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六四十九周年:媒体报道聚焦

《民主中国》网络杂志署名“施英”的“一周新闻聚焦”栏目已经走过近两年时间,今次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特殊日子,由于纪念活动、媒体报道、评论文章以及“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等大量的资讯,难以简单汇聚在一篇报道中。因此,《民主中国》决定把一贯的“一周新闻聚焦”分为四部分:六四十九周年——纪念活动聚焦;六四十九周年——媒体报道聚焦;六四十九周年——评论聚焦;六四十九周年——“天安门母亲”网站聚焦。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2日报道: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希望当局能为六四受难者降半旗

六四十九周年将临,大陆天安门母亲表示她们今年以成立“天安门母亲”网站,代替给当局提公开信;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希望当局能为六四受难者降半旗。贵州民主人士陈西打算到北京天安门为六四死难者献花,却在贵阳机场被公安阻拦,被拘押十小时。

四川大地震之后,中共当局首次为人民降半旗,全国上下都为无辜死难者哀悼;然而,在十九年前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众多受害者却在当局有意的封锁下,被逐渐遗忘。有键于此,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六四十九周年前夕向本台表示,她们今年不会再向领导人提公开信:“我们不写公开信了,今年难属的决定。今年我们会以一份比公开信更为沉重的祭品,来纪念我们死去的亲人,就是我们网站开通了之后我们公布了两张示意图,一张是我们现在寻访和所收集到的遇难者的名单,标志着所有遇难的地点,还有另一张是遇难者遇难医院的示意图。我们用这两张图来纪念我们的亲人,做为祭品奉献给他们至今尚未安息的灵魂。”

丁子霖表示,六四事件后,当局至今不允许受难家属公开悼念亲人,她盼望当局为六四受难者降半旗的一天能尽快来临:“国旗何时能为我们遇难的亲人降下?让当局给个答复,给个时间表也可以。共产党49年执政以来终于第一次为受难的普通老百姓下半旗致哀了,这在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史无前例地。

我们马上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们可绝对是人祸,是被无故枪杀的。我回到北京以后也有许多难友问我,何时为我们的孩子降半旗三天?

每年六四前夕,许多因六四事件而受打压的民主及异议人士,总要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在半个多月以前已受当局限制行动自由,因为六四事件被判刑的贵州民主人士陈西也于近日遭当局严密监控。陈西先在星期六动身,打算去北京,到天安门去给19年前的殉难者献一束鲜花,却在贵阳机场被公安阻拦,被国保强行押回,并被拘押十小时。

星期天上午陈西向本台表示:“他们一直到星期天凌晨两点才放我。我一直有种信念就是要到天安门前为在六四事件中死难的同胞献上鲜花,因为我自己也是六四的受害者。我虽然去不成,但我在贵阳我还要纪念六四,比如我们准备在网上发起一个烛光会,准备以一种默哀或者是静坐的方式,对这六四事件表示我们说不的这么一种态度,也就是就六四事件政府对我们的所做所为我们要说出不的声音。”

▲香港明报6月2日报道:刘晓波盼六四死难者获国家级悼念

除了丁子霖期待国家会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北京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亦希望当局有朝一日,能像为四川大地震死难者进行全国哀悼一样,为“六四”死难者举行国家级悼念活动。

表示,19年来六四是他压在心头的大石,但他对六四事件未来获得公正评价持乐观态度。对于中国年轻一代很少有人知道“六四事件”,表示,在官方封锁和强制遗忘下,内地民众多数不愿意谈论六四,但现在互联网发达,海外信息大量涌入,不少“90后”青年看过信息后对他表达震惊,说明内地没有接触六四的人,已愈来愈关心六四事件。

官方媒体指“幸灾乐祸”王丹斥诬陷

身在波士顿的民运领袖王丹对本报表示,四川地震虽然是天灾,但亦有人祸成分,地震后的六四悼念行动亦应该悼念地震死难者。他说,早前中国官方媒体说他对四川地震“幸灾乐祸”,是对他的诬陷。

