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慕娴:为了战斗的纪念

今年是北京天安门“六四屠杀”案件的三十周年,人们不但没有忘记,更在全世界各地精心组织了更大规模,更深意义的活动,令人兴奋。

那一年,我五十岁,定居加拿大,己经从组织上脱离了共产党。1989年4月开始,我不断关注北京的消息和学生的活动。“六四”那天,我含泪追看电视上的新闻转播,只见天安门上空烈焰沖天,烟雾弥漫。载满解放军的车队向着天安门进发,卜卜的枪声四处响起。学生和市民纷纷走避,人们推着板车上的伤者拼命奔跑。

共产党杀人了,我惊愕地叫了起来。

这就是我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曾经引以为荣,认为它是拯救中国的党。而今,在我面前,这个党竟然露出狰狞的面目,残酷的本质。为什么?为什么我加入了这样一个灭绝人性的政党?我责备自己,禁不住号啕大哭,痛苦极了。就在这时,我下身流出血水,血崩了,紧急送去医院。我的血水与天安门学生、市民的血同一天流出,也许生命之间真有一种天然的联击,血水使我与中共一刀而断不再回头。我从未写过我的“六四”,太痛苦了,刻骨铭心的痛苦。

从此以后,每年的“六四”,我必定点燃我自己的烛光,悼念那些未得安息的亡灵。我不断反省忏悔,让痛苦化成力量,继续前行。我学习普世价值的理论,去批判毛泽东思想。我也不会忘记两位英雄,丁子霖女士和刘晓波先生,他们永远是激励我前行的榜样。

“六四”过后,首都北京完全被置于戒严状态,荷枪实弹的野战军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街小巷一片恐布。紧接着,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搜捕行动,许多人被拘捕,被关押,被立即枪决,也有不少人走上逃亡之路。北京市内也进行气势凌厉的清查运动,要人人过关表态“拥护平暴”。中共更用严酷的非人道的手段对付受难者家属,不准拜祭,不准哭。

丁子霖女士当年五十三岁,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独生子蒋捷连于1989年6 月3 日晚间在北京长安街被中共军队枪杀。1990年,丁子霖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了第一位难友张先玲,她的儿子王楠在6月4 日凌晨于天安门附近南长街南口处遇害。就在这种肃杀悲凉的气氛中,丁子霖和张先玲忘记了恐惧,鼓足勇气开始了寻找受难者家属的历程。丁子霖说:“我无法驱除几乎己成为我生命本身的记忆,我不能眼看着与我同命运者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着。”

她们根据各方的资讯和各种关系取得线索,一个个地与难属取得联系。一椿桩,一件件血和泪的故事,见证“六四屠杀”的事实。死难者家属们相互认识,相互抚慰,相互支撑,结成了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难属们己经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们己经成为一个有着自己尊严和诉求的群体。

丁子霖在1994年出版《六四受难者名册》;2000年出版《生者与死者——为了中国的明天》;2005年,出版《寻找“六四”受难者实录》。她们总共寻找到186名死难者名单,为历史作出有力的见证。今年,“天安门母亲”正如过往一样,发表“祭文暨致中国领导人公开信…哭”六四“大屠杀中罹难的亲人和同胞们”,祭文签名共127 人,过身的难友己达55 人了。

丁子霖有一句说话令我心灵震撼不已,今生难忘。她说:“我今天活着,能够从愚昧和沉睡中苏醒过来,这是以我儿子的生命为代价的。我的整个存在,都是儿子生命的延续,这就是牺牲与祭奠的全部意义。”她说出了生与死,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真谛,也就是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促使她觉醒的动力,也促成了我的觉醒。

“六四”前后,最具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权活动家,政治评论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文学学士,并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4 月,三十三岁的刘晓波,中断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职位,反回北京参加“八九民运”。6 月2 日他联同候德健、周舵和高新在天安门进行绝食,抗议当局戒严,成为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我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关注刘晓波的一切直至他离世。他是我的学习榜样,有几个方面是我永记在心,难以忘怀的。

