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心向自由出自于人的天性,所以自由是不可战胜的,也是不怕诋毁的——关于《刘晓波传》日文版出版的流水账

(一)天涯海角——九十年代的一些朋友以及跟晓波的认识

去年5月下旬,我和许多朋友一样惊闻刘晓波病重被保外送到沈阳医院治疗的消息。6月,参加艾晓明、张祖桦、徐友渔、崔卫平、野渡等在网上发起要求给与人道探视,公开病情与治疗信息的呼吁签名。这大概是我极少参加签名的一次。想到晓波来日无长,悲从中来,坐立不安。正好余杰到台湾,我们与日本集广舍的老板川端先生赶去相聚,聊一聊,一起祷告,缓和一点儿心里的束手无策的难过与郁闷。跟余杰也好些年未见,闲聊中不免念想一些往事,故人,旧时的风景。短短二十年,我们的周围的人,世、事,恍若隔世。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与知识人的心路历程以及思想变迁。

摩罗高我六届,认识摩罗得感谢他的两位师专78级中文系同学。一位是邓星明,我的写作课的老师。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后的几年,邓老师在北师大进修,跟邓老师吭哧吭哧跑到远离京城的大通州斯坦找在北京印刷学院教书的师兄。另一位是吴洪森老师,网络时代曾创办思想文化刊物《真名网》。

“我们已经是非人,而且不是从今日开始的”、“我真切地感到了灭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处飞迸。我无可挣扎地坠向耻辱的深渊”。“那时拜伦的”摩罗式“人道主义的浪漫风格的血性疾呼以及他烧焦的绝望美学,曾经钝刀般直指我的内心。

摩罗并没有一副“魔鬼”的凶神恶煞脸,略带羞涩,看不出“为邦人之自由与人道之善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迸射的激情。他在北方的苦寒与污浊的空气里过着清贫的生活,教一些他并不如意的工科学生。印刷学院似乎也不重视他的理想与热情,还时不时停他的课。

摩罗介绍了在北大读法学硕士萧翰,萧翰送我一本《基督教大词典》并告诉我他正在关注基督教西方法律思想的深远影响。

萧翰与余杰合租了一套简易公寓,各居一室,共厨房和淋浴室。就这样,九十年代的北京,钱理群老师、余杰、摩罗、萧翰、任不寐、小说家老村,……还有好些师友聚在一起。我做做《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研究》的论文,这时廖亦武出版了《沉沦的神殿—中国20世纪地下诗歌遗照》,我从诗评家唐暁渡那里打劫了这本书,暁渡向我介绍了被称为“诗歌活化石”的黄翔,我的论文做成《黄翔的诗歌与诗想》。

“青年有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鲁迅)。余杰、摩罗是钱先生心中九十年代“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先生为余杰的《火与冰》、摩罗的《耻辱者手记》写《序》。

2001年,廖亦武以老威之名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底层访谈录》。我跟摩罗、余杰参加了北京国风林书店举办的研讨会。见到手持老箫的老廖。研讨会后移师京郊的大觉寺老廖在会上吹箫并朗诵长诗《大屠杀》。

1999年秋,晓峰、秦岚、李占刚和我等留日学子聚在京都岚山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傍晚一拨拥挤到晓峰和秦岚的“博士楼”小屋吃火锅。在晓峰的提议下,理想主义的我们决定自费办一本中日双语文学刊物,以澎湃的海洋和悠远的天空的颜色来命名,取名《蓝·BLUE》。以“反对任何意义上的语言霸权,主张文学及其精神的宽容与建设”,“文学的越境”为宗旨。后来,《蓝·BLUE》在我主编的日文部分以专辑的形式翻译介绍了余杰、摩罗、廖亦武的作品。这是他们的作品最早的日文版。我们的日本同学和老师帮了很大的忙,所有的翻译都是零报酬。

摩罗及其“转向”,真是跌破眼镜。“从事文化战略研究、文化产业研究”,写《中国站起来》、《圈子决定格局》与当年的《耻辱者的手记》、《不是的火焰》判若两人。看到网上楚望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看摩罗转向》与许纪霖先生的《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后,一直希望与摩罗好好交谈,他说邮寄给我长篇小说,时至今日尚未收到。