王丹承认,中国政府对地震消息发布有进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表扬,是一个崛起国家应当做的,“希望这种信息开放能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那中国就真正有希望了”。

▲维权网6月2日发表声明: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六四”十九周年后仍在狱中服刑的北京市民

六四事件19周年前夕,“维权网”获悉,仅就北京地区而言,至少还有8名市民因在1989年六四镇压后被捕、被以“动乱分子”或“暴徒”罪名判处重刑,至今仍在狱中服刑。中国官方近年来一再向世人宣称,八九民主运动只是一场“政治风波”,已经“成为过去”,并断然否认中国监狱里仍然关押着六四政治犯,以此来回避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逃避国际人权机构的检查。维权网希望本信息的披露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那些因参与八九民主运动而依然受到迫害的人们。

据悉,这8名狱中服重刑的六四政治犯是:

武春启:以反革命破坏罪及纵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

常景强:以反革命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

朱更生:以反革命破坏罪被判处死缓。现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

李玉军:以反革命破坏罪被判处死缓。现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

李志欣:以反革命破坏和放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

石学之:以放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权终身。现关押在延庆监狱。

苗德顺:以反革命破坏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关押在延庆监狱。

杨朴:以放火罪被判处死缓,后转为无期。现在茶淀监狱服刑。

近年来,迫于国际压力以及因刑期已满,官方陆续释放了一些六四政治犯,但即使那些被判重刑直到最近才刚刚出狱的人士,仍被强加了剥夺政治权利多年的附加刑。如,

北京市民董盛坤,男,退伍军人,“六四”镇压时,他目睹军队屠杀平民,视之为奇耻大辱,愤而怒烧军车,1989年被判处死缓,曾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于2006年9曰5日出狱,但被处以剥夺政治权利8年;

张茂盛,男,1989年被判处死缓,曾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2006年9曰13日出狱,被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

孙传恒,男,198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春天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

十九年过去了,今天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或许还有更多继续受监禁的普通民众。他们仅因为参与八九年学生和市民的和平民主抗议运动,反对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而被投入牢狱。1989年6月3-4日,成百上千人在政府下令的军事镇压中受伤、被杀害、事后被捕、有些被立即执行枪决。例如,至少有以下北京市民在1989年6月屠杀后被抓捕,10多天之后就被草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

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在“六四”事件中被捕至今仍被监禁的政治犯,包括和平示威人士和那些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镇压而进行自卫反击的抗暴人士;我们强烈要求政府早日与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进行直接对话,接受她们的合理诉求,抚恤六四死难者家属和受害人,允许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真相进行独立的全面调查,对下令开枪镇压的官员追究责任;我们强烈要求政府落实《宪法》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暨遵守业已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兑现申办奥运时许下的改善人权的承诺,为彻底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做出切实的努力。

维权网

2008年6月2日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纪念“6.4”及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的六四致辞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纪念“6.4”活动情况汇报

——武振荣,邓韫璧

2008年6月3日晚9点,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韩国分部的部分成员冒着大雨,在首尔中国人教会举办了“纪念‘6.4’19周年烛光晚会”。晚会上,分部成员在用蜡烛摆成的“6.4”字样的图像前为“6.4死难者”和汶川地震的死难者进行了3分钟的哀悼。

分部成员郑才做了“我们永远纪念‘6.4’”的讲话,分部常委吴江宣读了《‘6.4’祭文》,副部长邓韫璧宣读了丁子霖代表“天安门母亲”致海外民运人士的信件,武振荣部长做了《我们为什么一年一度纪念“6.4”》的演讲。纪念活动持续了50分钟后结束。

这是韩国分部从2003年开始后一直未曾间断的纪念“6.4”活动的第6个年头,也是韩国分部在韩国的中国同胞中从事持之以恒的民主宣传活动的继续。

2008-6-3于韩国首尔

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的六四致辞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

