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王蒙现象

王蒙(1934~),14岁加入中共,1956年以“干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成名,1957年沦“右”——京城文学界折翅“四小天鹅”之一(另三位青年作家“右派”:刘绍棠、丛维熙、邓友梅)。文革后,远谪新疆的王蒙回京,最初住嘈杂招待所九平米仄屋(每晚窗外响着公共电视喇叭);1985年跻身中央委员、1986年文化部长,1989年“六四”称病不参加慰问“平暴”部队,9月4日解职部长;仍列高官——八~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仍享高干待遇——住大四合院(后为一大套公寓),秘书、专车(配司机),乘机享受公务舱、VIP通道……

近年,大陆流行词——精致利己,王蒙可为代表人物。这不,刚刚接获赤国七十周年颁发的“共和国勋章”,既得名也得利,估计将再得“王蒙现象”。

小知底色

王蒙自视“共和国精英”,正规学历仅中学,器局似受限,且从小浸淫马列。小学三年级就写左歪诗句(起点就偏):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文革后,“右派”改正,他认同曲啸(1932~2003)的“娘打儿子论”:

特定时间段的几个踉踉跄跄的脚印。
新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直到晚年,王蒙仍坚持:“对年轻人来说,没有比亲身经历一场革命和胜利更美好、更激动人心!”毛泽东在天安门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他最珍贵的人生记忆,毕竟他以少共身分参与“开国”。

王蒙对历史的认知,清晰暴露其小知底版。2009年冬,75岁的王蒙对采访者说:

平等主义的左倾思潮在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受到压制的,直到鸦片战争推了它一下。这个思潮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爆发,推翻了皇权,但并未达到高潮。它必然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最让年轻人兴奋的两件事是什么?——性与革命!

中国共运仅仅起于平等主义思潮的不可阻挡么?怎么又拐上年轻人永恒的兴奋点?能这么解释中国共运么?

攻讦刘晓波

1994年,王蒙与南京中年学者王彬彬(1962~)发生论战,撰文〈黑马与黑驹〉,顺带攻击刘晓波,指王彬彬是对刘晓波(十年前“黑马”)的廉价模仿,尽失文坛清誉。上海学者朱学勤(1952~)表示:无法原谅王蒙对刘晓波的落井下石。青年博客作者李承鹏(1968~)则掷文:〈老而不死是为蒙〉。

王蒙一直不肯谴责毛泽东,有人掷评:王蒙没有迈出这最后一步。为什么?因为他太精明了。

2009年,王蒙接受查建英(1959~)访谈,回避赤色革命的灾难性结果:

我不是在谈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我说的是它的不可避免性。

偌长百年共运,偌大赤色灾难,可以回避革命的“合法性”吗?能够略过赤难只论不可避免性吗?精明绝顶呵,裸呈灵魂深处的“精致利己”。只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正可避开中共敏感“底线”——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

有关文学写作,王蒙也回避价值判断。他对访谈者说:

作家不应该成为世界的裁判者。他应该对世界充满兴趣和热爱。有些作家喜欢诅咒世界。我尽量避免与这类人接触,因为他会影响我的食欲与健康。

世界观价值观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难道作家仅仅对世界充满爱,就可写出优秀作品?比爱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如何呵护“爱”如何深化“爱”?思想性难道不是作家应该追求的一大向度?王蒙此处所掖藏的货色,当然读得懂——不要批评中共,要当“歌德”。

定居美国的中国女诗人张耳:王蒙只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奴才。[①]

革命没有后来人

马克思主义给人类给中国带来巨难,尽管习近平呼吁“不忘初心”,但革命已无后来人。王蒙批评孙子花太多时间玩电脑游戏,豪称自己14岁已参加革命,孙子脆声回答:

可怜的爷爷,我理解你。我敢肯定,你的童年没有玩具,没有玩具的童年,除了去革命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②]

对误陷赤尘的几代人来说,红色信仰成为终身自囿的高高红墙。与王蒙同为右派的青年作家刘绍棠(1936~1997),1989年不仅拥护《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指责三千学生天安门广场绝食“吃饱了撑的”、“又来文革请愿那一套”、“闹剧+丑剧”。六四开枪后,刘绍棠主动写给戒严部队慰问信,热情洋溢称颂为首都“平暴”,为人民立新功,早该动手,长痛不如短痛,清场了,平静了。[③]看来,1957年打得还太轻,居然一直没打醒!刘绍棠如长寿至今,估计也能捧接“共和国勋章”。

缺乏思想性

新近德克萨斯州出版的《记忆》(第1卷第1期),内有方延曦先生的〈《王蒙自传》浅议——言之有文,行之弗远〉,结束段——

《王蒙自传》的最大缺点是缺乏思想,然而这怎么可能呢?说王蒙这样生活经历如此丰富的作家缺乏思想简直意近诬蔑,可是把这本《自传》从头到尾仔细看过来,确实看不到任何思想的火花与光彩。因此,王蒙的坦率不仅大大打了折扣,而且显得有点儿可疑。[④]

甚与方先生同感,王蒙先生缺失的正是思想性。事实上,触发笔者这篇拙文的写作驱动也是这份“缺失”,很为王蒙先生可惜的一声惊讶。按说以王蒙的才情智慧,不至于低到像刘绍棠,应该有能力走出赤梦。既得正部级待遇,又不失清流令名(既然对“六四”有所表态),岂非更聪明?但他硬如此这般强项护党、自甘殉赤、遵守党讳,纵免“精巧利己”,亦失“精致巧妙”。

结语

这一拨“共和国文化卫士”,是赤潮祸华深重度的一条清晰刻线。失信反右、荒唐跃进、惨烈饥荒、黑色文革、六四坦克,居然千呼万唤始不醒!这坨“忠诚者”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跟着念咒“不信谣不传谣”,自欺再欺人。中共也因拥有这坨“忠诚党员”武运长久。暴力使得再狠、阀门拧得再紧,总得有人去狠去拧,人的因素第一呵!

幸好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马列主义毕竟西风残照,只剩瑟瑟四家,汉家陵阙近矣。实践证谬,国人终醒,如何再有接班人?赤帜还能像百年前因朦胧而新艳么?红旗还能打多久?

2019年11月 Princeton

注释:

[①]查建英:《弄潮儿》,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74~77、43、83、86、89、99.

[②]查建英:《弄潮儿》,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103.

[③]京游子:〈刘绍棠和他的通州“生祠”〉,《争鸣》(香港)1995年7月号,页78.

[④]方延曦:〈《王蒙自传》浅议——言之有文,行之弗远〉,《记忆》(美)第1卷第2期(2019),页126.

【议报】2019.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