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引导大学师生追求有信仰的人生——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伍渭文牧师访谈

伍渭文简历

一九四九年生于香港,一九七二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主修历史地理。一九七五年,毕业于中国神学研究院,获道学硕士学位。一九八二年于美国圣约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一九八五年于美国路德会协同神学院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主修历史神学。

伍牧师过去一直致力于教会牧养及神学教育的工作,多年来在香港、北美及台湾的教会有着丰富的牧会经验。曾经担任中国神学研究院讲师及实习教育主任、台北关渡基督书院副教授兼校牧及教务长、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实用神学教授及教牧学博士课程主任、播道会活泉堂牧师、深水涉崇真会牧师等职务。二零零零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现为大学的校牧。

采访缘起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基督教文化节。当我抵达中文大学的时候,前来迎接我的是校牧伍渭文先生。那时,我还不知道“校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因为以我就读北京大学的经历和以我对内地大学的了解,我根本不知道大学中有“校牧”这一职位。此前我也有过到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机会,知道崇基学院的基督教背景,但尚未与崇基的师生有过联系。

第一次接触,我便感到伍牧师是一位让人如沐春风的长者和学识渊博的学者。一个多星期的活动,他很多时候都与我在一起,我在神学上也有机会多次向他请教。在文化节上,我先后作了五场专题演讲,触及中国大陆宗教信仰自由和家庭教会维权等“敏感”话题。伍牧师并未像我在其它许多地方演讲的主持人那样,不时地“好意”地提醒我“不要涉及政治议题”——近年来,即便在香港及海外的很多地方,我亦常常遇到此类提醒。相反,伍牧师对我提及的这些议题非常关注,他强调说,基督徒不应当“害怕”,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了信仰之后刚强壮胆。

此后几年间,我每次访问香港都去中文大学拜访伍牧师。伍牧师通常都会约上对中国基督教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崇基学院院长梁元生教授与我一起共进早餐,校牧室及宗教文化社亦多次出面为我主办演讲会。当我用电邮将内地教会受到逼迫的消息发给伍牧师之后,他都会在主日崇拜中为我们祈祷。而近年来香港许多大教会和大机构的领袖,为了到大陆展开各项工作,愈来愈不敢为公义发声,对“老大哥”的恐惧深入骨髓。与此种情形相比,伍牧师对大陆弟兄姊妹的处境有着真挚的关切和同情,有一颗“好怜悯、行公义”的基督徒的良心。

崇基学院是中文大学的四大书院之一,中文大学组建时,尊重崇基学院作为基督教大学的传统,校牧这一职位得以保留。在整个华人世界,这是公立大学中少数设立校牧的大学。崇基的校牧在大学教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伍牧师在崇基校牧的职位上服务了十年之久,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我相信,未来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和教育独立之后,近代教会大学的传统将得以恢复,中外教会都会投入巨大的资源兴办大、中、小学,校牧必定成为基督教学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职位。所以,我们应当从现在开始便来认识和探究校牧工作的重要性。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在崇基礼拜堂的校牧办公室中,以校牧工作为主题,对伍渭文牧师作了一次访问。

教师、牧者与学者的多重身份

余杰:伍牧师,好几次时间都不凑巧,我到香港的时候你却刚刚离开,你到北京的时候我又正好不在。这次访问一直拖了半年多才得以实现。首先,我想听你谈谈个人信仰和事奉的经历。

伍渭文:我的家庭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一位基督徒老师,他每星期都带领学生开查经班。我有时去参加,但那时我很反叛,故意向老师询问很多刁难的问题,并无心追求真理,星期天也不去教堂。后来,有一天老师讲到圣经中的一段话:“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这几句话给我的心灵以极大震撼。不久之后,我便在一次布道会上决志信主了。

余杰:信主之后,你很快便决定奉献做全职的传道人了吗?

伍渭文:是的,信主之后我就颇为热心,想为神而工作。在念完中学之后,我就想去念神学,但是神并没有给我开路。我考进了浸会大学,当时还是浸会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我学习科目的不是神学,而是传理学,因为后来预备作传道,便转了历史地理系,我想我是惟一从传理转出来的,当时(到现在也是)浸会传理系较难进去。一九七二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想去念神学,但上帝对我说,你要先去工作,有了工作经验之后再念神学更好。于是,我就到一所中学当了三年的老师。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发现自己很适合当老师,我很乐意跟青年学生们在一起。三年之后,上帝终于呼召我出来念神学。一九七五年,我进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念书,是中神的第一届学生。

中神毕业之后,当时学校鼓励我们牧会一段时间后到海外升学,试试我们的实力,学校为着长远发展,更设立师资培训计划,选派毕业生到海外去留学,学成回校任教。我们这一届有两名同学被选中,一个是温伟耀,他去了英国牛津大学;另一个就是我,我去了美国圣刘易斯的圣约神学院。我在这所大学获得牧养神学的硕士学位。然后,我又去协同神学院继续深造,获得教会历史的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先到中神教书,也算是回报中神对我的栽培。然后,就遇到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六四”对香港社会的冲击很大,对我个人生命的冲击也很大。

余杰:天安门惨案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忘却的伤痛,我发现在海外华人世界里,香港人在捍卫“六四”的记忆方面做得最好,每年“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都有数万人参加,二十年如一日,非常不容易。一般人认为,神学院里的老师,像是中世纪修道院中的修士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新旧约”,没有想到“六四”对你这样一位神学院的教师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伍渭文:“六四”发生之后,我更感到福音对中国的重要性,没有福音,这个国家将永远无法摆脱仇恨、暴力、和杀戮的恶性循环,不能建设真正和谐社会。此前我长期在香港生活,又在美国留学多年,对中国大陆了解很少,经过“六四”的震荡,我希望去中国人更多的地方工作,希望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以便能够“对症下药”,于是便去了台湾。我应赵天恩牧师的邀请到了台湾淡水基督书院,他刚接手当院长,我在学校教授圣经伦理学兼任校牧;在周未和星期天任台北礼贤会的牧养工作。

在台湾,我体验到一种跟香港完全不同的文化,我感受到民国的影子,整个社会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也许还有日治时代文化的遗留。比如,下级跟上级说话的时候,先要毕恭毕敬地说“报告长官”。这在香港是没有的。

在台湾的两年与赵天恩牧师同工的经历,被他对中国大陆教会的爱、对大陆同胞的爱深深所感染,也学习到许多行政工作的经验,这一经验后来在我的校牧工作中尤为重要。

余杰: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牧会的吗?