值此“六四”惨案十九周年之际,我受天安门母亲群体之托,衷心感谢你们年复一年聚集在一起,悼念十九年前那场大屠杀中的死难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集会越来越显示其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对死者的一种敬重,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憧憬;这既是一份道义的担当,又是一份信念的坚持。我在这里代表天安门母亲的每一个成员谢谢大家了。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举国同悲的特大地震灾难,这场灾难再一次在我们这块浸染着斑斑血迹的土地上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死难者。让我们无法面对的是,在这些死难者之中,竟有那么多尚未成年的孩子。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顷刻间被埋葬在瓦砾堆下,那一个个抱着孩子生前照片的母亲们跪倒在地上呼天抢地,这一切令每一位善良的人们肝肠寸断。

作为十九年前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我们都曾经历过死亡,也曾经受过灾难降临时的痛不欲生。我们的心已经变得非常脆弱,再也经受不住一起又一起新的死亡接踵而至。昨天,中国大地上出了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今天,同一片大地上又多了个“四川母亲”群体。这难道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宿命!?

无情的天灾是可怕的,因为我们尚难以预测;但人为的灾祸更可怕,因为本该防止却未能防止。十九年前的那场大屠杀,成百上千的男女青年和无辜平民死在了“共和国”军队的枪弹和坦克履带之下,那纯粹是一场人祸。今天的那些孩子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但他们死了。他们死于天灾,更死于人祸——是丧尽天良的豆腐渣工程最终夺去了他们年幼的生命。

中国无以数计的非正常死亡,多半是死于一种制度,一种观念。

中国的政治制度,它所极力维护的,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金钱;除了权力和金钱,不存在更需要维护的东西。中国人的观念中,最缺少的,一个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一个是对死亡的敬畏与戒惧。千百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草民百姓,或者视人命如草芥,或者视生死为天命,都不把生命和人的价值当回事。人们不会忘记十九年前邓小平“死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狠话,人们也不会不记住十九年后今天地震死了那么多人竟还有人冷血地发话,要媒体坚持所谓的“正面报道”。这不禁让人们不寒而栗!

制度、观念都是很难改变的,但不改不行。“六四”带来的祸患已经说明非改不可,这次地震带来的灾祸再一次说明非改不可。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十九周年,就是要唤起国人对于生命的尊重与关爱,唤起对于死亡的敬畏与戒惧;就是要尽我们的一切努力,促使我们的制度按照人类的普世价值实现和平转型。

惟有如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我们才不再感到死神会随时降临到自己身边。

谢谢大家!

丁子霖2008年5月30日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2日报道:民运人士表示要继续为平反六四而努力

尽管有关当局在六四天安门事件19周年来临之际扣留准备前往北京的贵州民运人士陈西,中国国内外的其他民运人士表示,要以不同形式表达对六四事件遇难者的哀思,并且继续要求平反六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据贵州第四届人权研讨会的消息,陈西是被国保人员从贵阳机场强行押回所在街区派出所的。了解事情经过的贵州人权活跃人士曾宁表示,陈西在被拘押几个小时后获释。曾宁说,陈西每年都要向六四死难者表达哀悼之情:

“可以说六四事件和陈西先生个人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当六四来临,陈西先生都会有一系列的向六四死难者表达哀悼之情的行动。今年是六四事件19周年,所以陈西先生在六四期间、六四前夕准备直接到天安门去,向死难的英灵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上认真思考一下中华民族的命运。陈西先生是昨天下午准备乘坐5点半从贵阳到北京的飞机,当他在贵阳飞机场候机大厅出现的时候,紧接着在他身边出现了很多警察。他被迅速地带离了贵阳飞机场,被迅速带到他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贵阳警方反复向他表达了希望他不要离开贵阳、更不要到北京去的要求,陈西先生当然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在昨天晚上深夜两点钟,警方把陈西先生释放了。”

在六四来临之际,六四事件再次成为海外华文媒体和舆论界的话题。在谈到当局是否会重新评价六四的时候,旅美人权活跃人士刘念春说:

“重新评价六四牵扯到体制问题。如果重新评价六四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他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体制。这个体制很明显不是来自于人民,不是民选,也没有舆论监督,司法也不独立。评价六四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道坎儿,恐怕温家宝和胡锦涛都迈不过去。因为,这道坎儿和历史上的右派性质好像还不一样。你既然要重新评价六四,对六四很多藏在幕后的事情恐怕就要曝光。”

