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和平:唯一选择;民主:最佳前提

1996年台湾举行第一次全民大选,中共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结果成全了李登辉以高票当选;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全民大选,大陆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的对台白皮书,提出“三个如果”作为动武的条件,其中尤以第三个“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拖延关于统一的谈判……”来提升大陆在失去耐心时不惜一战的强硬立场。朱镕基在人大三次会议闭幕时的答记者问,对台湾摆出一种罕见的强硬而情绪化的姿态。朱的话音刚落,中南海智囊、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辛旗以比政府总理更强硬的态度:“台湾民众,可以说得重一点,应该说是面临灾难性后果,这一点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他甚至发狠地说:一旦台独势力上台,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这一系列蛮横的威吓所导致的,就是大陆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30%的高票当选。大陆当局之所以屡屡想影响台湾的大选而又屡屡失败,就在于他们的武力恫吓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有违于民意。

但我以为,文攻还是比武吓要温和些,而且大陆当局的表态中也为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不承诺放弃武力或不允许无限期拖延,并不等于一定要动武,更多只是想让台湾尽早地坐在谈判桌前。大选之后,大陆当局的态度并不象舆论所预期的那样强硬,反而显得有些无可奈何,适得其反的尴尬使其只能选择“听其言,观其行”的低调。

一、学会妥协

象1996年的导弹引起世界大哗一样,今年的白皮书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如果”和朱镕基的答记者问,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数日来,英国的《泰晤士报》,爱尔兰的《爱尔兰时报》,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德国的《德意志时报》与《世界日报》,法国的《世界报》与《费加罗报》,日本的主要报纸,纷纷以社论或专文评论的严肃方式,谴责大陆白皮书以武力相威胁的强硬立场。美国的反应尤为激烈:《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洛杉矶时报》等主流报纸一致反对武力,呼吁和平。众议院以高票通过《台湾安全加强法》,把大陆作为主要的遏止对象的呼声骤然响亮,一向对大陆奉行接触政策的克林顿总统也第一次表示:在两岸的关系问题上,任何解决方式都要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最近,美国政府又计划提升对台军售的水平。许多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呼吁不给中国PNTR,阻止中国加入WTO,把贸易重新作为敦促大陆改善人权和免于台湾受武力威胁的外交牌来打。三月十一日,三十位美国联邦众议员联名提出第二七二号共同决议案(包括十四位共和党,十六位民主党,显示了两党的共同态度),促请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大选与民选总统,免受中共干扰;期待与下一任台湾民选总统合作;坚持台湾最终地位的确定必须具有台湾人民明确的共识,且必须以和平方式实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布莱尔宣布:一旦台湾受到大陆的武力攻击,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协防台湾;国防部长科恩明确表态:既不支持“台独”,也反对动武。这也是美国的一贯立场。陈水扁当选后,克林顿总统立刻表示祝贺,对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大度和善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尽管国际舆论的反应非常强烈,尽管朱镕基答记者问时的态度极其情绪化和强硬,但是我认为这不过是大陆想在陈水扁突然坚挺和大选的最后时刻影响选情,打压阿扁的策略而已。实际上,海峡两岸的当事者还是相对平静的。选战正酣的台湾和人大会议期间的大陆都在软化强烈敌对的立场,选举后大陆并没有激烈的反弹,这也许是切身利益使然。在台湾,1996年的大选,应对大陆的导弹演习的,是候选人们争相强硬的攀比;而这次大选,面对大陆的强硬,虽然有要求美国政府批准《台湾安全加强法》和增加对台军售的呼声,但是三位热门的总统候选人都争相向中共发出了善意的信息,没有人再提“台独”、“公投”,甚至连李登辉的“两国论”也变成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种软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刚刚当选的、一向以“台独”著称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他在竞选期间就发出两岸最高领导人直接见面的呼吁,并把他儿子放入竞选广告,为了让选民相信选阿扁是安全的;见过邓小平的诺贝尔奖得主、现任台湾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公开支持陈水扁,既提高了阿扁对其他候选人的竞争力,又减弱了他无法被中共所接受的传统的激进形象。三月十八日晚,当选的陈水扁仍然保持着对大陆的“善意的对话、积极的沟通、永远的和平”的态度。并且表示在正式就职之前来大陆进行善意沟通的诚意。台湾的两次大选面对大陆的两种威慑,候选人的态度一硬一软,这种鲜明对比恰恰是台湾民意变化所致。

在大陆,尽管军方的态度一直强硬(朱的表态也有屈从于党内强硬派压力的成分),但大陆当局的基本态度是在软硬兼施之间维持平衡。白皮书强硬,之后,是江泽民的怀柔“没有烽火连三月的感觉”,并表示希望访问台湾来软化白皮书的强硬立场;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对台政策的部分中,没有“三个如果”的字样。政协闭幕式上,李瑞环的反响强烈的讲话淡化了台湾问题,突出了改革的紧迫感、政治民主化和民意向背的重要性。大陆的最高决策层一再宣称对台方针“从来没有变”。即便朱镕基在人大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对台湾态度极为强硬和煽情,但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的,想打压竞选风头正劲的陈水扁,他说,没有李登辉的“两国论”就没有大陆的白皮书:“三个如果”是邓小平的思想,也是“江八点”的核心原则,大陆对台湾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第三个“如果”也没有什么新东西。陈水扁当选之后,大陆的基本态度是静观其变。