伍渭文:我的牧会工作从更早的时候便开始了。一九七六年,我还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所在的教会播道会活泉堂的传道人突然离开,教会一时间没有了牧者。教会的同工们便说,既然你是神学生,你就来带领大家吧。那时,我还在念二年级,便硬着头皮在教会里开始牧会了。前两年是半职,接着两年做了全职,直到一九八零年我去美国念书。

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在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春田城,奥巴马曾多年在那当州参议员,我在那里也帮助当地的华人成立教会,带领他们崇拜,一共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在美国念的是牧养神学,回到香港在神学院也教牧养神学。但牧养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没有实际的牧养经验,根本不能教好这门课。此前我有过一些经验,在这段时间,我又遇到几个没有牧师的香港教会,便在任教之余去当他们的临时牧师或者顾问牧师,从五十人的教会到三百人的教会不等,在不同的教会中获得了不同的经验。而且,我牧养过的教会有香港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和美国的华人教会,这些教会的形态和背景各不相同,使我也有了如何与不同处境下的会众相处的经验。这种经验,让我在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不再局限于“香港”一地,而有了一种“华人世界”的视野。

一九九六年一月,我应邀去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教书。我在美国念书的神学院是路德会的背景,在神学上我受路德宗的影响颇大。一九九三开始,兼任为深水涉崇真堂的主任牧师,那是一家三百多人左右的,历史悠久的教会。那时信义宗神学院的华人教授很少,老师多是来自欧陆、北美的宣教士,崇真会属信义宗,我看到他们的需要,便由中国神学研究院转到信义宗神学院了。为了更专心研究神学和计划写作,我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更辞了教会的牧养工作,专心神学教育,没有计划来到崇基学院作校牧。

余杰:你是如何想到要做一名校牧的呢?校牧的工作与一般的牧师很不一样,对你而言是不是一种新的挑战呢?

伍渭文:其实,我早在一九九五年就有机会到崇基来担任校牧。那时,前任校牧离职了,我被推荐应聘,我记得当时的院长李沛良教授第一次与我见面的时候,劈头就说:“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的牧师做校牧,若我是教会中人,我一定推荐最好的人才。这职位的影响性甚大。……为什么教会不积极推荐人呢?”那一次,崇基方面对我的经验和履历都表示满意。但是,崇真会的会友们都不愿我离开,他们劝说我留下来继续牧会;为了教会的需要,我婉却了崇基方面的好意。

五年之后,崇基的校牧的职位又空缺了,他们再次来邀请我,这次不需要去应聘,直接就可以聘任我。我刚开始还有些犹豫,后来想到这个职位可以有机会跟年轻大学生在一起,向他们传达福音信息,学校也容许并鼓励我在崇基神学院兼课,加强校牧室和神学院的连系,有机会在课堂接触学生,这也满足了我教书的愿望,便向上帝祷告,等候请上帝的旨意。在等候期间,也征询一些长辈和同工的意见,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说,以我的经验和背景,非常适合这职位,于是我便请辞神院的教席,转到崇基学院作校牧,开始了一份全新的工作。迄今为止,我在校牧的职位上工作了十年时间,是崇基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牧,此前任职最长的是吴天安牧师,他当了七年的校牧,我打破了他的纪录。

校牧工作有其特殊性,比当一个教会的牧师更困难,他需要丰富的履历和经验。除了学校内部的工作之外,校牧还要代表学校出去开会和参加公共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学校处理公共关系和外交事务。比如,我经常出席华人校牧协会的会议、亚洲基督教大学的各类会议等等。前几天我就代表崇基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全球圣公会的基督教大学的会议,我是选任的校董,与会的大都是主教、校长和校牧。

另一方面,校牧还需要与本地教会连系,校牧个人可以有自身的宗派的背景,我便是崇真会差派来崇基作校牧的。除了崇真会,圣公会、信义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中华基督教香港区会五间都是崇基的成员教会,所以校牧需要有一种大公的胸襟,推动教会合一协作,为校园福音工作齐心努力。校牧需要与与各宗派的领袖保持友好关系。校牧难找另一个原因是,合适的牧师,在其宗派中已肩起很多重要的职务,不轻易离开;而太年轻的牧师,没有经验练历,在香港教会认受性不强,较难得到成员教会的接纳和支持,也很难发挥桥梁的角色。除了牧养经验,校牧也是一个学者,他工作的地点是校园。校园是思想激荡、百家争鸣、自由开放的地方。所以,崇基方面一直在为物色校牧的事情而发愁,多年来崇基学院的校牧任期不长,而且多任都是署理,校牧人选不稳定,自然很难有一个长远的工作计划。

坦白说,开始时我并不是十分热衷崇基学院作校牧的。因一九九九年我已辞去在深水涉崇真会的牧养工作,希望有较多时间做神学方面的研究、写作,以及做《路德文集》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如果当校牧,工作会相当繁忙,这些愿望暂时无法实现。

余杰:对了,我正想跟你谈谈《路德文集》的翻译工作。近年来,中国教会出现了大复兴的态势,但在大复兴中也有不少隐忧。据我个人的观察,最大的问题就是神学上的偏差,而之所以出现神学上的偏差,是因为神学教育的缺乏以及神学原典翻译的滞后。一个健康的教会、纯正的信仰,必定根植于源远流长的神学传统,必定是继承大公教会的历史传统。一个基督徒,如果从来不研读路德和加尔文的著作,其信仰又如何能够扎根下来?

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便是反智、反文化和反神学。新教进入中国已经两百年,仍然没有一套精准的汉译的《路德文集》和《加尔文文集》,使得许多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无法在神学上有正统的标尺,很多时候在真理教导和组织机构上都是“跟着感觉走”。这既是教会的亏欠,也是学术界的失职。前两年,上海三联出版了《路德文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我发现你是主编之一,你还撰写了一篇序言。

伍渭文:是的,《路德文集》的翻译出版,我是首倡者之一。我在神学院念书和教书的时期,一直在做路德的研究,也有了促成《路德文集》翻译出版的想法。美国协同神学院所属的路德总会(密苏里总会)是英文路德文选的版权人,协同神学院委任我和雷雨田教授为共同主编,再由中、港、台和美国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计划推动中文路德文集的工作。我们确定《路德文集》分为十五卷翻译出版,包括改革运动文献、信仰与社会、圣经讲章、神学与其它文选等五个主题。这是一个长期的、浩大的工程。一九九九年我们曾来到北京,会见有关研究路德神学的内地学者,分享这计划,得到他们的支持,南开大学的于可教授也在席中,后来我们邀请他担任编委主席。但是,我在担任崇基的校牧之后,便不得不辞去共同主编的职务,因为一个人在一段时间之内只能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

华人教会确实非常需要神学研究和普及工作,比如从路德的文章和精神中,我们就可以寻找到回应当代挑战的力量与智慧,我在为《路德文集》写的序言中说过:“改革运动强调回归圣经的福音精神。这福音精神就是自由,也是承担——心灵释放后带来的承担。基督徒的自由是服事他人的自由,归附社群的自由;不是遗世独立,唯舞独尊,自我中心。这福音精神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中取得优美的平衡,肯定个人的尊严与社会的团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氛围下,财富的竞逐使固有道德脱序,社会物化,弱势社群被推到边缘。改革福音精神,也许是有效的信仰利器。”我也希望中国教会都能回归改教时代的纯正信仰,将福音、公义和爱传遍神州大地。

校牧既是老师,又是牧者

余杰:崇基学院原来是一所独立的基督教大学,后来才并入中文大学,它有自身的历史传统,伍牧师是否可以作一简单之回顾?

