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从“六四”血泊中升起神圣意义——走上祭坛的刘晓波(之三)

1989年6月2日刘晓波(左二)发起四君子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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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27日,晓波由美国返回中国后,很快便参加到运动中。开始,他很理性,尽力劝阻学生不要绝食,返回校园。

5月7日,晓波在北师大校园张贴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份意见书《我们的要求——校园内的自由论坛》。该意见书对学生运动提出了一些批评,包括:口号多于行动;不遵循民主程序;不讲究用法律推进民主;提出的目标过高;农民式的仇恨。他要求校方设立自由论坛、支持自治学生会、与学生对话等等。总之,他对此次学运评价不是很高,而是期望从大学内逐步推进民主。

5月13日,晓波参加了阎明复召集的统战部与学运领袖的座谈会。会上晓波发表的意见温和、理性,提出了双方妥协的方案:政府要肯定此次学运势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学生自治会;与学生公开、坦诚对话;而学生则需要让步、宽容,撤出广场。该妥协的方案是恰当的,但中共作为极权统治者,没有可能认错——否定“4.26”社论,也不可能承认学生自治会。该政权傲慢惯了,反正有刀把子,人民就该顺从。这是“八九”悲剧的结症所在。

会后——次日凌晨,晓波在广场首次演讲。主旨是呼吁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回到校园推进民主;并批评学生没有民主的襟怀,不让政府官员讲话。在演讲中,他遭到学生不断地喝倒彩、嘲笑、谩骂,“学贼”、“懦夫”、“被收买了”、|“滚下去”……。这让他很是沮丧,甚至想不再参加运动,“尽快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返回美国。以后,晓波在运动中变得激进,应该和此次受羞辱有关。

但是晓波很快就恢复了自信,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刘晓波,他不可重复”(《独白》)当吾尔开希请晓波帮忙,劝说学生撤离广场,晓波的沮丧一扫而光,又恢复了亢奋,立即就去了。

在广场,他看到完全没有可能让学生停止绝食,离开广场;进而他被绝食学生们的悲壮精神所感动。他记述“政府的冷漠激怒了我,学生们的献身精神和悲惨处境刚动了我。……我不能再旁观了,应该和他们一起受难。”“广场上悲壮的就义气氛和献身精神笼罩着我,我完全失去了理性的判断力,下决心和绝食的学生们同生共死。”此后,他积极参与了支持广场学生们的绝食、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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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晓波发起“四君子绝食”。该绝食,一是抗议戒严和军官;二是对知识分子的软弱表示忏悔。其道义性无可置疑。但当时形势危机,当局镇压在即。此时最重要的是说服、促使学生撤离广场,避免流血、牺牲。由此,“四君子绝食”很不得当,等于鼓励学生坚守广场。此后,晓波一生不能为之原谅自己。事实是,即使没有“四君子绝食”,学生也不会听劝撤离广场,当局也会如期进行血腥镇压。

晓波发起“四君子绝食”的因素是多重的。一是出于对当局的义愤;二是受广场悲壮精神的感染,欲与学生共命运;三是出于政治考量:动员更大的社会能量,将运动推向新高潮,瓦解戒严;四,隐含的个人动机,渴望英雄的光环,成为运动的中心,青史留名。

其一是为正义:其二是被悲壮精神所感动:其三是对政治形势的误判。如果说此三者均情有可原,但是其四则甚有害。甚至可以说,这是“八九”学生领袖们普遍存在的心结,其推动运动不断激进,错失让学生回到校园,避免流血的时机。因此对“六四”这场血难,学生领袖们也是有责任的。

在政治中,最要不得的是政治家对个人得失的计较,特别是在民众抵抗运动中。因为,其扮演的角色是公众人物,代表民众、社会、国家,由民所授权。他必须放下自己,承担公众领导者的角色,负民众、社会、国家之责任。

“六四”血案,罪责当然在政府,但是学生领袖们——包括晓波亦难免其责,其中最有害的即领袖欲及英雄的光环。膨胀的个人与激情,使他们沉迷于群众的欢呼,而失去现实感,不计后果,忘却对民众的责任,而将运动不断推向高潮。这是永久的教训。在民众运动中,以“公众领袖”的身份,不顾后果,却图个人“英雄”之光环,即使悲壮,也是“犯罪”。

晓波在《独白》中记述“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我就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我暗自得意:这次绝食太对了。运动又有了新的热点,我也有了新的角色。”“绝食使我们四人成为运动的中心了。我们以无所畏惧的行动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可和信任,……我们也成为运动的主角。”

他后来反省:我“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着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么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感谢晓波的坦诚与反省!这是民众运动中最危险的情绪。而这却是“八九”学运领袖们大多有的心态。晓波为之做了忏悔,真诚地说:六四“流血事件的责任也有我一份,我犯了罪。”膨胀的个人,推动“革命”比赛,“比赛”将运动推向极端。

“八九”运动过去近三十年了,除晓波外,至今没有一位当事者做出过这样真实、深入而真诚的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晓波平常显得不拘小节,放言无忌,甚至有粗话,但内心深处,他对生命有近乎严苛的道义要求。

“六四”后,面对血泊和千百罹难者,晓波有深深的负罪感。其后二十多年,他拒绝离开中国,和“天安门母亲”站在一起,守护“六四”亡灵,始终不渝地为之呼唤正义。作为异议领袖,他立足民间,坚定地倡导自由民主精神,批判中共独裁统治,推动中国进步。他之如此,原因之一就是,他要对得起死难者的鲜血和亡灵,他要为自己的“罪责”赎罪。因此,他一直否认自己是领袖、英雄;而将自己当作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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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从来都是多面的,彼此矛盾冲突。晓波同样如此,并不完美;他是血肉的、人性的,在真实生活中左右冲突。

