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作为人类精神事件的刘晓波之死

一、

我知道刘晓波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被中共定为1989年“反革命暴乱”的幕后黑手。最初了解他的言论和思想,竟然是从官方的宣传材料里看到的只言片语。那场“反革命暴乱”,后来叫“动乱”,再后来叫“政治风波”,再后来就成敏感词了。“刘晓波”成了禁区,他的肉身一次又一次地消失于铁墙之内,他的文字被重重阻挡在红墙之外。他的思想和抗争精神,则艰难地冲破牢笼,激励着一小撮不识时务的反叛者。

作为山沟里长大的七零后,没机会领略这位八十年代“文坛黑马”的惊世骇俗。我在1996年大陆民间悄悄传播的纪录片《天安门》里,才第一次才看到讲话口吃的刘晓波。那一年年初,他刚从半年多的监禁里出来,不到年末,又被判了三年劳教。

1999年他劳教期满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互联网,也有了防火墙。刘晓波当然又是当局最不希望人们检索到的名字之一。愿意和他交往的人也不多,认识他的人们亲切地叫他刘磕巴。这大概是专制体制下反抗者必然的孤独命运:肉身被囚禁摧残,言论被禁止传播,日常生活被骚扰,而犬儒的民众也避之唯恐不及。

2004年的某一天,我在一个饭局上第一次见到刘晓波,那时候民间“维权运动”刚刚兴起,他对维权运动非常关注,陆续写了很多文章评论维权事件和维权人物。新青年学案、太石村、陈光诚、黑砖窑、杨佳案,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热点案件,都能看到他那犀利的评论文字。从那以后一直到他2008年底入狱之前,我们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参加民主活动。我也把维权律师高智晟、李和平等人介绍给刘晓波、张祖桦等人,“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的界限,在那个时候已经慢慢开始淡化。我在2008年3月份第一次被绑架关押,他也特意撰文《黑暗权力的颠狂——有感于滕彪被绑架》,声讨当局肆意践踏人权。

刘晓波给我看了《零八宪章》的草稿,我也当面向他提了我的建议。当时我看的版本有20条“基本主张”,我说太多了,重点不突出,10条就够了。后来正式公布的版本有19条。《零八宪章》以自由人权为核心,以建立民主宪政为目标,反映了中国民间运动对中国政治未来方向的基本共识,是中国民间发出的一个历史性政治文本。零八宪章运动是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积累的民间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现,把1989年后的民间自由化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北京市一中院对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里提到了我的名字,我还专门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证言的证言》,提到:“我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去掉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内容,减少条目,重点放在人权法治和政治构架上。我的意思是,你们抓晓波而不抓我就没道理,不只他一人参与起草;我也愿意承担与零八宪章有关的法律责任。……刘晓波如果犯了罪,我就是”共犯“。作为零八宪章的首批联署人,如果你们认定零八宪章有罪,我要求承担同样的罪责。如果签署和传播零八宪章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也签署了,也传播了,而且还会继续传播。我要求分担刘晓波先生的苦难,因为这等于分享他的光荣。站在你们的被告席上,住在你们的监狱里,不是我的耻辱。”

因为签署零八宪章,我被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停课。但刘晓波被判刑11年,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是在2017年7月份之前,没有人知道——包括刘晓波自己——他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二、

刘晓波为什么重要?在中国的自由斗士和民主抗争者中,刘晓波是不可替代的:

思想的成熟与深刻。他是文艺学博士出身的文坛黑马,身兼学者、作家、诗人、教师,从事文艺、美学、文化批评自然驾轻就熟;他本是无拘无束的率性诗人和特立独行的先锋作家,但是政治现实使他又成为异议人士、民主运动人士、政治评论家、人权活动家、良心犯,在狱里狱外,他非常勤奋地阅读、写作,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武器,逐渐把自己磨成一个成熟的思想者。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他不限于道德说教、伦理判断和美学分析,而是吸收和运用了政治学、哲学、法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并以富有他个人特色的有感染力的文字体现出来。他的文章犀利、理性、稳健并渗透着深沉的人性关怀,成为他最重要的抗争武器。他对民主、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人性、人权都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充满自我批判精神和自省精神。所有这些,都是难得的重要品质。

彻底的反专制。和很多自由知识分子不同,他对专制、极权的批判是彻底的,不仅是是在理论层面,而且在政治、人性、审美、实践等方面,全方位颠覆专制主义。不抱幻想、不打折扣,不怕失去说话平台、不怕丢工作、不怕坐牢。而有些人因为认识水平而未能彻底与中共专制政权决裂,也有些人因为利益、或者因为恐惧,多少要进行自我审查。

