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往俗里走和无灵魂——文革后的大众文化与党文化

我之所以要谈大众文化这个专题,是由于我意识到,对于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说,对于瓦解共产党正统意识形态来说,大众文化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共产党官方的灌输或提倡和象我们这些自称为“精英”的人所讲民主、自由、人权等理论上的倡导,因为大众文化和中国普通大众的生活更直接,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直接影响到老百姓每天的所思所想、生活方式、消遣方式和思维模式。

邓丽君歌曲的震撼

我常常想起七七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港台歌星邓丽君那种缠绵的、非常富有人情色彩的、带有内心独白式的歌曲。这种从唱法和歌词所表达出来的窃窃私语式的,倾诉个人内心痛苦、哀伤和生活小感觉的歌声,给我的灵魂造成强烈的震撼。因为我们是在一种气壮山河的革命性的口号和歌曲声中长大的一代,我们所接受的共产主义正统教育,除了革命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私奉献;除了冷酷的、没有任何人情色彩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文化;除了人对人仇恨意识的教育之外,除了那些充满暴力的语言之外,从来没有接受过贴近人的生活、富有人情味的、对他人尊重的教育。所以文革结束后的七七年,第一次听邓丽君歌声的时候,它确实唤起了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一种本能的、对温暖的人性的向往。我记得在大学里听这些歌的时候,同学们都非常兴奋。但是,由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听这种歌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禁忌,所以很多人是回到家里,几个同学拿着录音机偷着听。但是,这种歌声的传播面非常之广、非常之快,迅速普及了全国。同时,当我们第一次听这种歌时,内心还有一种冲突。一方面从人的本能、从人性的角度,我们非常容易接受邓丽君那倾诉人性的,倾诉个人感情的悲伤、忧愁、痛苦甚至对爱情的无可奈何的哀怨情调的东西;同时从思想的意识深处又有一种抵触,在共产党文化的教育下,我们觉得听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是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是不是走进了资产阶级的泥潭?另外,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大学时,我看了日本电影《追捕》,那是最早进入大陆的西方式的、外来的通俗片。当我看到男女主人公骑在一匹马上飞跑过一条河时,女主人公的一头长发,随着马的上下起伏而在空中飘扬的时候,我真是惊呆了!我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女性、还有这么浪漫的爱情。这种东西对灵魂的震撼是相当大的。

在七七年、七八年时候,最早、最快接受这种大众文化、并且敢于公开穿牛仔裤、戴太阳镜、被视为不正经的装扮的一批急先锋,恰恰不是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上大学的人,而是社会上被称为“小痞子”、“小流氓”的一批人。当他们刚刚穿牛仔裤的时候,很多人指责他们。甚至在八三年“反精神污染”的时候,很多地方要把牛仔裤的裤腿剪开,要把女孩子的披肩发剪掉,这就说明无论是从通俗歌曲的角度还是从服装打扮的角度,当时大众文化刚刚开始自发地由南向北迅速传入中国的时候,正统意识形态对它的抵抗还是很顽固的。

尽管官方没有、那些所谓为改革摇旗呐喊的“精英”们也没有提倡过,但是大众文化的魅力非常之大,它迅速地传遍全国,迅速地普及,任何人都难以阻挡。而且,当时官方的反应和一般有教养阶层的反应,说明了大众文化对于中国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娱乐方式的巨大冲击。

当然,一九七九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包括文坛上一些中年作家所发表的作品,象刘心武的小说、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等等,和大众文化同时起到了促成中国人背离传统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是,大众文化的作用远远超过“精英文化”。当官方意识到大众文化对老百姓的巨大影响之后,官方也就开始自觉地利用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媒介来达到它灌输正统意识形态的作用。因为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共产党正统意识形态受到动摇,所以共产党想凝聚全国人民的一个非常好的意识形态口号,就是高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念。共产党利用大众文化来灌输这种观念,在一九八四年的春节晚会上,第一次请来了港台歌星张明敏和奚秀兰,唱了《我的中国心》。那次春节晚会在中国老百姓的记忆中是这几年晚会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次晚会并不比另几次晚会好到哪里去,而是在于港台歌星在大陆舞台的首次出现,第一次带来了香港式的娱乐方式和舞台装饰,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看到的娱乐形式。而正是这套新的娱乐方式,这套更切近人性的、能够和观众达到亲切交流的方式,使中国老百姓感到新鲜和亲切。比如像奚秀兰那样,一边唱歌一边走下舞台和观众握手,并且说声“谢谢”,这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刺激,或者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新的“符号”。老百姓喜欢了这个新的“符号”之后,自然背离了文革时期那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等等正统意识形态的灌输。这是一种自发的与正统意识形态的疏离。