他记述:一个我是理智的,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一个我是现实的,另一个我则煽情演讲:一个我对学运弊端不满,欲退出,另一个我却离不开学运领导层和人群;一个我意识到运动将失败,另一个我却要将运动推向新高潮;一个我鄙视投机运动,另一个我却在投机中;一个我为自己的安全顾虑重重,另一个我却沉浸在英勇献身的悲壮中;一个我感到自己无能,只想找一块净土,另一个我则陶醉于虚幻的社会角色中……(《独白》)

一点也不奇怪,人就是这样,“To be,or not to be”是人性永恒的主题,但最终人还是要选择,如何选择?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在“八九运动中”,晓波最出色的表现不是在广场慷慨演讲,发起“四君子绝食”,而是在6月3日夜,当军队开进广场之后。

镇压已经开始,广场转眼即可能成为屠场,学生陷入恐慌和盲目。此时,晓波却显出他“大哥”的理智、勇气和担当。作为广场上的核心人物,“四君子”担起责任,商量如何应对。最终,他们决定撤出广场,由周舵、侯德健前去与军方谈判;晓波、高新劝说学生撤离。晓波记述“望着他俩一阶阶走下纪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阵阵揪痛,我不知道他俩这一去能否活着或完整地回来,戒严部队的枪口是无情的。如果他俩遭到不幸,我就会背一辈子负疚的十字架……”

在“懦夫”“学贼”的叫骂声中,晓波拎着扩音机,声泪俱下地劝说学生撤离,甚至为此挨了一铁棍。有一情节,很是揪心,两个市民持一挺机枪,誓言拼命,只要他们扣动枪机,无数市民、学生就将倒于血泊中。晓波赶去,挡在枪前,说“你们或者将我打死,或者把枪放下。”事情急迫,众生命悬一线,最终晓波失声痛哭,给他们跪下,恳求他们为了数千年轻的生命,放下枪。于是三人抱头痛哭。晓波如此自尊之人,忍如此之辱,乃是为数千生命。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忍辱是晓波的一个重要品质,非此他无以承负道义之重任。

在撤离广场前,即有学生劝“四君子”先撤,因为他们是当局欲镇压的“要犯”,但晓波坚持要同学生在一起,共命运。在整个撤离中,晓波是核心人物,坚持到最后,他走前,还去查看帐篷有无落下的人,直到冰冷的枪口顶着他的后腰,他才离开。广场上的学生得以安全撤出,晓波起了重要作用。

离开广场后,晓波躲进澳大利亚外交官周思家。次日,他起草了“四君子”给世界的《呼吁书》:“向全世界一切维护人权和民主的政府呼吁,向全球一切主持正义、维护和平、反对暴力的良知呼吁,给中国的法西斯政府以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道义上的制裁。”

从离开广场至被捕,晓波完全有机会躲进澳大利亚大使馆,或者逃离中国,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在我没有见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绝不离开北京。”“如果我进使馆寻求政治避难或逃亡国外,而周舵和高新被捕,那我将在国外或使馆中背一辈子道德的十字架。”但同时,他却力劝德健去香港。“德健开始时不同意,但到最后,还是我的话起了作用:‘德健,我们四个人必须出去一个人,把六月四日的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你出去的条件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京,也许人们一辈子也不会知道清场的事实。’”告别时,周思的妻子琳达哭着和晓波吻别,说“小波,和我们一起走吧。‘,他’固执地摇摇头‘。(《独白》)

当晚,晓波坐周思的车离开外交公寓。“开车后,周思问我:‘小波,你想进使馆吗?’我说:‘不想。’周思问:‘为什么?’我说:‘周舵和高新怎么办?’……车到大使馆门前,周思又一次问我:‘小波,你想进去吗?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说:’不,谢谢。‘我拿起自己的东西下了车。“。(《独白》)两个小时后,他即被捕。

在这两天,晓波确实是个英雄;而也就是在这惊心动魄、生死存亡之际,他却偏偏放下了自己,既没想到悲壮、英雄,也没想到生命的神圣价值。风头、时尚、名声渺无踪影,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焦虑的只是数千学生的生命,必需要让他们安全地撤出。他的所为不是出于思考,而是遵从生命的直接指令。鲜血、死亡,驱散了虚假,晓波归回自己最真实的生命,那就是他:必需担当,必需救助学生、必需守义,必需负重,必需有勇气、有尊严。

什么是生命的神圣意义?基督走上十字架即是象征:为公义、为众生而受难。这是所有文明的基点,也是文明的最高价值,“人”由此而建立。中国已沦为一片废墟,我们从何而归复文明?我们从哪里而重新为“人”?归根结蒂,我们必需回到那个基点,从那里开始,从那里奠基,文明必需有其神圣的意义。

“六四”的血奠定了中国未来之文明,那些鲜血、年青的生命是为国人的自由与权利而奉献的牺牲。这是“六四”的神圣意义。晓波虽未死,但是他的生命汇入了其中。确如晓波所说:人没有强壮与瘦弱、聪明与愚蠢、文明与野蛮、伟大彧渺小、高贵与低贱之分,即使是罪人,重要是否有勇气走上去。毫无惧色。

如果说,青年晓波是个扭曲的狂人,那么他则在“六四”中确立了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六四”唤醒了他,“六四”的血改变了他,他放弃了那个戏剧化的夸张的“我”,而复原了那个崇尚神圣意义的“本我”,他伏下身子,却恢复了真实之生命,他从“六四”的血泊中,走上中国自由的祭坛。

2017年10月于伊萨卡

【民主中国】2017.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