极大的勇气和长期的坚持。他曾有过软弱、妥协,但经过反省之后他没有退缩,痛定思痛之后得到了精神的升华。一次又一次的软禁、失踪、抄家、劳教、判刑,长期地被骚扰、被孤立、被误解,都没有使他放弃抗争。他越战越勇,没有什么敏感会议他不敢组织和参加,没有什么话题和人物他不敢评论。总书记、一党制、腐败、天安门、良心犯、法轮功、西藏、新疆、民族主义,他都秉笔直书,对黑暗力量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批判,对弱者、受难者则予以热切关注呼吁。有些抗争人因为各种原因而退却、流亡,有些人因为恐惧、绝望而放弃,甚至有个别人因为利诱而投靠专制,但刘晓波一直在坚守。

广泛的人脉。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参与八九民主运动、创办独立中文笔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活动中,刘晓波在体制内外都积累了广泛的人脉。他成为一个重要的桥梁和节点,连接着党内改革派、自由知识分子、独立作家、政治犯、屠杀受难者家属、民主活动家、维权律师、访民、草根NGO、企业家、大学教授、年轻学生等等。刘晓波虽然不是零八宪章主笔,但却因此被判刑11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当局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发起了这封要求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宪章,并且征集到全国303名著名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作为发起人。这不能不引起中共当局的极大恐慌。

国际的广泛认可。刘晓波1990年起就获得了众多国际人权奖项,得到媒体、人权组织和一些西方政府的关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更加得到了全世界的报道、关注和尊重,他的传记、文集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最知名的中国民主斗士。

丰富的经验、卓越的行动力和领导力。在长期的抗争生涯和牢狱生涯中,刘晓波获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也从一个诗人、评论家锤炼成了一个有卓越行动力的民主运动领导者。

中国的一些民主人士和政治反对者或许符合上述六点中的两、三点或者四、五点,但同时符合上述所有这些方面的,除了刘晓波外,很难想到其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他被迫害而死,是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极大损失。善良的人们曾经期待,从11年黑牢走出来的刘晓波,将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刘晓波没有等到那一天;更准确地说,中共心怀恐惧地、蓄意地不让刘晓波等到那一天。

三、

和柏林墙倒塌、911事件、藏人自焚、叙利亚难民等事件一样,在我看来,刘晓波之死是1989之后世界史上最重要的精神事件之一。

1989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血迹未干,西方各民主国家就纷纷向中共抛出橄榄枝,迫不及待地用鲜花、红地毯来迎接独裁者和刽子手。贸易和人权脱钩,中共被允许进入世贸组织,允许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并一次又一次地被选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扮演越来越蛮横、越有挑衅性的角色,甚至想要取代美国和西方成为一些重要议题的全球领袖。

西方对中共低眉顺眼,不敢推动中国民主化,甚至不敢在人权问题上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学者、研究机构、媒体、出版社、商业机构纷纷采取自我审查、为了能够维持与中国的关系或者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一些公司甚至配合中共作恶,帮助中共开发审查软件,或者把客户信息提交给中共国安。西方对中共专制政权长期采取绥靖政策,已经造成一些恶果、造成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破坏和威胁;但西方很少有观察家和政治家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刘晓波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公民,他很显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对这样一个圣徒式的受难者,一个推动人类自由民主事业的英雄,国际社会对他的关注和声援虽然不少,但远远不够;而中共对这些声援和关注置若罔闻,甚至嗤之以鼻,并且变本加厉地长期严密软禁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国际社会眼睁睁地看着刘晓波被判重刑、被监禁、被肝癌,直到死的那一刻仍然无法得到自由。刘晓波是继1938年死于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之后,第二位死于囚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甚至在刘晓波死后,骨灰被强行撒入大海,死无葬身之地;甚至在刘晓波死后,中共当局继续使刘霞处于软禁和失踪状态。

刘晓波之死是一场全球直播的“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强烈的意愿去帮助刘晓波获得自由,就在刘晓波去世的那段时间,西方领袖们仍在和中共党魁们杯觥交错,签下一个又一个订单;即使口头表达了一些要求,也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压力;全世界的人们只能无奈地在中共的傲慢和跋扈中看着刘晓波被虐杀,看着刘霞被失踪,看着更多的良心犯被逮捕、被监禁、受酷刑。刘晓波之死,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象征,象征着崛起的中共专制政权对人类正义和良心的极大嘲讽,象征着西方对华绥靖政策的恶果和未来更大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越来越体会到刘晓波的死亡,乃是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令人震撼的事件。

【民主中国】2017.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