曾宁说,不排除当局在六四问题上的语气内部会有所松动,但是19年前对六四的定性还将继续沿用:

“我估计中央政府不排除在内部文件的掌握上可能会有语言上、语气上、用词上的软化或松动,但是,对具体的和六四事件有关的事端的捏拿和掌握上,他们可能会继续沿用19年前的那种动乱或暴乱的定性、定调。”

据曾宁介绍,民运人士陈西曾是贵阳金筑大学的政工干部,89学潮中被判刑三年,出狱后继续从事民运;1996年因要求平反六四等原因再次入狱,10年后刑满释放;这次去北京在机场遭扣留后,他拒绝向当局作出六四和奥运期间不去北京的承诺。

▲美国之音(VOA)6月3日报道:人权组织促北京释放在押六四人员

在1989年中国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的示威者1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天安门事件的涉案人员。而中国当局对89年6月4号前后实施的镇压行动的伤亡者的数目一直没有公布。在官方媒体以及中国主要的互联网网站,89年天安门事件是禁忌话题。

在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敦促中国履行在北京奥运会到来之前改善人权的承诺,释放大约130名据信依然被关在监狱中的六四涉案人员。

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六四镇压所造成的伤亡数字。有关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流传的都是估计。有的估计是几百人,有的估计是几千人。究竟有多少人在镇压之后被逮捕判刑,中国当局也没有公布。人权观察所说的因六四事件被关押的人据信大约依然有130人,是根据2004年的信息做出的。

中国人权活动家、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表示,19年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六四镇压造成的伤亡者的完整数字,也没有公布究竟有多少人因六四镇压而被关押。

他说:“国内老百姓基本上还是知道的,有不少六四在押人员还在关押。当然,具体的数据,由于官方的严密封锁,大家不知道具体的数字而已。”

黄琦呼吁当今中国当局全部释放依然在押的六四涉案人员,对伤亡者家属做出赔偿,对六四镇压的决策过程进行调查,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公众表明当局建设“和谐社会”说法是认真的,而不仅仅是宣传。

*六四天安门事件仍是禁忌话题*

中国当局在1989年6月3号晚上调动军队、冲破民众的阻挡进入北京天安门广场之后,官方的新闻媒体一度宣传当局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但是,镇压过后不久,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中国官方一次对全国实况转播的记者会上询问在场的中国高级领导人:既然是那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请问这一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谁。在场的中国领导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在镇压的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已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但是,邓小平的女儿多次公开宣称,她的父亲当时并没有下令开枪镇压。六四死难者家属多年来反复呼吁对六四镇压进行独立调查,以便中国汲取教训,走向未来。中国当局对这一呼吁一直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六四天安门事件在中国的新闻媒体成为一个除非共产党宣传部门统一布置之外任何人不得擅自谈论的禁忌话题。在相对自由的互联网上,“六四”以及“天安门事件”也成为禁忌词,包含这些词的贴子不能发表,或者发表之后会被删除。

中国用户众多的“搜狐”网上,现在搜索“天安门事件”,人们只能得到的搜索结果是1976年毛泽东时代的天安门事件。通过号称中文世界用户最多的“百度”搜索引擎搜索“天安门事件”,人们则只能得到一个通知:“搜索结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未予显示。”

中国当局以及“百度”网站从来没有对公众解释,为什么公众搜索“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题目,会得到不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政策、公众不得、不宜或不准阅读的内容,以及这样的内容究竟违反了中国的哪些法律法规和政策。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3日报道:“六四”十九周年仍有不少人为此被监禁

大陆八九“六四”十九周年之际,大陆维权网透露说至今仍有至少八名北京市民仍在监牢中,并强烈要求当局释放他们。此外,香港民运信息中心也有消息说“六四”至少导致六百人死亡。

尽管大陆官方否认监狱里仍然关押着六四政治犯,以回避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但是,大陆的维权网获悉,至少还有八名北京市民因“六四”被捕,至今仍在狱中服刑。他们是被判无期徒刑的武春启,常景强,李志欣,石学之,苗德顺,被判死缓的有:朱更生,李玉军,杨朴,这些人大多数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

