享受新的“玩具”,就染上肺炎死了。高尔基之所以成为极权制度的同谋,与他在斯大林时代所享有的巨大特权之间,肯定是正相关关系。

也许,别人会从另外的角度,看到这种友谊的美好动人之处,我也不否认别人的角度和看法。但是,我以为,更应该从他俩与斯大林体制的关系的角度,去看这种友谊。他们两人以各自的方式享受着斯大林给予的特权,又以各自的方式共同为反人性的极权主义进行辩护和掩饰,不诚实是这种友谊的基础。他们不可能与纪德做终身朋友,更不可能与索尔仁尼琴融洽相处。所以,他俩友谊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亵渎和出卖,而且是对人性本身的背叛。对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这样的友谊,我只能用“一丘之貉”或“狼狈为奸”来评价。而纪德和索尔仁尼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基于做人的诚实和作为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一个敢于直面事实真相,敢于公开承认和放弃自己的错误,把人性的尊严置于个人的虚荣之上。另一个在经历了地狱般的集中营之后,仍然敢于冒着将受到更大的迫害甚至被处死的危险,揭露极权铁幕的真相,向世界贡献了一个“古拉格群岛”,这个词已成了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的恐怖政治的代名词,如同奥斯维辛成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代名词一样。

注释:三年监狱生活,我每天都要给妻子写点什么,其中读书笔记和感想占很大的比重。尽管这些信无法寄出,但是我仍然要写,我决不能停下来,因为这是支撑我在狱中保持健康心态的灵魂。这篇文章就是根据我在大连市劳动教养院的两段读书随想整理而成的,读两本书的时间跨度有一年之多。由于环境特殊,思绪跳跃,行文不够冷静,时有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本想在整理时对文字作一些冷处理,又怕这种事后的改动损害了真实的监狱中的我,于是作罢。除了把一些不太连贯的地方作了添加外,基本的想法和文风都尽量保持原貌。

1997年12月、1999年8月初稿于教养院
2000年6月整理完稿于北京家中

【前哨】2000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