2006年秋,《蓝·BLUE》休刊。之后,教书之余,我花了差不多三、四年时间翻译老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我们去北京,老廖总是从四川赶来与我们见面,从老廖那里,听到关于刘晓波的消息。记得有一年春寒料峭,两会前夕,一位作家在京城设宴招待我们夫妻。老廖扛着箫和他的朋友一起跟着我们参加。饭桌上,老廖闷闷不乐,突然放声大哭,继而吹箫。“我的朋友刘晓波被狗看管起来,已经几个月没有自由,……”。老廖一嚎,我们个个无地自容。

2007年3月,我们邀请出版老廖书的日本集广舍的老板川端先生以及编辑一同去北京。川端先生的出版社在地方城市的福冈,(日本东京“一括中心”,尤其在出版媒体方面,其余大概都可以被称为“地方”,就像法国,似乎只有巴黎)他自己年轻时是一名日本的红卫兵,因为痛恨社会的不公正,追求平等的民权,对社会主义中国以及文革的浪漫幻想与共鸣而加入“中国书店”,文革以后,心脏中了两枪,一枪是林彪事件,一枪是天安门流血事件,以后开始重新反思与调整自己“中国观”,在纸媒出版困难重重中,楞是花八年时间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大辞典》,其余还有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唯色《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王力雄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以及尊者达赖喇嘛的书的日文版。

谢谢老廖引荐。在万圣书园,刘晓波与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刘苏里先生也一直奉陪。从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到支援辛亥革命的日本志士,到小泉政权……。刘晓波那时刚刚完成《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他谈到其中重要的一章是《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印象中的刘晓波不说话时显得木讷,诚实,镜片后的眼睛如燃烧的星空。途中还跟老廖躲到洗手间去嘻嘻哈哈了一阵。

晓波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翻译成日文出版,听到日本读者的反馈。但川端担心庙小,建议先找东京的出版大咖,如讲谈社、文艺春秋、岩波书店,如果大出版社不出的话,自己再想办法。实际上,川端出版的书越好越亏本,在日本,关于中国的书籍并非主流。而支流中只有“亲中”或者“嫌中”的两极端书因为各自拥有固定的读者群,能够卖出去一些。这些年,我帮集广舍翻译或者写《导读》、写书评介绍不下于七本,不仅翻译、考证、校对全部义务奉献,而且还需要通过讲座等方式或者自费购买一部分减轻他的经济负担,否则拖朋友下水之后置之生死不顾,于心不忍。如果没有东奔西波教书为稻粱谋,零报酬的译介是做不下去的。

刘晓波对日本的出版印象颇佳。他说,“六四”后在秦城监狱坐牢,出狱之后先在大连父母那儿住了一阵才回北京。这期间日本翻译出版了《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2005年左右刘柠告诉我这件事后,我托他去出版社询问,出版社很快转来版税和一份言辞恳切的道歉信,原来他们一直在打听我的下落,是一位日本教授翻译的:“日本人诚信。你们可以先出版,等卖得好有版税时再说,跟老廖一样就行。”