伍渭文: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西方传教士被新政权驱逐,教会大学被关闭。内地十三所基督教大学被迫迁移到香港,合并成为崇基学院。崇基之名,本有崇奉基督之意。崇基学院创办之初,仅有学生六十三人,借用圣约翰座堂及圣保罗男女中学上课,那时真是风雨飘摇,前途未卜。

几年之后,局势大致稳定下来。一九五六年,崇基学院迁至环境优美之新界马料水村永久校址。那是一个很卑微的开始,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崇基礼拜堂二楼的校牧室),那时全都是山势险峻的荒地。崇基的校舍大都建在山坡上,是开山破石修建起来的。这段历史真如校歌第一节所说:“南天海嵎,四方人士,同兴此学府。崇奉基督,励志笃行,修业勤是务。漫漫长夜,屹立明灯,使命莫辜负。学成致用,挽救狂澜,灵光照寰宇。”尽管外部条件一度很不好,但我们秉承过去内地十三所基督教大学的优良传统,继承二千年基督教丰富价值遗产,更深得国际教会网络的支援。

一九五七年,新亚、崇基、联合三个书院组成中文专上学校协会,推动成立一所“中文大学”。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崇基遂成为三成员学院之一(后有逸夫学院加入)。书院体制是中文大学的一大特色,各书院在通识教育和非形式教育方面扮演前瞻性的角色,书院与学系因而产生互补作用,使学生得到既均衡又全面的教育。各书院角色相同,但风格各异:新亚尊崇儒家伦理,崇基秉承基督精神,联合强调教育与工商联系,逸夫则力求建立创新科技与大众文化的形象。

余杰:那么,在今天的中文大学,崇基的基督教传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崇基归属中文大学之后,由教会大学变身为公立大学,是失据呢?还是进一步?得了什么,失去什么?作为校牧,你如何看待这一特殊的体制?在一所公立大学里当校牧,有没有一种身份错位或尴尬之感?

伍渭文:崇基学院(Chung Chi College)是香港中文大学四家书院之一,也是其中一家创校书院及规模最大的书院,依据基督教之传统,提供高等教育,以中文为主要之授课语言,本教导青年发扬基督精神,研习高深学术,促进研究工作,并培养社会有用人才为宗旨。崇基学院的校训是“止于至善”。和其它几家书院不同之处,除了学院本身的基督教背景、以及每星期一课的周会以外,就是学院范围内建有礼拜堂和设有神学院及校牧室。

中文大学的体制是联邦制的,崇基学院隶属于中文大学,却可以用政府拨款之外的个人和教会的捐款来支持神学院、校牧室和礼拜堂,而神学院、校牧室和礼拜堂也属于大学建制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构,在整个华人世界的大学当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了。崇基的前任院长李沛良教授曾经指出:“在中大校园中,崇基独设校牧室。我们认为,在个人主义、功利心态和排外取向日渐充斥的新世纪年代,崇基必须加强校牧室的工作,让‘公义、和平、慈爱’的基督伦理传遍校园每一个角落。”

崇基并入中文大学之后,基督教学府的主权确实受到限制。为了保障学术自由,大学聘人唯才,不管老师的个人信仰及人生观;课程也是以培育人才、传播知识文化为目的。大学可以探讨宗教信仰的文化价值,但宗教信仰的弘扬,不在考虑之列。是故,崇基神学院与校牧室的工作,不动用政府的教育经费。但大学支持校牧室的工作,也鼓励神学研究。早些日子,大学校园频频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学生的心灵辅导,更形重要。由于立法会关注,大学拨款委员会去信各大学,询问学生事务工作中,有否足够人手及专业训练辅导学生。校牧室由教会及社会人士捐款支持(崇基学院更设立校牧基金),向各界提供适切的服务,其功能已普遍被接受。社会愈趋凡俗化,校牧的牧灵工作愈见重要。

在香港机场大厦,设有一个小教堂,牧师专门为远行的人祈祷。香港所有的公立医院,都设立院牧室,由医院提供地方,运作经费由教会及社会人士捐献,对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心灵辅导,并支持医务人员。香港的监狱也有牧师探访囚友,提供心灵辅导,为他们祈祷,使他们不致孤单。

教会透过所支持的牧师,在大学、医院、监狱等地方提供牧灵服务,已被公众社会肯定与欣赏,在世上做到了作光作盐的召命。其实,教会能否成为社会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宣教成败之关键。我盼望有一天社会不再视教会为异类,视牧师为陌生人。当我们走向世界,世界才走向我们。伸出来的手,才能握到对方的手,才能找到朋友。

所以,我认为基督教大学转向公立,不是失据。教会失去的可能是拥有权,但得到的是更多信徒自发的信仰,更多服务人的机会。基督在世上未曾住过王宫,但基督仁爱、公义的国度,无远弗届。他从未运用权力使我们臣服,但不少人因基督精神的感召,甘心奉献自己的生命,服务世上有需要的人。

余杰:我访问过港台的几所基督教背景的大学,他们也设有校牧这一职务,但这一职位日益化象征化和虚化,校牧并没有多少实际工作可以做,就像英国女王一样,只是执行礼仪的功能。反倒是在中文大学这所公立大学中,崇基的校牧是名副其实的。

伍渭文:崇基成为中文大学的一部分,公立化之后,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在华人世界里面,大部分基督教大学由于经费有限,办学质量下降,难以吸收到一流的教师和学生。以台湾为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几所基督教大学的排名都很高,因为当时的政府很穷,公立大学还没有起来。后来,台湾经济腾飞,政府有钱办教育了,投入大学的经费多了,公立大学的地位便上升了,教会大学相对来说却下降了,比如东吴大学和东海大学,它们的排名都逐渐靠后。

余杰:排名靠后是一个方面,更严峻的是基督教的色彩被淡化、基督教的精神被遗忘。比如,东海大学后来居然成为新儒家的大本营。我前几年访问东海大学的时候,与他们的师生有一些交谈,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对基督教信仰也没有什么兴趣。东海大学校内虽然有贝聿铭设计的一座漂亮的礼拜堂,但前去做礼拜的人很少,倒是被很多人把它当作拍摄婚纱的背景。这是很让人遗憾的状况。

伍渭文:是的,与这些学校相比,香港中文大学有所不同。由于是香港政府重点扶持的公立大学,中文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准很高,可以吸引到一流的老师和学生。我在崇基学院的神学院里兼课,虽然我不在神学院的编制之内,但我很乐意给学生们授课。我讲课的时候感觉很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

另一方面,崇基的校牧拥有相当高的地位,而且并不是一个荣誉性的虚衔。中文大学有一千二百多名教师,却只有一名校牧,可见校牧的特殊地位。那么,校牧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呢?仅仅以崇基而论,拥有三千名学生、三百名教师,他们都是校牧牧养的对象,校牧的工作不可谓不重。