两相比较,台湾民众拥有言论自由,可以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大陆当局所有公开的甚至半公开的对台政策,可以在股市里收看朱镕基答记者问的实况转播;而大陆民众却很难知道台湾当局和人民对大陆的态度,听不到三月十八日陈水扁的当选感言,只能看到经过严格筛选的消息。而在这些经过官方精心剪裁的消息中,似乎没有和平意愿和妥协态度,只有“台独”“两国论”等危险征兆。这种两岸民众在信息获得上的不对等,凸显的正是大陆的封闭性和台湾的开放性,也凸显了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大陆当局的道义劣势与不自信和台湾当局的道义优势及其自信。与此相对应,台湾候选人的态度更具建设性,而大陆决策者的态度就显得狭隘和霸道。大陆的白皮书公开发表之前,台湾的三位候选人已经力图淡化“台独”的色彩;白皮书发表之后,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其竞选纲领中的大陆政策;对朱镕基发出的威胁仍然态度平和,没有以强硬对强硬。在此种差别的背后,两种制度的优劣便一目了然。台湾绝大多数人不认同“一国两制”式的统一,而要求民主式的统一,其理由正当而充足。

所以,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学会妥协——特别是在力量对比不均衡和还有恩怨的情况下——就是以超越各自的狭隘立场的高瞻远瞩寻求善意,寻求一种既有道义合法性又有现实合理性的和平方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末美苏对抗的严酷的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元首都能相互握手,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解决古巴的导弹危机、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七十年代初,在中国受到苏联的核威胁的时刻,美国总统能够踏上被它封锁和孤立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大陆,使两个制度、文化完全不同的敌对国家握手言和。那么,现在已经是新世纪了,全球一体化的前提就是一种人类视野的宽容、相互尊重和利益共享,更何况同根同种的台湾和大陆,有什么恩怨无法在谈判桌前化解,非要兵戎相见、鱼死网破不可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再呼吁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用对话代替对抗,两岸关系的民族特殊性和历史渊源,更应该提倡以建设性的对话代替破坏性的对抗。正如克林顿总统最近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所说:在两岸关系上“变威胁为对话”。朱镕基虽然把克林顿的“海峡两岸”改为“太平洋两岸”,但是他没有改变“用对话代替威胁”。

在今天的自由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文明主流的世界格局中,大陆当局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不能总是奉行极端的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美国在世界人权大会上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道义劣势使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提出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相统一,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不尊重人权的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最近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大陆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专制。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中共口口声声尊重台湾民意,难道只因为台湾太小太弱,就连面子上的道义底线都不要了吗?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

朱镕基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四月十二日,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解说,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但愿这是一种基于道义和利益均衡的妥协态度,而不是哄小孩的话语阴谋和犬儒主义。陈水扁也说他如果当选,和大陆的领导人什么都可以谈,甚至包括把“一个中国作为议题”也可以谈。但愿陈的态度是他就职后处理两岸关系的真实的政策底线,而不是谋求执政的竞选策略。最近,陈水扁也保证,他的就职纲领一定是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来定位两岸关系,决不会引起新的紧张。既然两岸都表示了可以谈“一个中国问题”的态度,区别只在于“前提”和“议题”,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以武力相威胁呢?既然白皮书说“台湾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对外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最终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为什么还要摆出逼人就范的姿态、招致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反感呢?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和妥协,在“和平统一”的前面加上“民主的”定语呢?其实,加上这一定语,对中共和大陆人民谈不上什么妥协,而是大陆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台湾提出“民主的和平统一”,等于为大陆提供了一个进行政治改革的绝好契机和堵住强硬保守派的嘴巴的方便借口,为了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就必须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这样做的结果,最大受益者恰恰不是台湾、而是大陆本身。

二、道义的力量

尽管在短期内,两岸关系不明朗,存在着容易引起紧张局势的种种不确定性,但是从长远的目光看,两岸关系的未来前途除了民主的和平统一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种唯一性首先是由民意、其次是由现实决定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在记者会上,朱镕基看重的也是在台湾大选投票前对民意的影响,寄希望于民意向背在最后投票时刻的关键作用。他说中国的统一是台湾的民意、大陆的民意、全世界华人的民意,他一方面用怀柔的口气,声称相信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能够做出符合大陆期望的明智选择;另一方面又用威胁的口吻让台湾人民“要警惕啊”,不要拿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台独”分子的政治祭品,“否则将后悔莫及”。陈水扁当选后,大陆政府要求台湾新政府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再一次诉诸于渴望安全的台湾民意。由此可见,无论是怀柔还是恫吓,无论是大陆当局想用威胁来影响台湾选情,还是用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与陈水扁的新政府打交道的前提,都要诉诸于台湾的民意,至少要在表面上打“民意”牌。