刘晓波指出的是北海道大学野泽教授于1992年在德间书店出版的《现代中国知识人批判》。

刘晓波的“轰炸”已经先于我回家的脚踪到了我的邮箱。以后他常常打包发来他的作品。我仍然专注于学院式的研究,有一搭没一搭回信。直到2008年他再度失去自由。

(二)余杰与《刘晓波传》

2011年8月,余杰和刘敏到在崇文门新桥诺富特饭店来看我们。并详细叙说了前一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一天突遭暴力绑架,非法被关押,酷刑虐待的经过。“当时我和刘敏被软禁在家,几个国宝日夜看守。有时国宝就堵在走廊打牌。那天下午,我穿着居家的休闲服,平时脸熟‘国宝’喊我下楼去一下,我想都没想就跟着跑下去。一到楼下看见一辆面包车,大约八、九个壮汉站在车前,我马上感觉不对,但已经来不及了,八、九个壮汉扑倒我,迅速摘下我的眼镜,我是一个高度近视,马上什么都看不见了,我被蒙上黑头套,大约两个小时多后,我被拉到昌平的一户农家大院,被脱光衣服毒打。他们还强迫我自我侮辱,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一边打一边骂自己是美帝的走狗,如果自己不动手,就把通红的烟蒂逼近我的眼角,他们就下狠手。并威胁我将裸体照片发到网上说余杰在买春,还一根一根反扳我的手指头,恶狠狠地骂脏话,折断这只写反政府的文章的手,叫你写《零八宪章》,叫你写《刘晓波》……后来我被他们折磨得昏迷休克。他们不敢承担责任,就慌乱把我送到昌平的医院去急救,但昌平的医院以为我没救了,也怕承担责任,不敢接受,他们就赶紧把我送到同仁医院。你看,就在你们旅馆后面。”余杰指给我们看。“我全身被绑着急救管子,我还有点意识,我试图告诉抢救我的医生我被匪徒绑架了,我蠕动嘴唇,拼命想喊,国宝看出我的意思,对医生说我喝醉了斗殴致伤,接着俯身贴近我的耳朵低声恐吓我,余杰,你敢说话,我就拔下你的管子,叫你死得好看”。

盛夏的阳光明晃晃地刀子般切割我的心脏,全身发抖。

余杰从书包里拿出给《刘晓波传》的打印稿珍重地交给我们,希望我们带出去,并翻译成日语。并说他们会离开中国,争取中文版的出版。

之后余杰和刘敏带我们去了丁子霖老师家,余杰与丁老师夫妇已经很久没见了,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相见。话题自然多是是刘晓波。

同年12月28日,王力雄,唯色,夏霖等好些朋友小聚,吃了忠忠特意煮的一脸盆长寿面,算庆祝刘晓波56岁生日,也算是为余杰夫妇送行。

2011年,廖亦武流亡德国。

2012年1月,余杰流亡美国。

2015年,蒋培坤老师去世。

2015年,王力雄来日本被阻。

2016年,夏霖被判有期徒刑12年。

2017年7月,刘晓波走。

(三)日本出版的书籍与部分日本学者对晓波的认识

不算单篇文章的话,日本出版的关于刘晓波书籍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六本。1,《现代中国知识人批判》(德间书店,1992年)2:《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藤原书店,2009年)3:《“我没有敌人”的思想—中国民主化奋斗二十余年》(藤原书店2011年)4:《最后の审判を生き延びて》(岩波书店:2011年2月)5:《狱中的小耗子》(书肆侃侃房子,田岛安江、马丽译2014年)。

余杰这本《刘晓波传记》是第六本。我自己直接主编或者参与的有三本。另外在日本的老牌文学刊物《三田文学》去年秋季号专辑《主张的亚细亚》上译介了刘晓波与刘霞诗歌。

第二本:《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藤原书店,2009年)

2008年12月9日刘晓波被抓。我参加日本思想史研究学者子安宣邦先生的大阪“怀德堂”研究会。子安先生从大阪大学荣退后回东京,每月一次来大阪举办市民讲座。会后照例居酒屋小聚。子安先生从川端先生的集广舍的网页上看到了及川淳子写的中国知识人系列中的刘晓波,问我关于刘晓波的情况,我告诉先生晓波“轰炸”给我的作品集。先生立即同日本著名的学术书店藤原书店联系,在西泰志编辑的努力下,2009年我编译了《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横泽泰夫先生,及川淳子、蒋海波和我参加翻译。子安宣邦先生的写《我为什么支持零八宪章》。我写了一万字《编译者后记》,记录了自己与天安门的心路历程。本书分为《诗歌—来自坟墓的呐喊》、《抵抗真相隐蔽—中国民主化的原点》、《希望在民众的自治与共生—中国民主化的突破口》《零八宪章-中国民主化的途径》这本书出版于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一年,距离第一本中间相隔17年。获奖时成为日本民众了解晓波思想与行动的重要书籍。

第三本《“我没有敌人”的思想—中国民主化奋斗二十余年》(藤原书店2011年)仍然西泰志编辑。(现在已到“文艺春秋”)