侯德健在八三年作为台湾歌星跑到大陆来,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侯德健第一次在电视屏幕出现的时候,是抱着吉他、用一种懒洋洋的并带有颓废色调的样子唱着他自己创作的歌曲,这对于中国大陆舞台表演和电视节目制作创新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侯德健也由于统战的需要,而获得官方许多优惠。他是第一个在大陆靠发行个人磁带的版税而维生的人。他就等于在特殊情况下,利用了共产党的统战需要,为中国文化人通过文化产品的制作和销售来打开文化市场、使文化产品商品化的一个开端。

大众文化的传播,使官方也自觉地利用,中国的舞台开始趋向港台式的包装。甚至很多歌星都模仿港台歌星的表演风格,在台上一歌一舞一扭动,甚至连说一声“谢谢”的时候,声音都是模仿港台歌星。虽然听起来有点可笑、不伦不类,但是对于中国整个大众文化在舞台传播上的表演风格,起到非常好的影响作用。同时,八五年、八六年,在文学界,琼瑶和金庸的通俗小说也由港台传来。他们的小说一进入大陆之后,就迅速普及开来,夺走了过去那些看刘心武、刘宾雁、王蒙作品的一大批读者。很多年轻人被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给吸引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也就出现了。

怪现象——文化专制主义

这种奇怪现象就是对这些小说,官方并没有禁止,倒是有很多为“改革”摇旗呐喊的知识份子反而对这些东西表示反感。当金庸和琼瑶的小说冲击大陆的时候,同时也有一批中国青年作家提出“玩文学”的时候,像李泽厚、刘再复、刘宾雁、王蒙、刘心武这样一批在文坛威望非常高的中年作家,用一种特别义正词严的、带有道义色彩的声音来指责大众文化。他们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中国人现在的审美趣味低下、道德水准低下,在金钱和商品化冲击下,只喜欢看那些低级东西。这种为改革摇旗呐喊的知识分子反感大众文化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深思:为什么这批被称为开明的、具有民主色彩的知识分子会反感大众文化?老百姓的娱乐生活丰富了,可读的东西多了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就在他们的反感中看到了一种比政治专制更为可怕的东西,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文化专制主义倾向。他们历来认为社会文化价值要由他们来传播,要由他们来制作,这些文化上的价值观念要由他们来定。那么,来自民间的自发的东西冲击、动摇了他们在文化界的统治和独裁地位,他们就要发出一种悲鸣。显然,琼瑶和金庸作品的出现,抢走了他们的一大批读者,他们就开始感叹他们所写的严肃的、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没有人读了。实际上,在这种指责和悲叹的深层,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人格的反映,也就是说在政治专制和愚昧不觉醒的大众之间,还有一个非常坚固地维护中国专制主义的阶层,就是具有文化专制主义心态的知识人。而大众文化起到了非常好的瓦解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作用。这些知识人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使我想起了《金瓶梅》的命运。《金瓶梅》产生于明末,它是在封建时代、国民党时代、共产党时代都被禁止的一部书。当时它代表了最下层的市井文化,也就是当时的大众文化。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人那种文化专制主义心态。

