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刘晓波的思想和德国的“记忆文化”

图为刘晓波于八九民运时在天安门。图/取自网路

“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是个人或社会对自身文化和历史的认知、审视和反省,也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再呈现。这种记忆是痛苦多于欢乐,羞惭多于荣耀。若法国人谈“记忆文化”,他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法国大革命,这既是现代民主思想和行动启蒙的第一炮,尔后的“自由、民主、博爱”的口号更是激励人心追求理想的壮丽钟声,但是大革命前前后后的血腥、报复、暴民暴行也依然是应当属于反思的部分。

至于德国,一提起“记忆文化”那就是充满痛苦、忏悔和赎罪的成分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清洗屠杀,占领波兰,建造“(犹太)特区”(Ghetto),乃至往后在奥斯维兹系统、“科学”地消灭犹太人,这段历史,是德国人至今挥之不去的梦靥。套句老共的八股,纳粹罪行虽然过去八十多年(从1933年希特勒夺权开始),德国社会还是“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难怪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 1927-)在他1998年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答辞中说:“我每天在媒体里面对这段以往的历史,发觉自己有一种反抗面对恒久耻辱的冲动”,此言一发,他立刻受到各方的批评。

德国社会的集体记忆和直面本身罪孽的态度的确深入人心,这也是为什么总理默克尔夫人于2015年接受了将近一百万中东战争难民的缘故,既是出于基督教精神的慈悲救赎,也是出于记忆文化中,将功抵罪的作法,因为德国人常常说,当初纳粹当政时,多少犹太籍的德国科学家文化人都逃离到国外,受到他国政府的庇护,现在是我们反馈的时候了。

德国前总理布兰德语1970年在犹太纪念碑前下跪。图/取自网路

德国为何是中国异议份子流亡的首选目标?

最近刘霞在经历了失去刘晓波的痛苦和横遭软禁8年的苦难,终于获得自由,离开北京,来到德国。有些媒体,如义大利和日本的记者问我,为什么德国成为一些中国异议份子流亡的首选目标,我思考后回答,这里面有一些巧合和机遇,但是德国由于二十世纪本身曾经扮演过“罪魁祸首”和“受害者”的双重角色,所以对于战争和暴政的受难者,有着特殊的道义责任,他们连不同文、不同种、宗教回异的穆斯林战争难民都接受了那么多,对于受共产极权迫害的有知识有技能的异议份子自然是开着大门的。在纳粹当道时,爱因斯坦,汉娜·阿伦德,汤玛士·曼,演员马莲娜·狄德里希都在美国受到庇护,大大丰富了美国的科学和文化领域。因此德国对中国人也是友善的,六四大屠杀之后,有很大一批留学生和避难者都在德国获得永久居留并入籍,至于异议份子如艾未未、廖亦武、周勍、长平、杨伟东等也都在德国找到第二故乡。至于刘霞则更是德国朝野关注,并极力营救的人,现在她受到很好的照顾和安排,必能在这里重新开始新生活。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被关在监狱中,不能到奥斯陆去领奖,颁奖仪式中,舞台上放着的那张空椅子,成为一种争抗不屈、讥讽暴政的象征。“空椅子”对于德国人有着特殊的启示,因为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无独有偶,除了刘晓波之外,还有一名和平奖得主奥西兹基(Carl von Ossietzky 1889-1938)也是于1935年获奖之时,坐在牢里,但是连纳粹政权也不敢犯众怒,于次年将他放出监狱,当时纳粹宣传部长格林对奥西兹基施压,不准他去领奖,但是他坚持不受胁迫,还是前去补领了奖项,接受了这份至高的荣誉。两年后他于1938年在疗养院中逝世于肺病。他们夫妻合葬的墓位于柏林尼德雪儿豪森,成为柏林的一个荣誉陵墓,受后世人们的景仰凭弔。晓波所面对的极权体制更暴虐于纳粹,他在狱中的八年,身体被摧毁,最终死于肝癌。晓波死因颇受质疑,原本健康的他,怎么突然重病,死前约六周,刘霞去狱中探视,都没有发现他有病,接下来他保外就医,中共政权向世人排演了一场抢救病人,生离死别的大戏,最后晓波遭火化扬灰,抛于大海,没有陵墓供人瞻仰凭弔。纳粹跟中共的虚伪、残酷、决绝的暴政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中国的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