本书收录了日本中国问题研究者矢吹晋、藤井省三、及川淳子、刘燕子与媒体人加藤青延、林望、峰村健司,清水美和(英年逝世)、藤野彰、城山英己等人研究刘晓波的重要文章,同时也翻译了刘霞的诗、余杰,王力雄的文。

子安先生指出:中共恐惧的是,刘晓波背负着天安门死难者的声音与支持《零八宪章》生者的双重声音,并且打通了两种声音的通道。并且再一次提出《刘晓波—作为我们的问题》。

4:《刘晓波与中国民主化的走向》(花传社,2011年3月)

该书由矢吹晋先生、加藤哲郎与及川淳子合著。

3-4 这两本书,笔者曾经写过介绍。请点击以下链接:

【图片】日本近期出版两本重要的关于刘晓波与《零八宪章》研究书籍

5:《最后の审判を生き延びて》(岩波书店)2011年2月

这本书的标题,请原谅,我不知道如何翻译成为中文。本书由明治大学两位教授,丸川哲史、铃木将久以及及川淳子根据刘霞、胡平、廖天琪选编的《刘晓波文集》翻译的。

然后本书丸川教授与铃木教授写了一个令人丈二和尚摸不清的《翻译者解说—刘晓波的“民主”及其他》。

子安宣邦先生2011年3月在自己的博客发表《这个出版是正确的吗?——关于岩波书店刊行《刘晓波文集》的大问号》,对这本书提出严峻的批评。

大致内容如下:

岩波书店2月25日出版《最后の审判を生き延びて》为题的《刘晓波文集》,对此我不禁心生疑惑。疑惑来自于岩波书店对此书的刊行方式。此书不仅为岩波书店,也是日本出版史上留下污点的很大的不正行为。无论从道德上还是思想上都是不被允许的。需要反复说明的是,不正行为指的是出版方式,而非《刘晓波文集》的内容。

子安先生认为本书署名三位,但是这个《翻译者解说》署名只有明治大的这两位教授,因此,丸川与铃木二教授以及本书的责编负有责任。

子安先生指出,日本的刘晓波问题并非源于诺奖颁布之后,而是2009年12月9日《零八宪章》颁布的前日晓波被拘留开始。岩波书店与旗下的《世界》杂志从未表现过积极的关心,或者说不如说一视而不见。对他获得诺奖,《世界》连一行文字都没有,自己目力所见《世界》这一年中,对《零八宪章》,对晓波,围绕中国民主化问题,从未论及,却在诺奖之后获得排他式的出版权出版《刘晓波文集》,对此,不禁哑然。我以为是一直以“良识”为招牌的岩波的商业主义行为颓废竟然到如此地步。但是,今年二月读到这本《刘晓波文集》之后,我以为这不仅是商业主义的问题了。更加重大的问题是,这种出版行为的正当性问题。

“读者一开始就会读《译者解说》,忍不住要揉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啦。因刘晓波诺奖而出的书,却付带一个对授奖本身发生怀疑的《解说》,读者如何考虑呢。这不是一个常识范围内的出版行为。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不简单的,有特别意图的出版。《解说》对《零八宪章》与授奖有疑问。这两个疑问集中地表现在后者。后者呈现了这个《解说》的本意。本书刊行的意图。

(该书的《解说》中这样写道:)‘那么,进入第二个的问题讨论吧。刘氏获奖的经过,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如何思考的问题。追究问题的症结如下:关于人权。表现的自由这一理念本身,实际上没有谁反对的话,对刘氏“在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作为授奖理由有别的话,那么,授奖便是刘氏与《零八宪章》的思想里深深关乎国家形态的转换,这一问题。在中国政府似乎可以认为,和平奖的授奖,终归可以解释为支持中国国家形态转换的’内政干涉‘行为。从这个意义上,不禁要立问诺和平奖具有的机能’。