大陆政府可以通过舆论控制和党的喉舌误导民众,煽动起狂热的民族主义,作为对台湾动武的道义根据;但是,大陆政府对自身道义合法性的危机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它没有足够的信心在战火燃起之后还能把握住民意的向背。道义上的劣势使中共不仅害怕国际社会的干预,更害怕国内不满的全面爆发。在十六大的筹备期,甚至中共党内都有人发出这样的质问:十六大能开成,十七大还能吗?只要稍有理智,明知道玩火者必自焚,谁还会偏要玩火呢?现在,大选的结果已经揭晓,恫吓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帮助大陆最不能接受的人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两次威胁之结果的适得其反,应该使大陆当局认真反省自己的强权政治,从现在开始学习怎样与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和民众打交道了。

其实,大陆根本不必太看重谁当选,在没有看到新总统的施政纲领和具体政策的情况下,不必急于显示自己的强硬,否则的话就会反应过敏,做出错误而危险的决策。台湾现在已经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民意乃是执政者权力的唯一来源,无论是在大选期间,还是在选举之后,没有一个候选人和当选者敢于逆民意而动,民意的向背将最后决定候选人和执政者的命运。大陆的执政者的升降虽然不取决于民意,但是两岸的民意、国际舆论、两种制度之间的优劣对比和现实的实力对比所形成的综合压力,也会起到类似于民意向背的道义作用,特别是美国及其北约成员国和联合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克林顿总统顶着美国国内巨大的反华压力,全力游说国会给予大陆PNTR,支持大陆加入WTO,重伸一个中国的原则,这种态度也会对因大陆的强硬和陈水扁的当选所造成的紧张气氛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同样,在一个民主体制下,不论是哪个党的候选人上台都必须接受民意的监督,奉行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宪政原则。台湾的民意(87%)是两岸的和平与大陆的民主,台湾新总统搞“台独”有违于民意,大陆执政者想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以武力和强权征服台湾也有违于民意,越以武力强加,所招致的反感和离心力就越大。如果大陆政府敢于开放言论自由和公正的民意调查,我想,大陆的民意也肯定是和平与民主。两岸的民众都清楚,一旦开战,最无辜最倒霉不是政府,而是平民百姓。回顾历史,国共的对抗为中华民族带来的只有灾难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战争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军备竞赛所消耗的大量经费,为了加强各自的国际地位而空耗钱财去收买那些没有任何原则的无赖国家……)。而美国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都一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和斡旋,其主旨始终是促成国共合作、避免战争,在和平的环境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富裕的中国。如果不是毛泽东一意孤行,把百废待兴的中国错误地拖入由金日成和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大陆中国就不会与世界主流文明隔绝那么久,台湾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

美国的这种热心既是基于自身的利益,也是基于日益被全人类所认同的普适性价值——人的自由、尊严、权利与世界和平。现在,“人权高于主权”所表述的人类正义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冲突的准则之一,在相对正义的国家主权之上,还有《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绝对正义的人权,为了人类的基本权利,各国在必要时应该出让一部分主权,这是每一主权国家应尽的道义责任,也是新世纪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的道义基础。自由、和平和发展才是世界文明的主流与前途所在,而决不仅仅是大陆当局反复强调的“和平与发展”。正是依靠种道义优势,西方开放的自由社会才战胜了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封闭的极权社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才赢得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三次区域性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的胜利(出兵海湾,遏止了独裁者加战争狂的萨达姆的企图独霸海湾的野心;军事干预波黑和科索沃,阻止了种族战争和种族灭绝);也正是这种道义要求,才使东欧、亚洲、非洲、拉美的独裁者在下台之后,必须接受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和平就得不到保证,也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发展是以人的生存状态的综合质量为标准的,而决不仅仅是多吃几片面包、多储存几颗核弹头)。换言之,两岸的民意、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与和平的所有人的民意,就是道义之所在。武力强权也许可以得逞于一时,但决不会当道于永远。

我认为,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之所以节节胜利、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其说是受惠于物质或科技的进步,不如说是得益于人类对道义的追求和坚守。如果没有这种对自由与和平的持久而坚定的道义立场,人类也许早已毁灭于自己的科技进步了。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与其说是科技的竞争,不如说是制度的竞争,制度创新可以包容并激励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绝不能涵盖制度创新,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是制度而非科技。而制度竞争的说到底则是道义的竞争,谁拥有道义的优势,谁就是最后的赢家。当今世界,宪政民主制度相对于其他制度的优势,就在于这种制度的道义立场——实现并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为人的创造力的最大限度发挥提供最有效的制度激励。