据本台了解,这些消息都是一些参与过八九六四的人透露的,他们调查的过程十分不容易,关注“六四”事件的异见人士刘逸明星期二对本台表示:

“统计这些人怎么样才能统计出来,我们所知道的,直接叫一个人在国内做调查是没办法调查出来的,只能通过一些知情人士,比如说同事,或者熟悉他们的人,他们了解情况说还没有放出来,这样综合一下就知道至少还有这么多人在里面。”

刘逸明还表示,“这还是说我们知道的至少人数,可是还有很多人在里面外面一点消息都没有,因为无法统计,只有官方最清楚,到底还有多少人在里面,多少人放出来,多少人死了,像这些刑判得比较重的都不是学生,像工人判得比较重,他们都是涉嫌反革命这方面的罪名,89年是还有反革命罪,后来就改为危害国家安全了。”

而维权网同时还登出了近年被释放的因“六四”而判死缓或无期的北京市民,他们是董盛坤,张茂盛,孙传恒等人。

而当时就被草率枪决北京市民至少有: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

香港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二的消息说:“六四”后大约有两万人被捕,其中一万五千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十人被判死刑。

而“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十九年来一直是个谜。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二的消息说,曾任中共国家主席及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生前向探访他的友人透露,“六四”死亡人数超过六百人。

就此,六四学运领袖马少方星期二对本台表示,当时他们报道说死亡是三百多,学生是三十六个,我不太相信这个数字,天安门母亲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查出来有二百多个,显然查的数字很有阻力,如果说真的是三百多个,有什么不可以让查的呢。

1994年,《纽约时报》北京特派员纪思道及其夫人伍洁芳出版的《中国觉醒了》一书,其中估计遇难者在四百至八百人之间,几千人受伤。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3日报道:异议人士六四前发起家中哀悼六四死难者活动

一批民主及异议人士在六四前夕及当天,发起了在家中点上烛光,哀悼六四死难者的活动。他们认为,虽然当局不准公开悼念,但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告知外界:毋忘“六四”.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六四十九周年将临,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提出要当局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的要求,北京学者刘晓波也希望当局有一天,能像为四川大地震死难者进行全国哀悼一样,为“六四”死难者举行国家级悼念活动。然而,事实上,北京当局非但没有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或举行国家级悼念活动,就连包括死难者亲属在内的人士都无法在中国大陆境内为死者举行公开的悼念。

一批民主及异议人士在六四前夕及当天发起了点上烛光,哀悼六四死难同胞的活动。发起人之一,台州独立意见人士吴高兴星期二向本台表示,他们会在6月3日晚上8点到6月4日晚上12点,各人分别在自己的家里,点上烛光,哀悼死难者:“发出一点声音,表示我们还没有忘记六四,大陆的民众虽然是在政治高压之下,但没有忘记六四的还大有人在。我们考虑到大陆的现实情况,所以不打算在公共场所里搞,否则当局一定会出来干扰,搞不成。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在家里,同一时间大家分头在家中点起烛光默哀,彼此之间保持联系。”

记者:有多少人会参与这活动?

吴高兴:其它地方我不知道,我的重点主要是放在我们台州地区。我两个月以前已经开始在做这项工作了,之后我陆陆续续联络一些人,据我已经做好工作的,联系好的至少有五十人,我请他们哀悼时至少再找一人一起陪同,那么至少就会有一百人。

也是该次行动发起人及联络人之一的浙江独立异见人士范子良表示,他们此次在进行及筹划哀悼活动中,尚未受到当局的干预:“现在还没有,我想他们也没有理由干涉,我们也没到大街上去,到公共场所去。风险当然有一些,我们有些人当中经济很困难,无法再因此而失去饭碗,所以他们就不出面了,就由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的人出面。”