子安先生严厉指出上述表述是“这实在是暧昧的、不正确的。不诚实的文章、与刘晓波问题这一现实太不相称、太敷衍了事的文章。读到这里,能明白什么呢。我所明白的只有这个《解说》的执笔者为中国政府的立场代辩。刘晓波是煽动中国体制颠覆的犯罪者。授奖给国内犯罪者就是内政干涉,这是中共政府的主张。丸川、铃木用暧昧的语言表达了与中国政府相同的主张。这个暧昧的表现在于,用隐蔽恶语言表现其为(中国政府)代辩,说明其本身毫无自信。

我从未见过如此丑恶,如此肮脏的文章。

对《零八宪章》有异议是当然的。而且对刘晓波的思想。行动的批评也是有的。对诺和平奖授奖的方式批评也是可以的,只是各位批评者各负责任的基础上叙述自己的批评见解,与将自己的批评见解作为《解说》付在《刘晓波文集》后面,在有权威的出版社刊行,完全是两码事。后者是及其恶质的,有政治意图的读者诱导。

岩波书店在刘晓波获得诺和平奖之后,得到《文集》在日本刊行的独占式的出版权出版,但是却附上一个怀疑《零八宪章》以及诺奖授奖方式的《解说》,这样的出版该如何考虑呢。这是谁也不允许的出版行为。

第一,这是违法代替狱中刘晓波编辑的刘霞和他们的朋友廖天琪的本意的。第二,这不仅是给诺和平对中国民主化的巨大支持,对试图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中国一盆冷水,而且是给世界有同样思考的人们当头一盆冷水。

岩波书店这个出版不正确。岩波书店应迅速承认错误,谢罪并订正改版。如果对此掩面不打,那么就是承认自己的道德颓废”。

七年过去了,一直未听到两位教授或者岩波对此有回应。书店也再不见这本书。子安先生的批评是否正确,最好两位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大教授自己将《解说》翻译出来,让中文读者了解一下。

关于坂元教授对“六四”天安门运动的评价,可见静冈大学杨海英教授的批评文章,《中国和文革并非批判日本的“素材”》。主要针对该教授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表述为“对部分武装化抵抗的学生和市民开枪镇压”的事件(坂元ひろ子、《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史》岩波书店2016年)。

杨海英文以北广女学生之死为例反驳坂元教授。并引用吴仁华先生书中证言:所有参加这场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一样,仍然赤手空拳,没有任何防卫的武器,因为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宗旨始终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实际上,包括我们这些特别纠察队员在内,直到六月四日清晨被解放军戒严部队以武力血腥驱赶出天安门广场为止,依然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何况,擅长于宣传蛊惑的中共当局在解放军戒严部队以武力占领天安门广场之后,也并未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底座一带的学生手中缴获这类所谓武器,可见所谓的武器纯属于子虚乌有“,部分市民和学生拿起石块、汽水瓶子、木棍等根本算不上武器的‘武器’,以暴易暴,自卫反击,根本不是在六月三日下午五时许,而是在六月三日晚上十时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屠杀学生和市民之后”。

不知坂元教授的“部分武装化的抵抗的市民与学生”根据何在?

2013年,日本的《中国研究月报》(第67卷第1号)发表中坂元教授的文章——《刘晓波“现象”所感》。她批评刘晓波的殖民地认识论,“对美一边倒”、赞美“最具有世界警察资格的美国”,“全面西洋论,对欧美认识过于甘美”,批评刘晓波拥护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尤其是刘晓波与包遵信、刘苏里、余杰、廖亦武等人491人联名的9·11恐怖事件发表《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并批评在日本出版的前面几本关于刘晓波的书,为批评中国政府而意图性隐蔽刘晓波赞美伊拉克战争。

关于刘晓波殖民地认识,明治大学石井知章教授已经有力地回应坂元教授,指出她不承认这一事实——殖民地化带来的人权、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历史事实,实际上等于肯定中国现行体制。

需要补充的是,坂元教授忽视了九十年代末中国的狂热反美的民族主义背景。刘晓波在《单刃毒剑》的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中对此有详细的文论,“面对当前的民族主义狂潮以及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诚实和良知的中国知识界,我只能说: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坚定的西化论者,因为我坚信尘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而西方文明的精华—自由主义—恰恰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激发人的创造力提供了一整套价值观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源于此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一个人,我渴望经历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顺应人类主流文明,埋葬专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生,成为无愧于维护人的尊严的人类成员。所以,除了西化之外,我别无选择。中华民族亦如此”。