当时在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年知识分子,看到他们的市场被大众文化夺走了,所发出的指责带有一种非常滑稽的、非常喜剧色彩的悲怆意味。但这并没有阻挡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直到“六?四”之前,大众文化完成的是对中国正统专制主义两个层次的反叛:一个是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反叛;一个是对所谓文化精英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叛。大众文化对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好的定位作用,使那些精英们的严肃文学读者群在缩小,他们的作品本来就不应该是普及性的东西。而且从另一种意义来讲,像刘心武、刘宾雁这些作家也没有资格去指责大众文化,因为他们的作品就是非常大众文化的,他们关注的都是社会上大家最普遍关心的问题。只不过当人们喜欢言情之后,不喜欢他们了,他们因为市场被抢走才悲哀。

崔健的摇滚与王朔的“痞子”文学

这两个层次的反叛,对瓦解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中国专制主义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同时大陆本身的流行歌曲也开始出现了,特别是一九八六年崔健的《一无所有》使大陆本土的通俗音乐可以和港台的相抗衡了。由于崔健的《一无所有》而刮起的《西北风》,恰恰是带有大陆自己色彩的歌曲,那时候甚至压过了港台的通俗歌曲。比如说在崔健之前,大街的地摊上放的都是侯德健的《酒干倘卖无》等录音带,而《一无所有》之后,大街上放的都是崔健的这首名作。我认为《一无所有》是一首非常好的通俗歌曲,甚至可以成为当代通俗歌曲的经典性作品。即便它不带有政治上的与意识形态对抗的意味,它作为纯粹艺术品来说,具有超越政治意味的价值。我觉得崔健的《一无所有》即便在大陆的正统意识形态完全崩溃之后,中国走向一个多元文化之后,仍然是一首非常好的歌。

在八七年、八八年,大众文化又在文学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王朔现象。王朔最早写出《浮出海面》,意义还不太大。直到八八年他又创作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顽主》、《橡皮人》等等这一系列作品之后,他一下就成了文学界一个重要现象。他的作品接受层次非常广,不但知识阶层读他的作品,而且那些流氓、小痞子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八八年可以称作中国文学界的王朔年。那年他有四部作品同时改编成电影。

如果说中国老百姓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背离,一开始是靠港台传来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那么从崔健的歌和王朔的小说开始,他们又找到了自己的作家,又在文学界找到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对于官方传统意识形态的背离有几个层次:以王蒙、刘宾雁为代表的一批作家,通过作品表现他们由于五、六十年代受迫害而对文革的否定,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背离。(但我认为他们的背离是表面的,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上仍然是一种党文化。)还有一种背离是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背离。我们通过阅读大量来自西方的关于哲学、文学、影视、诗歌的作品,拼命去吸收外来文化,达到一种自我解放的要求。如诗歌界出现的《今天》派:北岛、江河、茫克等人的诗;还有画坛的《星星画会》;和八五、八六年出现的以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一批嬉皮士文学;还有我自己的八六年开始的理论上反传统的突破;这些影响仅仅局限在知识界。而直到崔健和王朔的出现,老百姓的反叛才开始不仅仅在知识界了,包括了工人阶层等等,那些高中毕业、包括一些高小毕业的一批人,他们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反叛都是通过大众文化,比如他们最先穿牛仔裤、最先戴麦克镜。而对崔健和王朔这样一种非常敏感的态度,也是他们最先开始的。后来有人就因为这一点把王朔称为“痞子文学”的代表。而且王朔作品的主人公也大多是描写这些人的生活,很少有带有感伤情调的以文化人为主人公的作品。

伪民俗的龙凤呈祥

大众文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民俗文化、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从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侯德健的《龙的传人》、以及文学上的寻根热形成了一条一贯制的脉络。“六四”之后,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达到了伪造民俗的程度。例如,在各大现代化宾馆前,弄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恶俗的民俗,像“六四”之后建的“西游记宫”、大观园、颐和园的苏州街、深圳的“锦绣中华”等等。这股伪造民俗的大潮,说明了中国人极其混乱、极其矛盾的心理。无论是对于外来文化的如饥似渴的接受,还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全力恢复,都表现了中国人面对打开大门、面对世界冲击的一种彻底失去自信心、一种极度自卑、一种畸形的民族自尊,特别是民俗热更强调这一点。实际上大陆通俗文化,就是假洋鬼子的商标加伪民俗的“龙凤呈祥”。这种伪民俗的“龙凤呈祥”,包括了寻根文学和张艺谋的一系列电影。他们是生造出来一个中国民俗给西方人看,而这些东西实际上跟当代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实际就是西方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弄什么,尽管是强调民族主义,但它的内在标准仍然是为了投合西方人的兴趣、爱好。

