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为无辜的死难者守灵

在六四大屠杀刚刚过去的几年里,我每年写的纪念文章,重点在总结八九运动的教训,因为我坚信: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和大屠杀的野蛮性,是人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常识,如同当空朗月一样,举目可见,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为之辩护。中共政权是大屠杀的罪魁,无论它制造多少谎言、歪曲和侮蔑,也无法抹黑八九运动,无法推卸大屠杀的罪恶。即便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必须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

但是,出狱后不到三年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可悲的事实:强权恐怖、谎言灌输、历史歪曲、制造繁荣和利益收买的合力,已经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记忆和灵魂,真相被遮蔽,记忆被淘空、常识被扭曲,良知被收买。正如中共执政后,利用垄断权力,把中国的几千年历史、特别是近百年的历史变成谎言一样,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也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甚至大屠杀的责任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洗刷了罪责。

从“阴谋夺权论”到“激进主义论”,从“不成熟论”到“被利用论”,从“开枪不得已论”到“稳定高于一切论”,从“国情论”到“秩序论”,从“经济优先论”和“威权控制下的渐进改革论”,从“民运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论”到“学费成本论”……种种对八九运动的指责,众多为大屠杀的辩护,魔术般地,把一场反抗暴政和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自发民众运动,变成了受到少数人操控的阴谋;把和平、理性的运动描绘为激进主义的革命;把开枪杀人辩护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为不合国情的超前行为。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有些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指控和辩护,居然出自当年的运动参与者之笔下,出自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他们借用西方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划分,用法国大革命甚至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来论证“积极自由”的恶果,并指控八九运动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在中国的失败实践,进而提出“不作为”和“政治缺席权”的犬儒哲学。这样,西方的“消极自由”传统在六四后的中国就变成了犬儒生存的辩护词。似乎“自由”不必去积极争取,而只需无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而在历史上,没有几代人的积极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极自由”传统深入人心的英美,没有“光荣革命”和“独立战争”,也决不会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独裁政权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按照权力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使民族记忆无法连续积累,造成代与代之间的记忆断裂和空白。在共产制度已经整体崩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之所以仍然稳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罪恶,强制人们遗忘。50一代不知道抗战、国共内战、延安整风的历史,60一代不清楚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历史,70一代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80 一代对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代人,也不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受尽专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还自以为过着“贫嘴张大民”式的幸福生活,独裁者的强制灌输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知识精英的帮忙和帮闲也要负共谋的罪责。正是权力和知识的结盟,才使民众无法知道独裁制度的真相。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记忆对遗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识精英的良知对强权的抗拒。否则的话,我们非但无法把六四大屠杀的真相、进而把独裁制度的罪恶变成民众的历史常识,也无法防止类似大悲剧的重演。难道中国历史在专制下恶性循环的时间还不够长吗?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就是为普世的人权和人性的高贵辩护,见证六四大屠杀真相就是为无辜死难者守灵并祈祷,用民间记忆抗拒官方的强制遗忘,就是为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为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保存记忆和良知。

【BBC】
2002年06月0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28北京时间19:28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