同样因“六四”坐牢,而后多次“被失踪”,被判刑,饱受专制之苦的高瑜与刘晓波持同样观点。她告诉美国主流知识界,“我的立场不一样。我支持布希”,她们惊奇地瞪大眼睛,“因为我吃够了也看够了极权政权制造的苦难,这种苦难是让人永远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和恐怖分子制造的恐惧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痛恨萨达姆和痛恨袭击你们世贸大楼的恐惧分子也是一样的”(《公民刘晓波》开放出版社2009年)。

著名的犹太作家,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威塞尔在《介入?——人的权利与国家理论》(日文版:威塞尔川田顺造编广濑浩司林修译藤原书店1997年)开篇即说“我被殴打时,那么就是人类全体的堕落。将暗杀者、拷问者、死神置于高阁而不顾,并遵循他们的法则,就是与他们共谋。……介入的反面就是冷漠”。

而且威塞尔在2011年5月16日的《新闻周刊》上表示,由于本拉登夺去太多无辜者的生命,他罪有应得“。

安全岛上的日本自由知识人反美可以理解。只是必须想一想,如果没有美国,六四以后的中国流亡者去哪里?六四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同样满怀热情地支持天安门学生运动,六四之后,日本政府没有接受流亡,以至于留日学子远走美国。而且,在世界谴责并经济制裁中共时,唯独日本做出了一个坏的榜样,最先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先是海部首相访华,接着连天皇陛下都被带到北京去展示一个笑脸。

如果没有美国,方励之、陈光诚、余杰他们的性命在哪里?

2017年晓波走后才一个多月的8月25日,《周刊读书人》刊载明治大学专任讲师羽田次郎的文章,同样批评电视、报纸、杂志从不报道刘晓波的民主的是顽固的“向美一边倒”式的民主。批评《零八宪章》强调私有制与降低金融准入门栏,却不触及劳动者的权利。连对毛泽东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对刘晓波却隐瞒他“天真的全面支持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侵略战争”。

关于羽根先生的论调,与前面丸川、坂元二教授同一体系,无必要一一回应了。

从网上看到羽根先生2004年起在中国的某大学任教,并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羽根先生自己说“《零八宪章》发表时,深魅力于中国的人文之广度与深度,自己打算永远住在中国做研究,只是后来中国的物价高涨,无法继续。”

晓波曾经批评西方人对中国的献媚出于几种心理:出于个人的性格。气质。爱好和价值。无可厚非。或出于对西方文化的不满而转向中国,企图在中国文化中寻找改造西方文化的武器。或出于西方人的优越感。或出于作为观光客,出于对陌生事物的惊奇。但晓波对纯学术角度研究者一直寄托希望。“他们比较客观、清醒,在一定距离之外研究。中国的好坏与他,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关。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更真实,更具有理论价值、中国人最应该倾听的是他们的声音”。

如如果有心跟晓波交接,晓波是非常愿意倾听并本来应该有更好的思想与学术往来。却在晓波走后一个月写下如此文字……他才三十出头,学术研究道路还漫长,令人不由得杞人忧天。

现在中日两边通吃,在中国批评日本赢得“正义”与“良心”的名利双收,在日本批评日本(安全岛),甚至起诉安倍政府,上街示威游行,无论哪种手段,都有民主自由作保障。将中国作为消化日本的“方法”,迎合中共,畅谈“中日友好”,表现“进步”,似乎纯火驴青者,已见不少。

借用中国学者最熟悉的鲁迅先生的话,“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晓波一生获得呼吸自由空气的时间只有1989年前出国与89之后短暂的停留美国。“六四”之后完全被封杀。对于写作者来说,剥夺言论的自由,思想的钳杀更甚于肉体的捆绑。不要说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国际学术交流”,晓波在世时又有几个日本学者敢去找他呢?