“六四”之后更为色情和暴力

“六四”之后,大众文化的发展就更快了。我在秦城监狱时,天天看报纸,《人民日报》上天天有扫黄。长期看这种报纸,当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信这个报纸的宣传。出来之后,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文化市场经过扫黄变成什么样了。我从北京被遣送回大连的时候,下火车后第一件事就是看书摊。在那儿,我看到一个特别醒目的杂志封面,上面是位斜躺着的、线条比较优美的裸体女人,它的标题是《天边飘来一具死尸》,我当时大吃一惊。我觉到这扫黄根本没起作用,不但没有扫掉,而且现在的图书市场色情、暴力泛滥的比“六四”前还要厉害。比如说那些刊物封面上的《首次曝光中国特大性虐待案》、《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等等这些东西。后来我发现充斥图书市场的有四大类:一种是生活类,如服装、烹调;还有一种色情的、暴力的东西畅销;还有已故的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密闻。

大众文化在“六四”之后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前港台歌星来大陆演出,受大陆方面挑选都非常严,一般很少举办他们的个人演唱会,而仅仅是在春节联欢会上演唱。而“六四”之后,港台歌星几乎是轮番“轰炸”大陆,几乎每个人都来大陆演唱。像苏芮、童安格、赵传、徐小凤、黎明等等著名演员。除了邓丽君、罗大佑这种不认同大陆制度的歌星坚决不来唱外,其他几乎都来过。同时,图书市场上色情、暴力东西的大泛滥,也说明了共产党想用一种娱乐化的、喜气洋洋的方式来淡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来消解人们因为“六四”所激发的不满情绪。

调侃一切

“六四”之后的大众文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当“六四”这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过去之后,人们突然发现:我们跟这个政权的直接对抗已成为不可能。于是,渲泄心中的不满就要采取另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王朔方式,一种调侃的、亵渎的、无所谓的、玩世不恭的方式,用开玩笑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最开始是文化衫的出现,如《烦着呢,别理我》、《如果你爱我,就请别给我讲故事》等等。后来就发展到电视连续剧。大陆影视系统的通俗文化一开始主要是外国电视连续剧,“六四”之后,中国大陆自己制作的比较成功的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都达到了一种轰动的效果。《渴望》反映的是比较传统的价值观念,而《编辑部的故事》整个就是向共产党的党文化开了一个政治性的大玩笑。

王朔这个作家的聪明,就在于当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寻找西方化的语言、模式的时候,他却充分地利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资源,利用革命化了的语言资源。王朔作品中最好的东西就是他把中国人特有的政治诙谐、政治幽默、和北京市小痞子式的玩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从当代口语中提炼语言最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烈的颠覆性,因为共产党过去那套语言系统,不仅是一种暴力的语言系统,其中充满了苦大仇深的、咬牙切齿的、对人的仇恨的词汇、句式,同时它还是一种虚伪的伪语言系统。它不带有任何信息量。大家都说看报纸得从字缝里看出意义,而正文中的语言都是虚伪的。而当王朔把带有火药味的语言模式,把一种表面上假崇高、假正义、假神圣的语言资源放到北京小痞子的腔调和句式中说的时候,语言的气壮山河、咬牙切齿的仇恨意味就变得非常滑稽,那么这种虚伪的东西才开始暴露出它的真正的面目。所以,王朔的语言是以一种亵渎的方式来剥开共产党语言的虚假层面的最有效的武器。这样,我也就要谈到大众文化的叛逆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颠覆性的最根本特征——语言层次上的颠覆。