因此,如果囿于狭隘的主权、内政的原则而罔顾国际正义、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人的自由;如果仅仅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应用于两岸关系问题,作为一味敌对、进而作为武力解决两岸关系的理由,那么再强大的武力也会因缺少最起码的道义合法性而成为孤家寡人,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的失败是注定的。不错,台湾人是中国人,但是台湾人首先是大写的“人”——一个个具有天赋的自由和尊严的人。而人的自由和尊严是超越地域、国界、种族、文化、阶层……的界限的。每一个人都有免于他人(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强制的权利,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地的自由。台湾人作为人类的个体,其自由、尊严和权利不仅受到台湾宪法的保护,而且受到《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保护。在没有征得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的同意(就等于没有得到人民授权)的情况下,就强制性地以武力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不仅有违民意和侵犯人权,而且有违人类正义、联合国宪章和历史潮流。今天的国际社会决不会忘记二十世纪的狂热民族主义演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坐视任何可能出现的对人权与世界和平的威胁。同时,拥有了自由和尊严的人民,也决不会屈从于武力强权的威胁,因为反抗强权是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世界公理就是人心之所向和道义之所在。

现在,一个与中共没有历史积怨的新政党上台,为一种没有敌意的两岸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如果两个执政党都能以民意和道义为重,民进党的上台未尝不是两岸人民的福音。一方面,陈水扁及其民进党的执政,使其角色发生了变化,由台湾社会最大的在野党和政府的批评者、监督者,变成了被批评、被监督的执政者。在野时的批评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使之可以采取相对激进的高调立场,而执政后的被批评者和被监督者的新角色,就要求它必须保持相对保守的低调立场。这大概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常规。何况,陈水扁尽管以接近40%的得票率当选,但他所统领的仍然是个弱势政府,60%的拒扁的民众和国会中的劣势,使陈水扁的新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制于多方面的、特别是国会和民意的制衡,陈水扁必须保持低调,弱化他本人的“台独”色彩;超党派的国家意识和全民利益对执政党和新总统的要求,也将抑制民进党本身的“台独”诉求,迫使陈水扁与民进党拉开距离,推动他全力寻求缓和两岸紧张关系与维护海峡安全的可行性的大陆政策。同时,和平统一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要求。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为了获得美国的实质性支持和国际舆论的道义声援,执政了的陈水扁及民进党也要弱化甚至放弃激进的“台独”纲领。

事实上,陈水扁本人在竞选中和当选后,都以高姿态反复强调与大陆的善意对话和建设性沟通,一再重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高于党派的利益,他宣布就任后辞去中常委的职务,不再参加民进党的活动。在请李远哲出面组阁失败后,陈水扁力邀国民党籍的唐飞组阁,赢得众多赞扬,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新角色已经有了清醒的意识。陈的当选也带来了这样的可能:由于“台独”在很大程度上是民进党争取执政的策略,陈的当选为民进党带来的执政地位,使其政治视野更为开阔,不再囿于岛屿意识,从而为修改以台湾独立为政治诉求的党纲提供可能。最近,台湾岛内不断有要求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的呼声,民进党中常委陈昭南已经向民进党中执会提出“台独党纲修正案”,意欲将党纲中“建立台湾共和国、制宪”等字眼删除,改为由公投来决定是否改变两岸关系的现状。如果“台独党纲修正案”获得通过,那就为台湾新政府与大陆打交道拓展让两岸都有回旋余地的积极空间。

另外,民进党是建立在自由宪政基础上的多党制式的政党,完全不同于建立在苏联式独裁政党模式基础上的国民党和中共,所以,陈的当选使大陆政权必须面对一个完全民选的新政府和一个新的执政党,不得不接受与最不喜欢的对手打交道的现实,听一听来自代表台湾“草根”民众利益的政党的声音。对民进党而言,过去它直接面对的是执政的国民党,它在两岸关系上的政治诉求只能通过国民党才能变成政府决策。现在,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接受直接面对中共政权的挑战,面对面地了解这个以前只闻其声的威权政党。换言之,新的台湾政府和现任大陆政府在两岸关系上都失去了老对手,而新的对手可以突破老对手的僵化格局,开辟新格局,从而创造这样一种可能:使大陆政权换一种有别于强权和武力威胁的全新的思路,使民进党也换一种不同于“台独”的新策略,在这个新世纪里,把两岸关系带入新天地——用对话代替威胁和对抗。

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通过全民大选,完成了权力和平转移的现实,对大陆的道义影响是巨大而多方面:首先,台湾的一人一票的公正大选,对大陆民众具有示范式的道义激励作用,连出租车司机都认为大陆当局应该学习台湾。现在,民间出现了强烈要求中共向国民党学习、进行政治改革、开放“报禁”“党禁”的呼声。其次,对大陆知识界,台湾经验已经不是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奇迹了,而是民主政治奇迹下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这一事实有力地批驳了“中国人不适于搞民主”的国情特殊论,批驳了以社会稳定为借口拒绝政治改革的“先面包、后自由”的犬儒理论,为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与政治保守主义进行论战的最具说服力的实证经验。再次,对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民进党由被打压的弱小的不合法的民间政治力量,到合法的最大在野党,再到今天的执政党的奋斗历程,为日渐沉寂的民间反对派运动提供巨大的鼓舞和最具亲和力的榜样,既增强了他们面对强权的道义信心,又有了可资借鉴的进行内部整合的操作性资源。