晓波在中国知识人中最难得的是自我否定的忏悔精神与对自我局限的认知。在“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个精神谱系上与鲁迅同根脉。

早在1989年3月,他就认识到自己的“思维是多么浮浅,其生命力是多么萎缩,长期在黑暗中不见天日的眼睛,已经很难尽快地适应突然打开的天窗,突然见到的阳光。我无法一下子就成为敢于面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人。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与世界的高层次进行对话。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放弃过去的所有虚名,从零开始,在一片未知的世界中进行尝试性的探索。”

在2008年6月3日晚上,也就是距离最后一次被非法居留的前半年,晓波获得“2008年当代汉语贡献奖时说:在冥冥的俯视之下,我仍然活在耻辱中。……回顾看一眼自己的写作,至今仍然刻有成长于文化沙漠的烙印,也不时流露出文革式的尾巴,太多的时评仅是过眼云烟,不管互联网上堆积多少点击率,到头来还是逃不脱被扫进垃圾桶的命运”。

(四)日文版的意义

如果晓波还活着,该多好。

死者已经无法开口。

日本官民学界以及团体能够不忌中共的脸而邀请晓波以及晓波这样的思考者、实践者,以及国内外的流亡者来沟通与讨论,对于日本学术界和中国的思考者何尝不是双向福音呢。

晓波身前留下庞大的著述。他曾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他曾所背负的“耻辱”,他曾所勇敢面对的问题,他曾苦苦探求的,究竟是什么?透过邻国日本这个过滤镜,我们能看到什么?

一般传记很难逃脱作者“先入观”,(关于日本批评中国人写作的主观主义,另外行文。似乎他们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拥有叫做“客观”权的免罪符。)余杰与刘晓波的这十几年,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是最为“气近”的两代人。这是第一本《刘晓波传》,期待未来能够出现从不同角度描写的《传记》或者研究。余杰这本《刘晓波传》的看点在于没有凭空描写一个横空出世的英雄刘晓波,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徘徊,从感性到理性的实践者、苦行者、求道者。一个在“失语和呐喊之间,希望与和绝望之间,激情与冷漠之间,尖利和迟钝”之间以思想与行动苦苦追寻的刘晓波。

日文版在原有的台湾版的《刘晓波》的基础上,做了不同语境下阅读的调整,引用刘晓波原文,对历史事件时间,地点等细节的确认。另外补充了《六二绝食宣言》,《零八宪章》日文文本,并有120个条文注释。中文版的《刘晓波传》写到2010年刘晓波或获诺奖为止。日文版补充了2017年刘晓波去世前后以及朋友们去医院探视未果,海边祭祀刘晓波而被刑拘的历史。

本书的出版,毫无疑问,得力于川端先生与刘晓波的一面之缘。得力于编辑本书的麻生晴一郎、水绪夫妇的努力。

麻生曾记录了2008年10月与晓波最后一次见面,刘晓波非常期待日本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民主化与人权问题。而麻生因为关注中国的公民运动早就不被允许进入中国。

感谢国内的朋友,艾晓明老师,王东成老师提供的照片,感谢莫之许,黎学文,浪子,杨子立等许多朋友。签署《零八宪章》的每一个人。遇到的所有的签名者都是一句话:无怨无悔,我们与刘晓波不可分割。

无疑,本书出版得力于川端先生与刘晓波的一面之缘。

翻译得力于横泽泰夫老教授与和泉学姐的协助。横泽先生是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先生生前的老朋友。先生除刘晓波、余杰之外,还翻译过戴煌、章诒和、于建嵘等人的书。翻译这本《刘晓波传》时,师母已病重卧床,本书出版前三个月,师母离世归天。和泉学姐是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本次她翻译了余杰的《致日本读者》。

需要感谢的人可以列出一个长名单。

7月20日,晓波走后几天,正好半年前就预定好的我在神户孙文纪念馆举办一场讲座,纪念馆在一个叫“舞子”的车站。附近是美丽的大海,许多朋友酷暑中赶来参加讲座并陪同我一起到海边祭祀晓波。

常常想起淳子的话:“不停地念想,不停地记录。我们微力,但不是无力”。

2018年2月18日 粉雪,是为念

【纵览中国】2018.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