因为整个毛泽东遗产的很大部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语言对中国人的主宰遍布各地。而语言对人的束缚是一种最深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束缚。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思维,用什么样的方式思维,就等于你在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港台的东西提供了一套新的、不同于共产党语言的符号系统被中国老百姓所接受,而王朔和崔健又从本土上提供了另一套带有大陆色彩的、完全不同于党文化的一套语言系统,它对共产党的颠覆作用是相当强烈的。大陆人面临的危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面临语言的危机,因为当我们想要表达新的概念、新的想法时,我们却找不到一种新的语言模式、新的符号系统、新的句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很难突破党文化对我们的束缚。比如说,“六四”那么一场大的运动,它在语言模式上、符号系统上基本上是党文化的。如广场学生宣誓的誓言和戒严部队宣誓的誓言都是同一套语言,就是所谓“头可断、血可流,用生命保卫天安门广场。”包括学生组织的名称都是共产党的遗传,比如说常委了、纠察队了,甚至包括到海外办了十年的《中国之春》的语言中,也充满了党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看《中国之春》创刊十年的回忆文章,那些文章和国内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的回忆文章除了民主、自由这两个词之外,剩下的思维模式、回忆的口气、歌功颂德的心态简直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说大众文化对共产党语言的背离和颠覆是非常强的,用另一句话说,“六四”所没有完成的要瓦解共产党正统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将被歌舞厅、卡拉OK、色情暴力刊物和王朔式的调侃小说以及港台的轻歌慢舞和崔健的摇滚这套东西迅速瓦解。

“六四”之后,大陆通俗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如反映娱乐性内容的报纸周末版要比正版盛行得多。同时,从中国的外在的包装上,到处都是充满了感官刺激的游乐场效果。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校园里面的喷水池安装了花花绿绿的彩灯,就像游乐场一样。据说校园里面设有三条商业街,到处弥漫着烤羊肉串的烟。一个有这么多年历史的高等学府,在它校庆时候,居然需要用这么大众化、商业化包装来衬托校庆的热闹气氛,可见大陆的大众文化对中国各界的渗透。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感到悲哀。我并不是反对这样的俗文化,而是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不管社会的俗文化发展得多么快、普及得多么广,尤其在中国这么大的辽阔土地上,都应该有一块真正学术的、高雅的、不同于大众文化的圣地。但是,现在,在堂堂的、有那么多年历史的高等学府中,这种气息没有了。我觉得非常的可悲。

商业化的毛泽东

还有一个现象,是“气功热”和“毛泽东”热。毛泽东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是最懂得怎么样运用通俗文化的方式来推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个非常会用大众传播媒介来塑造自己的人。而改革开放之后、否定一段毛泽东之后、“六四”之后,毛泽东重新又成为中国通俗文化中最有市场的、最有商品价值、最有可读性的人物。大陆出租车上到处挂毛泽东画像,报刊上到处都有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关于他生活的回忆,磁带上有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红太阳颂》以及一系列电影形成了一股“毛泽东热”。《红太阳》已经发行一千四百多万盒,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加在一起也发行了将近上千万册。这种“毛泽东热”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毛泽东活着时中国人对他的崇拜,这种“热”所表达的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有一部份人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来抬死人压活人,用毛泽东来压邓小平。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这一代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听到毛泽东时代的歌曲,有一种特别怀旧的情绪。因为我们最宝贵的青春时光都是在毛泽东时代渡过的,这些歌可以唤起我们对于青春时代带有感伤意味的怀念。另外,“毛泽东热”之所以能够普及,就在于它有非常强烈的商品动机,可以说是商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毛泽东热”。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不再是文革时候的神了。比如《红太阳颂》是用通俗唱法,把毛泽东通俗化、把革命歌曲通俗化。实际上大家听这些歌,已没有多少人真正地再去领会这些歌词的革命意义,而只是出于一种享乐,听《红太阳颂》和听邓丽君的歌所得到的享受已没有多大区别。包括大家喜欢看毛泽东的生活密闻,也和读武侠小说、琼瑶小说的心理差不多。我认为这种“毛泽东热”实际是对文革时期那种毛泽东形象的否定。因为在以前,我们心中的毛泽东形象是不识人间烟火、只能出现在天安门上挥巨手的革命圣人,他的道德纯而又纯,我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人怎样生活,就象一个小孩问的一句话:“妈妈,毛主席拉不拉屎?”连这样一个问题都成为怀疑对象,可见毛泽东当时的神圣。而现在的“毛泽东热”剥去了这种神圣的光环,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这种对毛泽东的重新了解,就是否定了文革时期给毛泽东身上罩上的圣人般、上帝般的光环。