最后,对于至今仍然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式强权的大陆执政者来说,陈水扁的当选既是一剂道义良药、又是一种道义压力,使大陆政府从强权的自恋中、从传统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崇拜中清醒过来,面对民主台湾的真正民意和全世界的要求和平与支持民主制度的道义立场,面对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成功地完成了权力和平交替的现实,面对来自大陆民间的质问:国民党能,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当大陆政权意识到武力威胁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真正的武力征服又没有现实的可行性之时,当中共从这种武力威胁的失败中,感到自由民主在道义上的力量和优势与一党独裁在道义上的虚弱和劣势之时,就会寻求和平的方式,坐下来进行真正对等的对话和谈判。陈当选后,大陆方面的低调、平静的反应与此前的声嘶力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凸显了党内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和主张对台动武的死硬派的极其尴尬的被动处境;也为党内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健康力量提供一张推进“民主的和平统一”的道义王牌。可以说,台湾的成功是中国实现全民族的自由民主理想的最大道义资源。维护台海和平,民主制度和自由灵魂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比任何先进武器都强大都长久,因为靠专制强权和野蛮暴力统治世界的时代早已过去。

我相信道义的力量,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中,拥有道义的人,即便手无寸铁,最终也不会败在武装到牙齿的强盗脚下。不是一海之隔天时地利,而是人人心向自由民主的道义凝聚力,才是台湾人民免受战争之灾的最坚固的安全保障。否则的话,人类正义与野兽的丛林法则的区别何在?二十一世纪与茹毛饮血的时代又有什么区别?

三、无法回避的现实

从现实的实力对比的角度看,尽管大陆地广人多、武力比台湾强大且拥有核武器,尽管大陆正在急迫地从俄罗斯进口先进武器,尽管中共可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执政权力集中大陆的所有资源,进行军备升级和战争动员,但是,大陆要想以武力征服台湾就必须具有相对优势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才能跨越一海之隔的天然屏障。还要有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才能维持第一次登陆成功后的后续占领。但是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大陆对台湾没有多少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优势,也没有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能力,跨海作战的胜率极低,哪怕大陆有60%登陆成功的把握也不敢贸然行事。同时,大陆想用武力征服台湾,必须在美国及国际社会不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果国际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存在(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大陆武力攻台,国际社会就要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大陆绝无可能用武力征服台湾。

退一步讲,假设在没有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大陆对台湾具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即便大陆能够以强大武力粉碎岛内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从地理上征服了台湾,也绝对征服不了二千三百万已经自由了的灵魂,各种形式的反抗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占领者身心俱惫。如果慑于占领的代价太大,而只进行密集的导弹奇袭并配以电子战,瓦解台湾的机场和战情指挥中心,进而逼迫台湾坐到谈判桌前。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台湾现有的军事力量以及民众的道义凝聚力之下,这样的目的是根本无法达到的。或者说,以台湾现有的实力和民心,除非与海岛一起毁灭,否则决不会停止抵抗。更何况,大陆一旦动武,世界的支持和同情肯定在台湾一边。由于道义和现实利益所在,即便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不进行武力干涉,大陆也必然要受到全面性的严厉的国际制裁和道义谴责,这是国际社会在两岸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能够向大陆做出让步的最后底线。联合国也极有可能置大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于不顾,接纳台湾进入联合国,台湾的流亡政府也会以此为契机,宣布独立。而一旦独立就再无重新统一的希望。

所以,理想和道义也罢,现实和利益也好,走和平民主之路,统一就有希望,中国人也会因此而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和尊重;而凭武力进行征服,台湾只能别无选择地独立,大陆中国不但在道义成为孤家寡人,而且对国际贸易和外资依赖日深的国内经济也将陷于困境。战争不仅吓走了外资、外商和招致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高昂的战争经费必将耗尽改革二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经济资源。也许,战争之初,长期被控制被同化的民众会陷于或真心或假意的爱国主义迷狂(象北约误炸使馆事件时的狂热),但是,在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早已失去说服力的今天,民众的最初大宣泄过后,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伤亡、萧条和国际孤立等一切灾难,就会把民众的积怨和愤怒转向他们本来就极为不满的腐败权力,那时的大陆真的就是内忧外患了。

现在的大陆,尽管还有着表面上的稳定,然而,实际上,由于执政者一直拒绝政治改革,体制的陈旧、僵化和腐败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和仇恨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高危机程度,旧冤未平,新冤累累;仅举出其中有目共睹的几项就足以见证:

1、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反体制力量:“六?四”事件和“六?四”之后,民间的反体制力量已经公开化(以各种形式反抗着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六四难属群体等),并且得到民众的各种方式的支持和同情,虽然屡被政府以强权打压,却仍然持续不断,成为压不灭的火种,打不垮的脊梁。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体制外而且在体制内也有不可小视的潜力,有些老共产党员已经走上反体制的前台(如李慎之、李锐、鲍彤、胡绩伟、杜润生、于光远、吴江、王元化、王若水、许良英、朱厚泽、被软禁的赵紫阳等),他们的资历、学识、智慧和良知在知识界和工商界都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就连执政者也不敢小视这种道义力量……从民主墙到“清污”“反自由化”再到“六四”,以及“六四”之后对民运的镇压,直到今年四月,中共发动的对李慎之、刘军宁、樊钢的打压,恰恰证明了自由主义群体的力量。虽然受到政府各种形式的压制(监狱、黑名单、窃听、跟踪、开除公职、点名或不点名的意识形态大批判……等等),但是自由主义的经济知识和政治理念在中、青年的文化界和民营企业家中已经扎根,形成了相当可观自由主义群体。民主观念在城市的关心时事的居民中也已经广为普及。这些相信自由主义价值的社会群体,已经与一党垄断国家权力的体制形成了行动上和观念上的难以调和的对立。在强权高压下沉默的大多数决不会永远沉默。

2、民众中的不满:被打压的法轮功、中功以及各种民间的自发的准宗教组织,这些组织的几千万或上亿的信徒前赴后继的抗争,在抗争中觉醒到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可贵,以及强迫的意识形态统一的反人性;几千万失业者(据估计国有企业共有一亿四千万职工,最终失业者将占35%)、被剥夺得最严重的亿万农民的集体上访和请愿,在争取基本人权的行动中,意识到了垄断权力之下的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农村的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多达二亿左右。);流动在各大城市底层的饱受屈辱的上亿民工的团伙性破坏性的行为,用“夜晚政治”变相地反抗着政府在城乡之间人为制造的歧视性政策……现在,这种种不满已经演变成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的冲突甚至暴力对抗(最近,东北的杨家庄子矿区因关闭矿场发放资遣金引发不满而造成二万多人的大规模暴动,最后动员了大批军警才镇压下来;广东省四会市前发生警民冲突,二千人围市府;镇江各个地点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集会,抗议政府擅自停还地方债券的本金,京沪线已被切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众与政府的对抗性冲突每天都在发生。

3、民族矛盾:西藏、新疆与现政权的冲突由来以久,中共的双管齐下的怀柔和镇压也难以摆平,少数民族要求完全自治或独立的民族诉求与现政权的冲突愈演愈烈。新千年伊始,西藏的第三号宗教领袖、白教噶玛巴活佛出走印度,前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第一富婆”热比娅,被中共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八年,更凸现了民族冲突的尖锐。而这些民族问题与台湾问题有共同之处,即不接受没有民意授权的强制性的统一——文化同化和制度同化。

4、全社会对渗透到执政党每个细胞的无可救药的政治腐败的不满,越来越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所埋下的怨恨(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中心显示,目前中国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已经达到了就要突破社会承受能力的0.457的水平),动则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集团性腐败案,成为老百姓和官员们都公开谈论的话题,最高决策层也把腐败作为重大议题,提升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逢会必讲,但是政府的反腐败却毫无成效,最多也就是拿某个人开刀,作作秀而已(胡长清案)。体制的弊端只能使反腐败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陈希同案),而普遍的腐败却越反越烈……最保守的估计,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权力的市场化和资本化给极少数权贵带来的利益至少有三十万亿人民币之巨。这种制度性的腐败,使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所剩无几,政府权威的维持越来越依靠强制力和利益收买(政府性贿赂不仅是对国内,更是对国外,大陆的巨大市场成为中共面对国际谴责时最有力的王牌,对港台及其他海外华人亦如此)。这种腐败不仅蚕食着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而且把战争年代靠革命信念凝聚的中共,变成了只靠利益交换维系的犬儒党。积压已久的危机将因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萧条和政治恐慌而全面爆发。

5、经济危机。邓小平式的单项经济改革的正面能量早已释放完了,负面效应在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极为明显,“八九运动”的发生就是针对改革的负面效应的。“六四”之前经济改革只不过是收拾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还历史的欠账;1992年的“南巡”所掀起新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也只不过是为了收拾他自己造成的“六四”烂摊子。两次经济改革的成就感和对民众的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芜太绝望,晚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一丝光亮,邓小平的改革仅仅是来自边缘的微光。“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亲手扼死了大陆仅有希望之火,他想用“南巡”再一次点燃。但是,单项的经济改革已经无法重燃希望之火了。现在,大陆经济的高增长期已经过去,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体制改革停滞,制度性的死结(权力的市场化)紧紧扼住经济的咽喉,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饰不住骨子里的危机四伏。1998年和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远远低于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上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做出来的数字。四月十一日新华社播发一篇反形式主义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各级官僚为了政绩而虚报产值的现象)。国内外诚实的经济学家估计增长率最多达到5%.积重难返的国有企业改革毫无起色,股份制改造(债转股)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多是走形式,包装空壳企业上市(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达83%,是名副其实的空壳经济),套取社会闲散资金,加强国家的垄断,以行政权力为支撑的黑箱操作和信贷倾斜,造成了大量的公共资产流失和极不公平的竞争。