浙江民主党成员王荣清认为,北京当局应尽快顺应大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提出要当局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的要求:“四川的问题是天灾,六四的问题完全是人祸,政府在这方面我认为是时候了,应该要将这问题解决了,将近二十年,差不多一代人都过去了,再不解决这包袱背在那里也太重了。”

▲美国之音(VOA)6月3日报道:香港议员促北京履行奥运人权承诺

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呼吁北京中央政府在奥运会前兑现改善人权状况,增进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承诺。

香港民主派议员刘慧卿星期天在特区政府官方电台RTHK所做的一次广播讲演中说,北京没有兑现2001年得到奥运主办权时所作的承诺,事实上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恶化。她呼吁香港民众利用星期三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19周年举行烛光纪念会的机会,支持大陆的民主和自由。

中国1989年发生流血的6.4镇压事件以后,中国大陆不能公开悼念死者,有关六四的话题成为媒体的禁区,不准讨论。而在香港,民众每年都在这一天公开举行纪念活动,要求大陆实行民主。

刘慧卿说,2001年中国政府申请举办奥运的时候曾经许诺要改善人权,但是她说,镇压包括藏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行为仍然在继续。他说,更有甚者,中国对被拘押和被监禁者进行体罚的现象还依然盛行,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被迫通过效率极底的上访制度来寻求公平的解决方案。

刘慧卿肯定了中央政府在四川汶川经历8级地震之后作出的救灾行动,但是她说,北京也应该在人权和自由方面作出进步。

她说:“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士,我们叫作良心犯罪或者叫政治犯,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面,这个情况是非常令人之不满的。四川的情况有些方面做得好,这是我们看见的,但是普遍的违反人权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在奥运开始之前做出很大的改善。”

在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基本同意香港议员刘慧卿的观点,他说,中国政治生活中可能出现了一些形式上的变化,他列举搜索引擎百度上对六四关键此的处理说明这一点,但是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自由从根本上讲是没有改变的。

他说:“百度是一个非常讲政治,非常靠近政府的。而今天已经6月2号了,今天还可以搜得到关于六四的关键词,没有被封起来。我觉得,如果说进步在老百姓这个层面上还有一些,至少从03年胡温党政以来比江朱时期要强很多了。从感情上比江朱要强,但在政治自由这一块,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

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布加勒斯特表示,中国政府地震以来表现出来的开放显示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罗格预计8月举行奥运会可以帮助带来更多类似的开放和未来的民主改革。

罗格星期六晚间在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接收采访时说,奥林匹克可以改变中国。他说,奥运可以给带来变化因为记者可以自由采访和报导。他说,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今天在回答国际记者有关中国人权的问题时说,“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中国政府在发展民主、加强法治、维护和促进中国各族人民的人权和自由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和解智库6月3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开启政治和解之门

转眼又到了“六四”血案的忌日,汶川大地震的新伤口仍在流血,“六四”的旧伤疤又隐隐作痛,中华民族笼罩在一片悲情之中。

此刻,中国和解智库同仁呼吁全体华人静思默祷,为地震死难者默哀的同时也不忘19年前喋血北京街头的年轻学子和普通市民,为“六四”死难者致哀。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认为,“六四”惨案是文革结束以后最极端、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国家与民族、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伤害深入骨髓。这是一个不可不除的政治隐患,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和解难关。而平反“六四”则是化解敌意、整合社会、启动政改、实现和解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共实现转型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认为,“六四”惨案发生至今,中国政府的态度和作为对死难者与受害者极度不公。19年来,一百多名“六四”死难者的母亲、妻子或其他亲属,不畏强暴和恐吓,坚强且隐忍,不断地收集遇难子女的相关讯息,把天安门血案的真相逐步呈现于公众的视野之中。在坚持揭示真相的同时,伤口还在流血、眼泪已经枯干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展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程度的宽容。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时,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们就呼吁通过“查明真相”、“公平对待”走向“社会和解”。今年“六四”前夕,丁子霖在接受香港《明报》等海外媒体采访时,甚至表示若中共领导人愿意安抚“六四”受难者,她也愿意把争议搁下,只希望国家为死难者致哀和妥善照顾遗属。遗憾的是,“天安门母亲”的宽宏大量和正当诉求一直没有得到中共的正面和善意的回应,相反,每年“六四”她们都处于中共严密的监控之中,各种公开悼念活动均被蛮横禁止。