现在有一批十八、十九岁的年轻人,是在邓丽君和崔健的歌声中成长起来的,当他们听到另一种歌声,像《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这样一批歌时,他们也感到新鲜,就像我们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歌曲时那种新鲜感。所以说现在有些人特别忧虑“毛泽东热”的现象,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即便有些人想利用“毛泽东热”来打政治牌,它这张政治牌也不太能够打得成。现在大陆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大游乐场,花花绿绿的;是一张大餐桌,吃得天昏地暗,把毛泽东当年的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一个字,就会成为现在的最高指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而且邓小平南巡之后,形成经商大潮,似乎中国遍地都是钱,谁抢着就是谁的那样一种感觉。

虚假的繁荣

我对这种大众文化的繁荣、这种经商热的兴起,感到一种危机、一种非常虚假的东西。过去“下海”的时候,邓小平还给你一条“游泳短裤”,给你一些基础。八八年再“下海”时,就得不到来自政府的“短裤”了,扯一块布往生殖器前一搭就“跳海”了。现在这种经商热,就是赤身裸体的“裸泳”了,什么都没有也敢白手起家地经商,也敢“下海”。所以说,中国现在表面大众文化的普及一方面是好的,但另一方面预示着深刻的危机,用我的话来概括就是——“中国人没有灵魂”。

现在的文化是一种从垃圾堆里拣易拉罐的文化,是从那种最庸俗、最古老的东西上重新展览三寸金莲的文化。可以说现在中国人的心灵是一片沙漠,甚至我都不愿意用“沙漠”来形容,因为“沙漠”还有沙漠的荒凉、还有沙漠的开阔,现在连这样一种感觉都没有。你要说这是一套俗文化,但是它俗得又没有港台的纯粹。香港的俗文化是那么纯粹,而大陆的俗文化却是那么不伦不类。当然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从北岛喊出《我不相信》到崔健的《一无所有》、甚至到现在王朔说他在表现中国人无父无母的私生子心态和没有灵魂,我觉得这几个阶段都表现了文革之后中国人心灵上的空白和恐惧、心灵的饥渴。

在八五年时,谁侃佛洛依德、谁侃尼采、谁侃沙特,谁就最有文化;八六、八七年时,谁谈寻根、谁谈荒山老林、谁谈炎黄子孙,谁就最有文化;而现在是王朔的那句话:咱也是个俗人,谁不谈钱,谁再他妈的装丫挺、谁再他妈的装有历史感,谁就没有文化。也就是谁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俗人,谁不往俗里走,谁就没有文化。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虽然心灵饥渴,但至少还有所冲动、有所追求,尽管不知道追求什么;而“六四”之后到现在,中国人压根就没有追求。每个人都是我要嘲弄一切、讽刺一切,人家说我是俗人,我就是俗人,咱们就往俗里走,没有任何心灵价值的追求。这种情况下,民主是很可怕的,我觉得甚至意味着面目狰狞。从中国大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可以看到中国将来秩序的重建除了政治秩序的重建外,还有一个更难的工程,就是道德秩序的重建。那么,这种东西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没有被消除干净之前,中国人很难结束这种没灵魂的状态。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没有宗教、没有音乐、没有哲学、没有诗,这个社会已经没有美了。

当一个社会中没有美感的时候,要么成为极其俗文化的代表,要么成为政治狂。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从大众文化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六四”之前我对中国文化还只是失望,而“六四”之后,我完全绝望了。经常有人问我:“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只能回答:“我看不到出路,我不知道将来的中国究竟能怎么样,而我只感觉到以后的中国将比‘六四’时代的中国更为可怕。”

也许有一天,我们终于有了民主和自由,但我们没有灵魂。

(明丽明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阅)

【中国之春】1993年5月号(总第1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