结果,国有企业的改造变成了用全民的公共资产去填一党私产(国有企业)的无底洞。对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国家财政和垄断金融的贷款,而国家财政靠的是税收,1999年,非国有企业上缴的税收额已经占国家全部税收的76%.银行贷款主要靠老百姓近七万亿的储蓄,为了挽救国有企业,朱镕基连续降低信贷利率和存款利率,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巨大损失,恰好是通过信贷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国有企业获得的大量低息贷款。企业的兼并和破产,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向社会转嫁危机;剥离不良资产的灾难承担者是大量的失业职工。于是,在朱镕基保证“国企三年脱困”的政绩要求的行政压迫下,在朱镕基一贯奉行的集权式改革的操作下,国有企业得到了虚假的扭亏增盈,而作为大陆经济高速增长支柱的非国有经济却出现大面积滑坡,亏损、倒闭、破产的不再只是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宠儿——民营和私营的企业也处在亏损、破产的困境之中。

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是国有银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最保守的估计为60%),主要靠民间的储蓄来维持。国有企业欠金融机构的债,金融机构欠老百姓债,两种债务的不对称趋势愈演愈烈,金融系统的对内支付能力随时可能瓦解。另一方面,刚刚萌生的民间金融行业也在朱镕基的全面围剿下一蹶不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被全面封杀。大陆之所以能逃过亚洲的金融危机,决不是因为大陆的金融制度有多么健全,而是因为它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封闭,加入WTO之后才是对大陆金融业的真正考验。事实上,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所有隐患在大陆全部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它的维持全靠政府强制性地对全社会公共资产的剥夺。可以说,大陆的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老百姓,而是权贵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通过权力市场化达到资本权贵化。

6、执政党的危机。去年,政协主席李瑞环在陕西发表讲话,提出目前大陆所存在的五大危机的根子全在党内。春节前,江泽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关于从严治党的讲话,经过删节后于2000年4月2日公开发表。全篇只有一个主题:中共党内所存在的危机,已经威胁到党的生存和执政地位,再不从严整治,用不了多久就将亡党。江泽民指出,中共党内的自由化倾向、信仰真空、道德堕落、意志薄弱、官僚主义、腐败盛行、组织涣散、政令不畅、唯利是从、勾心斗角、任人唯亲唯钱、跑官卖官买官……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出现多起副职雇佣杀手谋杀正职的恶性事件。可以说,这是中共执政以来,公开发表的党魁对党内问题的最激烈的批评。虽然江泽民仍然坚持一党独裁的立场,认为只有中共才能治理大陆,从严治党是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和党的自我腐烂,但是他所指责的党的现状却是真实的(相信讲话的完整原文更为激烈)。一向只自夸而不检讨、只炫耀成绩而不承认失败的中共,一向自恃“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在严格控制舆论导向的大陆,公开发表党魁如此讲话实属罕见,充分证明了中共自身危机的深重。何况,现在中共的强人时代已经过去,再也没有一言九鼎的核心权威,高层的权力斗争将更为激烈和公开,带有更明显的没有主义而只有利益交换的犬儒色彩。围绕着十六大的权力角逐愈演愈烈,反对江泽民连任的党内争斗已经半公开化(在刚结束的两会上,李瑞环的讲话提出的“新三讲”,非常明显是针对江泽民的“老三讲”而发的),正如李瑞环指出的,大陆的最根本危机恰恰在执政党内。这样的末世执政党,一旦对台战争受挫,党内危机也会象社会危机一样全面爆发。党内危机爆发的危险还在于,目前,由于中共当局全力打压一切组织化、学术化、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民间整合力量,致使民间的自组织能力几乎等于零,大陆社会的整合资源只有丧失了道义合法性的、依靠硬性强制权力和软性利益收买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危机一旦爆发,必然导致群龙无首的社会雪崩式的瓦解。

7、全社会的道德崩溃。更可怕的是,在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日益瓦解的同时,大陆人在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和全无底线,唯眼前利益是从。由长期的政治的道德无耻,已经差不多毁灭了大陆人仅存的人性。从政治运动中的大小阴谋到经商大潮中的各个层次上的暗箱操作,背信弃义和唯利是从的犬儒化,已经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思考方式的常态。即便是爱国主义这种最原始的群体感情也日益犬儒化了。去年的使馆被误炸风波,参加反美的示威游行的大学生们,今天还愤怒地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举拳头、喊口号、投掷砖块和装满尿的朔料袋,过些天就去美国使馆办签证。今年三月,北京举行去美国自费留学的教育展,其拥挤程度象每年春运期间的人贴着人的火车站,京城的人们也顾不上斯文了,象进城的农民工一样你推我搡,致使展厅人满为患,主办者不得不中止展览。另外,据美国方面透露,大陆的省部级干部几乎每一家都有子女在美国或西方。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参加一个私人聚会,在回答记者关于两岸关系的提问时说:我们手中有一张中共最害怕的王牌,那就是让大陆的高干子女在美国的巨额财产曝光,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豪宅、游艇、名车……(大意如此)。由此可见,爱国主义象一切官方口号一样,只不过是牟取党派的和个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现在的大陆人除了权力和钞票,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无法真正打动他们。就凭这样犬儒化的爱国主义,怎么可能靠战争来化解危机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在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如此深重的情况下,除了中共之外,民间社会还没有一种兼具道义的感召力、合法性和广泛的动员能力的有组织的健康政治力量,可以成为凝聚民意和稳定社会的核心。这样一个处在道德品质完全腐烂之中的社会,既无力经受对外战争的严酷考验,也无法提供新体制创建所需要的人性基础,所以,危机一旦爆发,就可能玉石俱焚、片瓦无存。那可真就是上帝假自相残杀的战争之手来毁灭我们这个民族了。