如果说,汶川大地震中万名学童葬身“豆腐渣”校舍是党政机构贪腐渎职罪行的集中发作,是天灾人祸并行,那么“六四”血案,则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动用国防军制造的人为灾难。中共的历史罪过绵长且沉重,如果中共不早日释放和解的善意,随着民间社会力量的逐步壮大,民间要求政治清算的呼声将会日渐高涨,中共面临残酷的政治报复并非危言耸听。所以,为了避免中国再次陷入同态复仇和冤冤相报的政治暴力之中,中国和解智库呼吁中共当局:

一、正面回应“天安门母亲”群体和其他“六四”受害者群体的正当要求,立即开始安抚“六四”受难者的工作,给予“六四”死难者、受伤者和不当刑事处罚者国家赔偿,为“六四”死难者降半旗致哀,通过公开的政治对话,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六四”遗留问题;

二、允许并欢迎所有滞留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归国,为全民族的政治和解创造条件;

三、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六四”事件的刑事、治安、纪检案件,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释放因“六四”事件被关押的全部人员;

四、成立独立的“六四”真相调查委员会,在公开真相的前提下,撤销(或改变)对八九学生运动以及对赵紫阳问题的错误结论,还历史以公正。

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已经促成全体国民空前的爱国和团结,也激发出国人重德从善的民族性;台湾当选执政党——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参访大陆,回归“一中各表”的政治认同又使两岸政治和解的步伐呈现加速趋势。在这种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和解的背景之下,中国和解智库呼吁中共及其官员认清历史发展规律,响应吴伯雄主席的“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政治宣示,尽早放下一己之私、政治歧见和政治包袱,勇敢承担天安门事件的政治责任,以和解姿态回应“天安门母亲”和期望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的国民。平反“六四”化解敌意,迟做不如早做,这样中共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责,才能早日获得天安门血案死难者亲人及全体国民的原谅,中华民族才能从宽恕走向和解,从和解走向和谐。

另外,天安门民主运动当中国民发出反官倒、改革政治体制的吁求,是忧虑中国改革前途的爱国体现,中共也应当充分重视。一党专制的祸害每个国民都感同身受,中共统治近60年来,不间断地造成包括“六四”血案这样的各种人道灾难。大量的私人财产被剥夺、大批的民族知识精英被摧毁,甚至那些送夫送子支援中共内战贡献最大的农民也饿死了数千万,成了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牺牲品。一党专权,党政不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迈向文明社会的巨大障碍,官权掠夺也是阻碍中国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因素。开启政治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假以时日、逐步展开,但是中共可尽早宣布政治改革的时间表,让全体国民不至于望眼欲穿,让“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不会白流。

中国的上古先贤曾渴望把神州大地建造成自由和谐的“王道乐土”,晚清以降更有无数仁人志士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繁荣富强的国度。遗憾的是,这千年的梦想、这百年的期盼至今仍是泡影。为何号称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中国人竟然学不会和平处理政治分歧,动辄兵戎相见?为何众多国民曾对共产主义缺乏清醒的认识,轻易相信在人间可以建立纯洁无瑕、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天国?为何大量“烈士”慷慨赴死,用鲜血和生命参加到这场共产革命的豪赌,导致残酷程度超过任何历代皇权的一党专制堂皇登场?一个不善于解决政治歧见,不善于容忍不同意见存在的民族肯定是个不宽容的民族,肯定是个冲突频仍的民族,肯定是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值此“六四”19周年之际,中国和解智库同仁呼吁全体国人深刻反省文化传统的弊端、民族性格的缺陷,从谦卑出发而又勇于问责政府,践行宽容而又不放松对公权力作恶的警惕,努力促成全面的政治和解和社会和解,以使中国早日走出暴政和革命交替循环的历史怪圈。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再次向“六四”死难者默哀,向坚强和善良的“天安门母亲”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