在崇基的体制中,校牧由聘牧委员会任命,而非由院长任命。校牧是院董事会的当然成员,也是常务院务委员会(内阁)的当然成员,只有院长和校牧才有这样尊崇的地位。在讨论崇基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上,校牧拥有重要的发言权。这与美国基督教大学中校牧的地位相当,在天主教背景的辅仁大学,校牧的身份相当于副校长。崇基的章程中明确规定,校牧为学校的发展方向提供愿景。根据崇基学院一九七八年的宪章,校牧负责:一,推动书院的宗教活动;二:守望学生、职员的福利、及其整体和社交生活;三,执行校董会交付的工作。我想,当年校董会把校牧室的角色如斯清晰地写进宪章,目的是确立崇基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根源和教育理想,使其薪传不坠。

与神学院一样,校牧室的经费不能用政府的教育经费,而由私人和教会的捐款来支持。所以,我们的薪水与神学院老师的薪水一样,是在其它教授的基准上打七折。有人说,这不太公平;但对我来说,薪水不是一个问题,能够在这个职位上做荣神益人的事情,我就很满足了。

余杰:目前,校牧室的编制和人员情况是怎样的?作为校牧,你的主要工作范畴和职责是什么?

伍渭文:首先,我要领导校牧室的各项事务。在我来之前,校牧室只有校牧一个人是全职的,还有一名义工,是教会派来的宣教士,是半职的。另外就是一名二等文书和一名清洁工。这几年来,经过我们的努力,校牧室得以大大扩充,现在有了一位由香港宣道会支持的助理校牧、一位协助崇拜的荣誉助理校牧,还有一位义务校园福音总干事,是中华基督教会望觉堂派来的宣教士。另外有两名计划协调员,一位是内地背景的刚毕业研究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博士,他专门负责内地学生的工作,近年来从内地来中文大学的学生和访问学者愈来愈多,我们也注意到这方面的需要,便特意找到一位这样的年轻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另外一名是负责行政方面的事务。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齐心协力的团队。

校牧室主要工作如下:

一,学院周会:周会是校牧室的主要工作,上课期间每星期五之第四节及第五节于礼拜堂举行。校牧以诗歌、读经、祷告开始周会,作为学生道德教育、心灵建设,使跟着通识教育的专题讲演有一种价值向度。

二,信仰辅导:信仰与人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学及同事在信仰及生活所遇到的挑战,都是校牧所关心并乐意提供适切的支持。

三,主日崇拜:崇基礼拜堂主日崇拜是向校内人士及邻近小区提供崇拜的方便,作为本学院对大学团体及社会人士的一项宗教服务,逢主日上午十时半,中英双语。另在节期(如圣诞节)均有特别崇拜活动。大学讲章目的在校园中建立信仰与文化对话的语言,引起学生、教职员对信仰的兴趣和探索。另一方面,大学讲章坚固信徒的信仰周延性和理性依据。

四,团契活动:大学有不同的同学团契组织,并举办多种宗教活动,校牧室与校内各团契、宿舍细胞小组保持联络,并给与支持,但非直接参与活动;各团契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各自的目标。周一至周五借用校牧室设施聚会的计有心理学系团契、基督徒学生运动、中大团契、中医学院团契、崇基团契、医科生团契。

五,周年活动:校牧室负责统筹两项周年性宗教活动,即每年十月底举行的校庆感恩节崇拜及十二月初举行的崇基毕业礼。

六,教职员基督徒团契:通常每年十月至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中午有午餐崇拜及讲座。

七,心灵绿州:学期间每周四(举行校园基督徒午餐会除外)下午一时十五分至二时,校牧室在教室举行圣乐欣赏,让教职员学生心灵有安静、默想时刻,重新得力。

八,学生交流:透过华人大学校牧协会的安排,每年暑假在香港、台北、台中、台南轮流举行港台基督教大学生领袖交流营,一起学习、分享、服事和庆祝。

九,国际学生会议:校牧室先后在二零零二年(题为“亚洲基督教大学的改变与挑战”)及二零零五年(“全球伦理与基督教高等教育”)举办了两次国际学生会议,让来自亚洲不同学生领袖交流经验,彼此学习。

十,寻根团:每年校牧室组织寻根团,连同本地及台湾基督教大学,访问前国内基督教大学校园。先后访问了福建、四川、山东,和北京。

余杰:这些工作真是丰富多彩。听说崇基通识教育的两大特色是“人生哲学”课程和周会。“人生哲学”课程体现基督教大学对于心智人格训练之重视,其中有基督教对人类历史发展之关系的部分;而周会则由校牧主持,在周会上有唱诗和祷告,这是其它大学以及中文大学其它书院所没有的内容。

伍渭文:崇基自创校以来,上课期间每星期均举办一次周会。周会像基督教的主日崇拜是基督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样,逐渐成为学院生活中不可分的部分。有崇基人说,有基督教便有崇拜;同样的,有崇基学院,便有周会。在气氛上,最初的周会简直就是基督教的崇拜,后来因为时间的转移、处境的改变、主要经济支持从教会转移到公众,以及参与周会的学生和教师大部分不是基督徒,周会的基督教内容有所淡化,但简单的祈祷、读圣经、唱圣诗的传统,仍然保留下来。因为基督徒本身就是历史感很强的宗教,一切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肯定都有时代意义。

每周五的十一时十五分,教堂开始播放音乐,声音在远处便可听到,这就是周会开始的信号。崇基周会的主要目的是:第一,藉周会节目内容,开阔师生视野、增长见闻、陶冶性情;第二,让师生定期聚会,营造大家庭的氛围。周会是一门虽然不计算学分但需要必修的课程,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每个学期周会有十三次,学生需要选择七次来参加,看他们自己对哪一类的题目感兴趣。每次差不多有一千五百人出席,将礼拜堂坐得满满的,以致许多时候,部分同学要在安装电视机的演讲厅参与周会。

校牧是周会的主持人,带领大家读经、唱诗和祷告。这一部分不单标记着崇基的基督教大学根源,也滋润我们的心灵;启发我们不断追求崇高博爱的理想,也使我们更认识自我,了解世界,关心社区。通过周会,我每周都能与学生们见面,甚至比院长与学生见面的机会还多。每个学期的周会通常会有一个大的主题,比如“社会与家庭”、“香港人、中国人”、“成长的抉择”、“新世纪、新人类、新生活”等等。每次周会主讲人的背景、专业、立场、信仰均各不相同,我们曾经请来杏林子、龙应台、郎咸平、黄毓民等人讲不同的题目,还有的周会是音乐会和同学的经验分享(如交换计划、海外学习、学生组织及工作、国际性自愿组织的工作等)。这样,我们就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具有立体感的场景和平台,促使他们超越个人的专业、以多维度去思考宏观的问题。

余杰:这些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的活动,有没有令非基督徒或者其它信仰的师生不接受甚至反感?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校牧如何来回应呢?