原是一匹狂狷傲慢的“黑马”晓波,曾经鞭挞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腐朽和中国人的奴性:“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说得多么透彻,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统治底下,受尽折磨、侮辱、杀戮,养成说谎、告密、冷血的习性,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土改杀戮地主乡绅、反右虐死侮辱百万以上的知识份子、大饥荒几千万人民成为饿殍,文革千万家庭遭难,上山下乡将青年一代放逐失学、批林批孔荒谬地扫荡儒家思想和政敌、六四公然地将军队坦克开进京城屠杀市民学生,凡此种种被邓小平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国人民就忘了耻辱、忘了杀父亡母之仇、忘了千万同胞的累累白骨,争相下海赚钱,如今老共用非法手段,以破坏生态,征占土地,黑箱作业的方式,制造出国富民贫的繁荣假像,向外扩张四处撒币,大部分国民不但不警觉起而争抗,反而觉得“厉害了,我的国”,沾沾自喜,完全应了晓波上面对国人的评语。

在西方出的晓波的书并不多,他获得诺奖的次年,由我和同仁编辑出版的那本集子《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的德文版(Ich habe keine Feinde,ich kenne keinen Hass)问世,由于诺奖原因,此书立即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德、英、法、义、荷、瑞典、西班牙就有三种版本、日、韩等),这本集子里是集晓波思想的大成,其中还有刘霞亲自选出的晓波的诗歌十数首。也许真正仔细研读晓波这本书的西方人还是少数,但是晓波从一个狂傲的青年学者,历经八九洗礼,数度入狱,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言行也更为沈潜,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到最后一次入狱,他的自我辩护陈述里面所表现大彻大悟,参透人生与爱恨情仇、对于民主自由理念的理解,的确是震撼人心的。他的思想和词汇里没嫉恨、愤怒、恐惧,更多的是宽容、理解、智慧和洒脱,由于晓波最终死在囚牢之中,他的最后陈述成为举世绝响。有些人不理解他不把罪恶政权及其帮凶当成敌人,对他们依然没有仇恨,讥讽他为“刘无敌”,这是批评者出自狭隘胸襟和眼光的误解。在西方世界,没有任何人质疑晓波的“无敌论”,这是一种深植于西方文化里的基督教精神,在共产文化的毒液里长久浸淫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晓波最有资格说这些近于佛家顿悟的话,因为他自己经过了极权政治的炼狱,亲身经历并目睹了国人在运动中自相检举、残杀、害人利己的卑劣残酷人性,他甚至有时候还是其中的参与者,痛定思痛后,他奋力走出了峡穀,醒悟参禅,因而告诫世人,暴力和残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成熟理性的晓波和张祖桦共同起草的《零八宪章》是中国知识界参照各国划时代的政治思想大成,如《七七宪章》、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甚至美国宪法而拟定的一份可行性很高的温和理性而周全的文件。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的财富。为此晓波献出了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中共政权再一次将此逆耳忠言当作大敌当前,错失了拯救自己的机会,并且砍断向他们伸出的救援之手,这个错误将永远地载入史册。需要澄清的是,晓波从来不是一个想跟极权政府妥协的机会主义者,他留下跟当权者回旋的余地,并不是要去挽救这个腐朽,烂入骨髓的党,而是出于全域的考虑,战争流血不是改变当下中国的选项,循序渐进的推演,人民逐步争取权利和权力才是明智可行的方式。