首先,是他的牺牲精神,他的一生所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他放弃了自己的美学研究,文学评论专业,不去着书立说而专注于危险性极高的政论。“六四”后,澳大利亚驻华参赞驾车载他到领使馆门前,再三问他是否要进使馆。他说:“不,谢谢。”便下车,放弃逃亡机会结果被捕。后来即使再有机会出国讲学,他也选择回国。他一共坐牢四次,坚决拒绝保外就医,坚持留守国内。他说:“坐牢是独裁制度下异见人士应具有的职业道德,是异见人士的必修课,应把监牢坐好。”他进而指出:“为尊严和自由而坐牢并非值得四处炫耀的资本,而是异见人士反抗独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应该以坐牢为资本向社会讨债,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斩钉截铁地说:“要下地狱就不能抱怨黑暗…狱火的焚烧纵使把我化为灰烬,我也甘心情愿。我升天,我入地,全取决于我自己。”可见他早己作出选择,无怨无悔。

徐友渔认为“思想的彻底性”是刘晓波的主要特征。是的,他对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否定是彻底的,他对毛泽东的批评是彻底的,他对自己的忏悔也是彻底的,而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更是彻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挠的。然而,我认为刘晓波还有两个“彻底”是达至令人钦佩的最高境界。一个是对爱国、民族主义的批判,一个是对阶级斗争的批判。

刘晓波在其著作《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中指出:“自从中国蒙受鸦片战争之辱,爱国主义就一直是最具有社会动员力的道义资源之一,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成败,取决于争夺这一资源的结果。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做不同的外敌,把民众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爱国被扭曲成爱政权、爱党、爱领袖。”

1988年,刘晓波路过香港时,接受总编金钟的访问。他认为:“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分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份发挥。”被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他说:“三百年殖民地。”问者说,那不是十足卖国主义吗?他说:“我无所谓爱国或叛国,就是要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在《单刃毒剑》一书中,他回忆了这段对话,他说:“我曾经说过一句犯众怒的话,在今天的民族主义偏执狂占据话语制高点之时,我不想收回这句话。平心而论,它只不过是中国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现代化的极端表达而已。”他一语到底,没有和稀泥及调和余地,这就是对爱国、民族主义最彻底的批判。

刘晓波的忏悔成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样。(汤森路透)

刘晓波在法庭上宣读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是批判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最有力的武器,他说:“仇恨会腐食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寛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斗争的哲学“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他最后说:“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个铿锵有力的宣布,是对中共的阶级斗争,寻找阶级敌人的最彻底的批判。

刘晓波先生的自省能力是难能可贵的。假如看过刘晓波于1992年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种撕心裂肺,痛彻心脾的忏悔,这是我最能与他共鸣之处。所有接受过中共教育,吸吮过狼奶的人,都会感动于他吐出狼奶的勇气。他写道:“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直到进入坟墓,因为我居然可以用出卖良知来换取自由——悔罪。”他为自己写过悔罪书而自责,认为是对“六四”死难者的亵渎。

他分析自己对“八九民运”的复杂动机,有道德激情,有机会主义,有自恋,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荣心的渴望,他锥心刺骨地忏悔自己的狂妄和软弱。他不断地超越自己,由一个粗鲁狂傲,直率夸张,爱出风头的个人主义者,脱胎换骨成为谦虚内敛,思想清晣,言辞从容,对社会有所承担的人。他翩然重生成为一位有艺术家的敏锐,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运领袖。刘晓波的忏悔成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样,也就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刘晓波是被中共设计陷害而死,他们隐瞒病情,拖延治疗,监控殡殓,不准拜祭,不准哭,像对待“天安门母亲”一样。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共残酷的本质,把悲愤化为力量,承接天安门的亡灵、逝去的难属和刘晓波的遗志,继续向自由、平等、公义、法治等普世价值的最高标准迈进。

※作者为为自由撰稿人,笔名牛虻。1958年毕业于香港香岛中学,曾加入地下中国共产党。被地下党派去《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学友社)开展学生工作,自1962年至1972年担任学友社主席。林彪事件后于1974年决意移民加拿大,并脱离共产党。1997年2 月香港回归前夕,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共地下党文章。现79岁,居加拿大。

【上报】2019.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