伍渭文:学院要求同学尊重校内的基督教礼仪、传统及自由开放的信仰特征,学院也同样尊重各同学的个人宗教信仰。

曾经有过一名外国学生给我写信,他询问说:“我不是基督徒,为什么非要我跟你们一起唱赞美诗呢?”我回答他说,在美国,美金上有“我们相信上帝”的字样,不是基督徒仍然使用此种美金;移民在归化入籍的时候,需要唱美国国歌,美国国歌中也有上帝的名称。这是美国的传统。同样,崇基的传统就是基督教的传统,崇基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师生是基督徒,对他们来说唱诗和祷告是宗教信仰的活动和体验。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可以将这些仪式当作是传统的一部分来接受。

当然,我在选择周会的诗歌时,也特别注意选择那些强调爱、和平和励志类的,让非信徒也能接受和受到触动。我引用的圣经经文大都是《箴言》、《传道书》等“智慧文学”的篇章。这样,使得这段时间成为一段守护心灵的时间,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参与者都能从匆忙的学习和研究中抽身出来,在短短的十分钟之内便进入一个安宁静谧的时空之中。

同时,我的祷告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强调,我们应当去关心世界和身边的人。这样,让其它信仰者也可以跟着祷告。虽然我们有不同的信仰,但我们有同样的命运。为此我的祷告中也提及天安门母亲、各地因良心说话被囚的人如刘晓波、昂山素姬等;也为九一一事件、南亚海啸、四川大地震等灾难的遇难者、伤员和他们的家属祈祷。我发现祈祷时,各同学都非常安静,有一种共融相连的团结。作为校牧,我代表他们履行祭司的职责,为万人代求。

很多崇基的毕业生后来回忆说,周会是他们大学期间最好的、受益最大的活动,我对此深感欣慰。

余杰:看来,校牧既是牧者,又是老师,是大学教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绝对的相对主义盛行、价值颠倒、精神空虚的今天,校牧并不一定要将所有的大学生都转化成基督徒,却可以给年轻人提供人生的风向标。我不禁想到“校牧”这一架构如何向更多的大学推广的问题。未来中国实现了民主化,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宪法的切实保障,教会亦可如民国时代那样兴办大、中、小学,在教会办的学校中,都应当设置校牧之职位,为学生提供信仰上的帮助和属灵上的牧养。

伍渭文:校牧是神职人员,也是教育工作者,他给大学教育增值,不是加压或者改变,不是让基督教成为师生的负担,而是让师生多一个选择;不是单一的灌输,而是让学生的心灵更加丰富,启发学生对社会和人生做更多的思考,尤其是在价值、道德、品质、终极关怀这些领域。比如,在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怎么样教导学生去面对?金融风暴不仅是制度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人内心的贪婪。

校牧当然有传福音的使命,但校牧传福音与某教会的牧师传福音不一样,不单单是让个人信仰耶稣。校牧是大学建制的一部分,校牧的工作不能与大学的其它教育活动分割、游离。校牧不能代表某教会传福音、办教会,而应当给师生提供方向性的教育与引导,让大家认识到,人是尊贵的,是有尊严的,传达博爱的价值、普世的关怀与基督的精神,这样一般人都可以接纳。

在大学中提供终极关怀的维度

余杰:我很赞同“增值教育”这个说法。如今,大学制度本身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美国思想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分析了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大学被资本所控制以及成为左派思潮的大本营的境况,大学不再讨论根本价值、是非善恶的问题,只是如工厂的流水线一样生产“专业人士”。他认为,大学教育不仅是专业技能的教育,而应当让学生拥有更高尚的生活,“我们必须思索,若想让一个年轻人成为有教养的人,他应该学习什么;我们必须思索,人类有待实现的潜能是什么。”因此,布鲁姆指出,通识教育乃是重中之重,但如今大学的通识教育危机四伏,“通识教育的危机反映着最高层学术的危机,反映着我们解释世界的首要原则之间的不一致和不相容,反映着最普遍的思想危机,这构成了我们文明的危机。”布鲁姆认为,大学应当有对哲学、理性和真理的追求,也就是对自然法和理性的推崇,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则是对上帝的信仰。

与西方的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在九十年代以来沉沦为官僚机构,成为腐败的重镇,通识教育更是如同海市蜃楼一般不敢奢求。今天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所培养出的学生,人们用三句笑话来形容:“清华的学生自杀,科大的学生被杀,北大的学生杀人。”虽然有点极端,却也形象地描述出缺乏价值的教育的致命弊端。我想,香港的大学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如后现代社会的价值相对主义、物质主义对年轻一代的困扰等等。那么,校牧在此种时代浪潮前,该发挥何种作用?校牧如何处理当下大学教育的危机?

伍渭文:事实上,宗教教育的舍己精神,已被视为抗衡当今唯己是尚,讲求权益,鲜谈责任文化的清凉剂。一九九三年全球宗教领袖召开“世界宗教议会”(Parliament of World Religions)百周年大会,通过由基督教界发起的《全球伦理宣言》,并得到各学界、政界有识之士的响应,一九九六年成立“互动委员会”(Interaction Council),推广全球伦理教育。根据十诫中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奸淫四条古训,作为全球伦理纲领,藉此建立非暴力、公平经济秩序、兼容爱真理、男女平等的新文化。强调伦理责任,凡人皆当遵守。全球伦理糅合孔子所倡议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基督所说“你想人怎样待你,你便怎样待人”的金科玉律。二零零零年秋天在联合国召开的“宗教与世界和平大会”重申全球伦理宣言,强调人对他人的伦理责任,平衡过去联合国人权宣言强调个人权益的不足。

在此背景之下,校牧室正肩负宗教教育的责任,与大学各同事,一起承担训练未来社会人才的使命。校牧室在公立大学中,扮演着一个独特的、不能取代的角色:在当今只求武艺高强、武器锋利的大学教育氛围中,事事力求资源增值,道德观念日趋薄弱;基督教讲求“侠义精神”的道德教育,也许能在非道德的浓雾中,发出永恒的亮光,使我们不致迷失。

大学师生对校牧的要求很高,在他们看来,校牧不单是牧师,还应当是学者。不是学者,又如何与师生们展开深入的对话呢?校牧不能只懂得圣经,还要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和知识储备。除了主日在礼拜堂中之外,校牧不会在学校的其它场合公开布道,但校牧每天的工作都是促使师生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将价值观渗透进去。所以,与很多师生交谈的时候,我不会拿着圣经居高临下地向他们宣讲,我会跟他们谈《神曲》,谈金融风暴,谈性和爱的关系等。我从小就很喜欢念书,喜欢跟人交朋友。有了这两个爱好,就可以在大学里受欢迎了。

大学是一个文化丰富、思想激荡的地方。在校牧这里,正好是一处文化与信仰的交接点。校牧的工作不单代表基督教爱心关怀,也指向基督教的终极、超越的信仰价值。我引导师生如何以信仰来透视真理,如果没有信仰的话,真理也就显得模糊不清。当然,我不可能与每个师生探讨专业方面的问题,但我可以向所有的师生提供一个终极关怀的维度,这个维度是他们在课堂上得不到的,在专业研究中得不到的。我们有了一个终极关怀的维度之后,再来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往往就迎刃而解了。

余杰:会不会有许多青年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反倒失去了信仰?比如他们念的是医学、科学,进化论的教育让他们对信仰产生怀疑?这个时候,校牧该怎样帮助他们巩固信仰呢?