愿晓波的殉道点燃中国“记忆文化”的火种

换在一个稍有政治文明的社会,晓波的建言都有可能被采纳。罗兰·库纳牧师从2010年以来,每年带领两三百名他职业高校的学生,远道赶到柏林中国使馆前为刘晓波声援抗议,他每次都会为学生们朗读一段《零八宪章》,认为这对青年人是一种启蒙和警惕,他告诉学生,德国社会的自由和民主也是曾经经历过争抗和流血才换来的。今天刘晓波和他的同道们还在奋斗之中,我们应当跟他们站在一起,晓波是如同被纳粹杀害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牧师(Dietrich Bonhoeffer)那样的殉道者,是所有人的榜样。也如同诺贝尔和平奖2003年的得主希林·依巴迪所说,晓波是世界性的英雄。

晓波逝世周年,我们在柏林为他举办的纪念活动是在深具历史意义的葛西马尼教堂(Gethsemane)中举行的,这所教堂曾经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时刻,保护了许多异议份子和奋起同东德军警争抗的市民们。在这个可以容纳八百多人的教堂里,当时经常举行时政研讨和演讲会,千人涌进教堂聆听讨论,员警也不敢进去抓人,可以说这个教堂和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在催生两德统一的大业上,功不可没。这次的纪念会十分感人,满座的来宾中,许多是德国社会的著名人士,如前总统高克和他的伴侣夏德夫人中断了渡假,前来参加,高克是原东德的牧师,人品高尚,虽是无党派人士,却被选为德国最高元首,担任上一届的总统,他眼光和善温柔,待人亲切,和他的女友相伴为生,同进同出,两人并未结婚,但是人们都很尊敬这位高雅亲和的夏德女士,明里暗里视她为国母。

歌手比尔曼出生于西德汉堡,他父亲曾是抵抗纳粹的义士,战后这位满脑子理想主义的青年摒弃资本主义的西德,投到社会主义东德的怀抱,很快就遭遇到理想的幻灭,发觉社会主义全是骗人的口号,这是个没有自由,人权被剥夺的地方,他写诗,写歌来讽刺专制政权,结果被封口,被禁止演出。到了1976年当局决心摆脱这个麻烦的傢伙,批准他到西德科隆举办演唱会,演出完毕就禁止他返回国门,比尔曼因此就“流亡”西德,落叶归根,其实如鱼得水。传奇的比尔曼是个很可爱率性的性情中人,他写的诗和歌既抒情写意又讥讽刻薄。对刘霞的获得释放,他义不容辞从幕后尽力,直接向默克尔夫人写信求助。纪念会上他唱了一首有相关意义的歌,是他为纪念以前的难友福克斯(Jürgen Fuchs)的歌,这位难友48岁时死于东德的狱中,据后来证实是被当局秘密照射伽马线催死的。这令人联想到晓波的骤死,原因何在?

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女士是徳裔罗马尼亚人,也是个性格率真,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她多年来就已移居柏林,由于自己有过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经验,她特别同情被专制政权打压的异议分子,曾亲自通过帮助,翻译了刘霞的部分诗歌,为了晓波夫妇的自由,她没少出力。毕竟是诗人,她在纪念会上诠释和朗读刘霞的两首给晓波的诗“无题”和“大雪”时,话锋带着感情,感人至深。说来也是巧合,这三位嘉宾都有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验,因此他们对晓波的勇气和人格充满敬意,他们的出席和演出为纪念会平添了色彩和份量。

晓波的英年离世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遗憾。但愿晓波的殉道能在冷漠的中国社会播种“记忆文化”的种子,这株幼苗是许多勇敢的仁人志士用鲜血灌溉的,也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无辜惨死在暴政之下的中国人的亡灵所祐护的。当这棵“记忆文化”的树抽枝发叶时,集体记忆和真实的历史认知也会重返人们的脑际,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放弃好大喜功,四处撒币,争夺世界霸主的野心,关怀照顾本国贫困的“低端人口”,失学的留守儿童,和睦对待少数族裔和邻邦,放手香港、台湾的独立自主和自决,成为世界和平中的一支力量。

(栏目:欧洲之声)

【民报】2018.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