四、明智的选择

从台湾的角度看,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在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使中国人居住的一个岛屿成为举世瞩目的自由、民主、富裕的社会而得到世人的惊叹和尊敬,台湾经验为欠发达国家、特别是为大陆中国提供了怎样走向现代化的示范,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不适于民主制度的“国情特殊论”和“文化决定论”。现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又结束了一党独大的不健康局面,开始了政党轮替的新阶段,中国人终于可以期盼自己的第一个多党政治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民主政治健全的常规也将随之建立。在有着几千年帝制传统的中国,在一党统治半个多世纪的党国体制的台湾,在大陆的十三亿人仍然屈从于威权体制的悲剧下,台湾的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值得所有的中国人珍惜;但是,就现实而论,“台独”决不是台湾人自我珍惜的最佳选择。如果民进党的执政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过去的“国共之争”转化为未来的"统独之争“,那无疑是陈水扁的最大失败。既然大陆政权承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台湾政府就可以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来交换大陆放弃”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而接受”民主统一的原则“。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就是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时间表。也就是说,只有大陆庄严地承诺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台湾才承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的统一。民主统一是台湾的最后底线。如果一个只有二千三百万人口的岛屿,能够利用统一的契机促成有十三亿人口的大陆社会的民主转型,那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

从大陆的角度讲,历尽内忧外患(主要是内忧)的大陆中国人,好不容易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是一百多年来最好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的最优选择,不是追求以武力为手段,在短期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台湾,而是以台湾经验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典范,集中全部精力从事本身的经济及政治改革。既然对台湾的任何让步都是“让步给中国人”,既然台湾的民意是民主式的和平统一,那么,放弃“一国两制”的邓小平模式,接受台湾提出的“民主统一”模式,恰恰证明了中共的第三代不同于第二代的高瞻远瞩之处。大陆当局应该认清:“一国两制”适用于香港、澳门,只是因为那是收回殖民地而已,没有太多可以还价的余地;但是把“一国两制”应用于台湾这个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就有些文不对题、强人所难了。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中国分裂成两个政权是已然的客观事实。台湾几乎是在与大陆完全隔绝的环境下,自主地生存、发展了五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如今又进入了政党轮替的民主政治的新时期。台湾人太知道生活在没有自由的专制制度之下的痛苦,太珍惜靠着几十年的流血牺牲所争取到的自由和富足,他们怎么可能接受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统治!邓小平本以为是宽大为怀的“一国两制”,香港人和澳门人的接受已经实属无奈(因为这种统一并没有征求港澳的民意,只是中英、中葡政府之间的决定),更何况已经自主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人了。

实际上,“一国两制”是邓小平面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失败的事实,而不得不做出的无奈选择,等于他已经承认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大陆的统治模式无法强加于港、澳,只能在实质上放弃制度性的政治强求,以换取在面子上的民族统一。这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让步和妥协,本身就是制度失败的结果。那么,面对东欧聚变、冷战结束的社会主义全面失败的国际大趋势,面对自主地完成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的台湾,江泽民核心为什么就不能尊重现实、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放弃“一国两制”呢?如果大陆政府不想让台湾无限期地拖延和平统一的谈判,那么大陆政府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所以,大陆当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接受台湾提出的“民主统一”的对等谈判,把“两制”删除,只留下“一国”,“一个中国”是大陆的唯一前提。换言之,台湾的陈水扁政府放弃“台独”,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的江泽民核心放弃“一国两制”,接受台湾的“民主统一的原则”,以和平统一的诚意来感召对方,以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双重成就来吸引对方。如果这样,我相信用不了五十年,统一大业就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这样,大陆的现行执政者就既在两岸民众和国际社会之中赢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又完成了中国的民主化和统一大业,江、朱等人就是超越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名副其实的第三代,成为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功德无量且名垂青史的伟人。何乐而不为呢!

道义的责任和现实的要求都指向一个目标——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平是唯一的选择,民主是最佳的前提。

对此,两岸都应该怀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耐心与善意。有坚定的信心才会有从容的耐心和善意。无论现在的中共第三代能否完成民主统一的事业,历史的潮流所预示的中华民族的最佳未来只能是:今日的台湾就是明日的大陆。

2000年4月于北京

【北京之春】2000年6月号

另一版本:和平唯一选择,民主最佳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