伍渭文:在内地的大学,有党委书记和一个庞大的系统来按政治需要来塑造青年学生的思想。在我们这里,校牧不是这样做的,我们的信仰立场不会强加给学生,你同意或不同意都可以。比如,我们的礼拜堂的崇拜,即使是基督徒的学生,我们也不会强迫他们必须参加。

许多学生进入大学之后,肯定会经历很大的冲击。现代大学教育的主流是实证主义的模式,科学讲究以实验的结果来判断真伪,凡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才能相信。在大学里,老师对学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大部分的教授都不是基督徒。所以,确实有很多孩童时代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的学生,到了大学之后陷入困惑之中甚至失去信仰。但我并不担心此种情况,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家长难道能将孩子一直禁锢在家庭和教堂之中吗?孩子始终得自己去面对生活。亚里士多德说过:“思考少的人当然不难作出决定。”我看到,许多年轻学生,以前有信仰,到大学之后失去了,然后继续寻求,再把信仰找回来。那些完全离开上帝的人,都不是经过深思而放弃信仰的,是以一种“漂流”的方式离开的。我相信,只有信仰受到过冲击之后,才有深度,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信仰。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不要害怕痛苦,痛苦是信仰和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信仰是诚实的信仰,而不是虚假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经过思考的信仰,没有经过思考的信仰是不值得去信仰的。现在的学生,有思想深度的不多见,他们的信仰大都是比较生活化的。

余杰:作为校牧,你除了与学生交流之外,与教师的交流多吗?现在的大学教师当中,没有信仰的人确实占大多数。那么,你如何向教师们传达信仰的信息呢?我发现,即便是具有基督徒身份的大学教师,也处于少数派的境地,处于受攻击的地位,因此常常掩饰个人的信仰。在大学里,如果你说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常常会遭到嘲笑;如果你说自己是一名佛教徒,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信徒,大家就会觉得很新奇、很新鲜。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基督”的大环境。在此环境之下,作为校牧,又如何去加增这些基督徒的老师和学生“不以福音为耻”的信心呢?

伍渭文:在今天的大学里,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教授确实是少数。更要命的是,基督徒教授一般不跟学生讲信仰,他们通常认为大学课堂上应当价值中立,信仰也不是学术的一部分。他们有意避开信仰,将信仰作私人化的处理。这是对信仰没有信心,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偏见呢?

因此,我们通过周会、午餐会等活动,让基督徒教授们感到信仰不是孤单的,信仰可以辐射出去,让平时不敢讲信仰的教授有力量,得以“充力”。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的午餐会就请到中文大学商管学院的院长,这个领域的一位顶尖学者,前来分享《信仰与职业》这个题目。这样的分享,让其它基督徒教授感到“吾道不孤”,让那些没有信仰的教授感到原来基督教是如此丰富博大,进而对信仰产生兴趣。

余杰:崇基与新亚同属中文大学的书院,新亚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钱穆先生创办的,他们尊奉儒家理念。在信仰上,崇基与新亚显然不同,你如何看待儒家和基督教价值的差异呢?崇基如何处理与新亚的关系?会不会产生论战?

伍渭文:崇基与新亚的传统,同有对超越的追寻,都向往世界大同共融,也爱慕仁爱公理,但进路不同。我们与新亚的本质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儒家与基督教的本质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新亚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崇基追求的是修和救赎。新亚的理念是,通过个人自力的修为,除人欲,存天理,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崇基的理念是外力的救赎,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使我们与上主和好,与人和好。我们认为基督完成了哲学的求索,换句话说,柏拉图追求的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完成的。天人合一在个人道德层面,是高贵的个人追求,但在社会政治的操作层面,则易进误区,造成专制,若自己已是天一合一了,谁人可以过问我呢?其实代赎的信仰,指出人没有可能成为拯救自己的力量,也不能成为审判自己的法官。由党设立的纪委,怎可能监督党呢?香港政府有了独立于警队的廉政公署后,才能真正成功肃贪。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是对人的罪性有深刻的透视,因明白权力使人腐败,所以有制衡的机制。

儒家和基督教都追求人的超越,但选择的路径不同。我们将不同的路径展示给大家看,让大家来选择,而不是彼此互相批评。我认为虽然开始点不同,但祇要够深入,我们就能在某点,邂逅到对方。所以所有的宗教家或哲学大师,都惺惺相惜,不会互相抵毁。我再说,祇要我们进得深入,都会有类同的领悟。

余杰:校牧与众教会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若各教会到校园里来传福音,校牧的立场是什么呢?

伍渭文:校园是开放的,各机构和各教会都可以进入,都可以来申明他们的主张并寻找支持者。我们当然欢迎教会来配合和支持校牧的工作。比如,现在我们的助理校牧,就是宣道会派来支持校牧工作的,他虽然有宣道会的背景,也在资源上得到宣道会的支持,但他进来之后,就不再是教会的一部分了,他不单单为宗派的发展服务,而是围绕整个大学福音的拓展来工作。我们不赞成某宗派、某教会到大学里来扩增“地盘”,但欢迎各宗派和各教会到大学来帮助建立和带领学生团契,帮助学生品格德行成长,培养他们对社会的承担。

对于校牧而言,我需要走在教会的前面,我要去“逼”那些没有信仰的师生思考多维度来思考问题,超越祇顾目前的消费主义,多一点终极关怀。大学是新思想的萌生之地,也是一处向社会提供批判性思想的地方。所以,我要传达给大学师生这样的信息:信仰不仅是温馨的,不仅是给人安慰,更是要发声抗议不公平的制度,“安慰不舒服的人,令舒服的人感到不舒服”。

余杰:伍牧师,我看到你将每年的静思、祷文都编辑成一本名为《一起走过的日子》的小册子,相信许多崇基的毕业生都会将这些祷文珍藏在记忆的深处。其中,最感动我的一篇祷文是这样写的:“在国庆前夕,我们为中国献上祷告。求上主赐国家众领导人,有谋事的智慧,兼听的宽容,寻求公义的决心。求主使正在各地精心的清查肃贪工作顺利进行,建立更公平和廉洁的制度,让经济稳健发展。求上主使国家真正落实九年义务教育,让农村的儿童,城市中民工的子女,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求主使国家在发展中有稳定,在稳定中更开放和民主,早日建立健全的法治,让贫穷的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临近中秋时候,我们特别为着因为不同政见而流放海外或受拘禁的人祈祷,求上主使他们早日与家人团聚。阿门。”在香港的基督徒和教会日渐中产化、建制化的今天,这样不畏权势、诚恳坦荡的祷告已经不多见了。

伍渭文:我希望这些祷文让学生们回顾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并在其中发现自己的足迹,聆听到自己的声音。是的,我从来不怕触及那些“敏感”问题,如果大学里都不能有思想自由,哪里能有思想自由呢?如果基督徒都不能有坚持真理的勇气,那么这个社会的公义在哪里呢?

我办基督教文化节的时候,曾经请到倪匡、陈耀南、黄毓民三位晚年归主的文化界前辈,于崇基教堂内,在马鞍山前,吐露水畔,圣坛之上,十架之下,谈道论剑,畅话人生,分享个人信仰经历。他们都是香港社会中敢于说真话的作家、学者、议员,他们率性直言有时会令那些道貌岸然的官僚和商人“不舒服”,但又都是大学生和年轻人欢迎的人。他们来跟大学生分享信仰,对大学生很有冲击力,大学生会思考:“他们为什么都成了基督徒?基督信仰对他们的人生而言有何意义?”

余杰:二零零六年,我应邀出席文化节的活动,深感文化节内容之丰富、话题之前卫、影响之广泛。在我看来,基督教文化节的意义在于:让福音走出礼拜堂,让更多的师生和公众听到福音,了解基督信仰的内涵与外延。

伍渭文:校牧室通过文化节的活动,希望在校园内营造一种基督教“临在”的感觉,让这些有生命力的活动吸引和感染学生。文化节是综合性的活动,有音乐会、艺术展、专题演讲、舞蹈表演等等,各个领域加起来便产生了一种震撼性的力量,并且将背后的价值,即仁爱、和平、公义等都带出来。

余杰:我注意到,每一届的文化节都有内地的基督徒受邀前来担任讲员,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伍渭文: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近年来内地学生多了,他们到香港之后有文化适应的问题,还有感情生活等问题,学业上的压力也很大,甚至有人自杀。我就想,校牧如何向他们提供帮助?我们办了一个广东话班,免费向内地学生教授广东话,使得他们可以更快地融入香港社会。我们还组织各种活动,比如周末带他们出去玩,让他们在念书之余有社交生活。我认为,服务很重要,不要一开始就传教。先要与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先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所帮助,然后再让他们认识我们的信仰。前面我也讲到,我们聘请了一位内地背景的助理,他负责内地同学的工作,星期天带领一个查经班。所以,基督教文化节邀请内地的基督徒学者、知识分子来演讲,也是希望吸引更多内地同学来倾听、思考和发言,因为他们来自内地,最关注内地的问题。他们在来香港念书之前,大都还不是基督徒,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议题和大陆家庭教会的现状并不了解。听到这些演讲和观点,会给这批内地学生带来思想的激荡。

其次,文化节每一次都从国内请讲员来分享,是想让香港的学生和教会、基督徒,有机会了解内地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以及教会发展的现状等信息。此前香港人只是从媒体上了解到大陆基督徒生活的点滴,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重要。我们邀请过何光沪、刘澎和你等内地的基督徒学者、作家来参与文化节的活动,效果都很好。

我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大家明白,基督教不是已经过去的历史遗迹和化石,基督教是一个仍然在改变社会的力量,基督教自身有充沛的创造力,基督教对文化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

余杰:我发现,文化节很重视艺术方面,每次都有艺术展览和音乐会。这也是内地特别需要学习的地方,内地的基督徒在艺术创造方面刚刚起步,如何将信仰与艺术创作融合起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难题。

伍渭文:是的,艺术是基督徒信仰的一部分,艺术也是一种特别的敬拜和赞美,我们认为恩典治愈自然,转化自然。在上帝眼中,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艺术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无比宝贵。我们可以创作艺术品,也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艺术品。正如保罗说:我成了一台戏,给天使观看。透过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窥探到一个宏大的属灵世界,叫人深刻思考人生。

在二零零八年第三届崇基基督教文化节闭会礼音乐会上,我作了一篇题为《在夜空的星星,静静守着自己的岗位》的致辞。我说:“上帝的国度,如星空恢宏,恒久不变;上主的子民,如星系繁衍,星罗旗布;圣徒的言行,如众星闪耀。看过一篇谈论美国教会发展的文章,很有启发性。作者认为,令教会增长壮大的,不是大城市的著名讲员、领袖、和神学家,乃是在无数乡镇小教堂的信众。他们信心坚定,对教会忠诚,对儿女的宗教教育认真。是这些平信徒持定信仰,身体力行,热爱教会,推动教会发展。那些如朗月横空的神学家,不错确能引起掌声和时代的辩论,但其思潮很快就被另一个思潮所取代了。这些令教会壮大生根的信众,也许从未在教会历史的课本上出现过,人们也不晓得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用生命写下了真正的教会历史,铺设了教会发展的轨迹。行公义,好怜悯,应该不是朗月横空的君临天下,乃是透过无数的星星,静静守着自己的岗位;或和其它的星,联成一星座,绽放光明,述说他们生命中的神话。我想,这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的意思吧。”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在自己的职分上作出美好的见证来,使人藉我们的生命,窥探到有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属灵世界。

我们的礼拜堂如暗夜的烛光

余杰:非常荣幸,在二零零六年参加第二届崇基基督教文化月的活动的时候,我在崇基礼拜堂有一次主日讲道的机会。在我到过的香港的礼拜堂中,崇基的礼拜堂堪称最美丽的一个,难怪有崇基的校友称赞说,“我们的礼拜堂,是桃花源中的七宝楼台”。

伍渭文:我们现在使用的崇基礼拜堂,是一九六一年奠基的,次年即投入使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份美好的礼物,让我们在公立大学中有这样一盏放在灯台上的明灯,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向全校师生彰显和传达基督信仰。

这间礼拜堂更是全中国公立大学校园最早及最大的一独立自拔的教堂。教堂圣坛两旁排列一九五一年前在中国内地的十三间基督教大学的校徽木刻,是世界上唯一见到这十三间大学的校徽的教堂,见证崇基学院的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承传和使命感。

余杰:崇基礼拜堂最漂亮的地方是圣坛后面的透明玻璃。一般教会都会在那瑞安装彩色玻璃,或透光而又七彩的宗教拼图,但崇基教堂的设计者却用上了透明的玻璃。当高高的帷幕被两名执事拉开的时候,阳光照射进来,外边的青山绿水也似乎涌进来,让人感叹这真是无比美好的天父世界。

伍渭文:在美观的层次上,它使人的目光透视到外面雄峻耸立的马鞍山山顶,颇能反映圣经诗篇中的佳句:“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神学层次上,它没有把在里面聚会的人,囿困在教堂的四面围墙里,反而把他们的目光放进世界中。

我们的周会商有这样一个仪式:周会完毕的时候,会众唱毕崇基校歌之际,遮掩着玻璃窗的白色帷幕便徐徐打开,使会众们的注视点远放在教堂外的世界里。寓意着在学校里充实了自己的学子们,该到世界上去各施所长,为社会尽力。

余杰:校牧同时又是礼拜堂的牧师,如果将崇基礼拜堂也看作是一个教会的话,这个教会的现状如何?它与一般的教会相比有什么特点?

伍渭文:二零零零年,我到崇基担任校牧的时候,到礼拜堂参加主日聚会的只有二十人左右人,在庞大的礼拜堂里,这一点会众显得那么可怜。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目前参加主日聚会的,连同儿童有二百多人,比当初增加了十倍。大部分都是学校的师生和校友,也有少部分是周围社区的居民。

我们的礼拜堂不是一个教会组织,没有执事会,只向会众提供服务。当然,我们也有诗班、查经班、读书会等架构。原先,礼拜堂与学校的作息和假期对应,在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礼拜堂的主日崇拜会停止,现在我们不停止了,全年每个主日都提供崇拜。

在大学里有一个属灵的崇拜活动,对学生和老师的生命成长很重要。我们也有洗礼仪式,大约一年半举行一次,一般选择圣诞节或圣灵隐临节施行洗礼,每次大约有十人受洗,有学生,也有教职员。请求受洗的人,我们的要求是稳定参加教会聚会一年时间,然后在慕道班学习半年左右。在主日崇拜之外,我们还有主日学和家庭团契。

我们没有一般教会的那些的组织架构,所以可以专注于崇拜本身。这种模式是大学的礼拜堂的模式,有它好的一面,就是不必耗费很多精力和时间在组织工作方面,有会友说,在其它教会,开会的时间比崇拜的时间还多,在这里不需要开会,便可一心于敬拜;当然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就是开展某些事工的时候,人手不足,关顾不够。

礼拜堂主日崇拜的消息,在大学里是公开的。我们的信息每周都发布出去,除了在网站上,还张贴到校园里,让那些不来做礼拜的师生都能看到。

余杰:崇基的礼拜堂还举办毕业礼、婚礼以及追思礼拜等,这些活动都需要校牧出面主礼吗?

伍渭文:是的。崇基每年的毕业礼都在礼拜堂举行,我是主持人,我见证了学生毕业这个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只要是中文大学的校友,或大学职员及其子女,都可以申请在礼拜堂举行婚礼。为年轻人举办婚礼,特别是自己的学生,对我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

教堂也为一些对大学有贡献的教职员举行追思会。即便逝者本人不是基督徒,他们的家人也认同和选择基督教追思礼拜的仪式。在世俗的大学中,人们研究科学、社会、政治、法律等等,但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些学问都提供不了最后的支撑,这就需要校牧来提供终极关怀。校牧的工作是安慰人、荣耀神,所以我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也是将其当作一个课堂,透过礼仪,教导他们明白人生都有一死,惟有在基督里才有盼望。为这些知名教授主持追思礼拜时,使我体会到,在死亡前,人人平等,无论硕学鸿儒,布衣白丁,聪颖愚拙,在死亡面前,都要俯首称臣。

前两年,有一位英国籍的大一学生暑期回家,因忧郁症堕楼。他的父亲是本校的教授,受到沉重的打击,拒绝见任何人。两天之后,我以校牧的身份与他会面,跟他商讨如何安排追思会,他才第一次与外人见面。经过谈话,他才逐渐平静下来。在追思会上,死者的亲友全都来了,大学的高层都前来吊唁慰问。在人们最悲伤的时候,人的话无法安慰人,只有神的话才能安慰人。这场隆重肃穆的仪式,不单安慰死者的爸爸妈妈,也对大学师生产生牧灵的疗效,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得到了安慰。我记得他的爸爸离开火化场,在归家途中轻轻对我说:“谢谢您,牧师,灵堂比殓房暖和得多了。”他本来不想设灵,独自把儿子从殓房领出来火化了事的。

余杰:记得萨斯肆虐香港的时候,许多医护人员战斗在第一线,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中大医学院一九九二届毕业生谢婉雯医生,离校后即加入屯门医院,曾服务急症室及胸肺科病房。萨斯在屯门医院爆发之后,她自愿请缨,转调萨斯病房服务,以无畏的专业精神,悉心照顾受萨斯感染的病人。二零零三年三月底,她在抢救病人时不幸感染病毒,与疫魔搏斗五个多星期后,不幸病逝,成为香港首位死于萨斯病毒的医生,年仅三十五岁。当其友人问她:“你怕不怕萨斯呢?”她只轻轻地说:“不怕,祈祷交给主便不会惊慌了。”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信仰带给她勇气和坚强,使她不畏死亡、敢于牺牲,正如她喜爱的一段经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诗篇》二十七篇一节)谢婉雯医生在葬礼据说是香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而她的追思礼拜则是五月十八日在崇基的礼拜堂中举行。我想,那应该是你主持的追思礼拜中印象最深的一次吧。

伍渭文:是的,这些年来我主持过许多追思礼拜,从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教授到普通的残障孩童,各有不同的感受。谢婉雯医生的那场追思礼拜最让我感动。即便当时萨斯病毒尚未退去,仍然有三百多人前来出席。作为主礼牧师,我精心准备了圣经经文和诗歌,我们宣训的那节经文正是你引用的那句谢姊妹生前最喜欢的经文,以及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的诗歌是《永生神就是灵》,其中有这样几句:“人一生如花草,荣枯瞬息间,惟上主永长存,永远不改变。”我的祷告是:“慈悲仁爱的天父,你爱我们,在圣经中曾将生命的真理教训我们,使我们明白凡尘俗世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也明白肉体虽然毁坏,生命却能在你里面永远长存。求主用圣灵感动安慰我们,在以致追思我们所敬爱的谢婉雯医生离世的时候,在哀伤中能够明白上主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接受你的安慰和明白他与我们只是暂时离别,特别安慰她的亲属,使他们节哀顺变,化悲哀为力量,在痛苦中有更大的盼望,更能体验天父的伟大与慈爱。愿颂赞、荣耀,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能赐各样安慰的上帝,藉着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在那时全港人心惶惶的情形下,这场追思礼拜既是对逝者的悼念,亦是对生者的鼓励。

余杰:牧养也是一种医疗工作,你是牧养神学方面的专家,撰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论文。我读到香港的一位名叫陆建民的牧师写的心得,他说在其事奉的经历里,有两篇文章深深影响了他,其一是卢云的《负伤的治疗者》,另一篇就是伍渭文牧师的《“教会”——治疗性群体的意义何在?》。

伍渭文:我在那篇文章中所形容的教会,是由一班承认自己需要治疗,而且被基督治疗过的人所组成。牧师何尝不是在上帝带领之下的医生呢?每一个在教内的人虽有被罪压伤的痛苦,但他们也有亲尝过悔改蒙主医治的喜乐。教会不过是由蒙恩罪人所组成的地方。教会若紧记自己受伤的经验,便会对人间的痛苦产生悲情的心肠,以致乐意去宣讲接纳和赦免。

我在礼拜堂每月讲道一至两次,我现在六十岁了,希望今后可以多读书,多思考,对一些领域作更深入的研究,比如我一直对崇拜学很感兴趣,华人教会中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较少,我盼望将来能在这方面有一些写作。也盼望内地早日出现有校牧设置的基督教大学,使高等教育多元化,这样我在崇基当校牧的经验就可以向内地的弟兄姊妹们分享了。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初稿
二零一零年二月定稿

【观察】
【独立中文笔会】2010.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