2008年6月3日

▲世界日报曾慧燕报道:《北京植物人》马建十年铸一剑

“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如果忘记‘六四’事件,中华民族就永远是一个弱智民族。”

──马建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施英:六四十九周年:媒体报道聚焦

马建追求的人生真理,是让人道主义和思想自由成为唯一的崇高。图为他在英国伦敦的书房,日夜伴随他的是一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流泪劝学生撤退的“历史镜头”。(马建提供)

“国际笔会美国分会”5月上旬举办“国际文学节”,马建应邀自英来美与会,并出席5月3日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中国社会与新文学”研讨会。

马建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满意地说:“《肉之土》(以下简称《植物人》)这本书在英国发行得不错,进了书店的第一展柜,评论也好。”

为了记载六四这段历史,马建花了整整10年时间完成这部长篇小说,故有“10年铸一剑”之说。

让记忆闪出自由圣火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假如逆来顺受,作为一个人就没什么尊严。忘记过去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但我决定不忘掉。”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那么,“活在回忆中的植物人最后就成了唯一的活人。”

他一脸严肃地说:“我的人生真理是:在反叛写作中用尽生命,并尽可能端正良心的位置,让人道主义和思想自由成为唯一的崇高,让记忆闪出自由之圣火。”

“植物人”一书扉页上写着“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和母亲们的中国”。

故事的序幕从1986年12月“那场大雪”掀起,背景是导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八六学潮”(一般认为,“八九民运”是“八六学潮”的延续)。马建塑造的主角戴伟是个大学生,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头部中枪,当了10年植物人,10年后苏醒过来,发现整个社会大变样。一直照顾他的母亲曾是一名坚定不移的中共党员,后来却成为法轮功学员,受中共当局迫害。

这时的戴伟才面对真正的死亡。……

这部小说融入了三种视角:母亲、儿子和以诗歌呈现的植物人的内心,“目的是尽量从不同的角度照亮人生舞台”。小说主角面临绝境,母亲同样被外力压得喘不过气。他们的生活不断地被残酷而无法摆脱的政治影响,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也都被无法控制的政治所影响。

这对母子的故事,触及了六四事件后的经济社会,个人故事常会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纠缠在一起。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灵魂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

1989年4月初,北京发生了学潮,当时已移居香港的马建,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学生们绝食争自由要民主、赶来镇压的军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场面。他的热血为之沸腾,在天安门广场待了一个月,一直陪伴绝食学生。

可是,5月28日,他在山东青岛的哥哥摔成植物人住院,他匆匆离开北京,到医院看护哥哥,“六四大屠杀的消息就是在哥哥病房里听到的”。虽然躲过一劫,但也改变他后半生的命运。

马建在“自序”中写道:“当时我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已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他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三年以后,我便开始描写这部关于植物人的爱情和政治的小说,我想把埋在肉牢里的心灵,透过回忆,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我和书中被枪击的戴伟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10年,追寻着我常梦见的一只小鸟守着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

马建指出,“六四”事件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已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确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恒了。”

作家用真诚触摸灵魂

《植物人》面世后,英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导、评论。英国《卫报》的评论称,“这是一本栩栩如生的、带有强烈感染力、又有些黑色幽默的书,是对那些反抗压制表达自由的人们的一种极大的怀念”。《Metro》报也以整版篇幅刊出对马建的专访报导,称赞马建呼吁不要忘记历史,并称此书“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认识现代中国必不可少的窗口”。

英国主流媒体之一的《金融时报》指出,这是全世界等了近20年、首部以“六四”为背景的小说,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按:正确说法应是首部以“六四”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因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前夕,旅居加拿大的安田已出版以“六四”为背景的小说《天安门情人》)。

马建凭此书成为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小说奖项得主。此前他的小说已有多次获奖纪录,如2001年,他以长篇小说《红尘》英译本入围美国克鲁雅玛(Kiriyama)亚太平洋图书小说奖;2007年,再以《亮出你的舌苔》二度入围克鲁雅玛奖,并同时入围英国独立外语文学奖。2002年,《红尘》英译本再获英国托玛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

他说,获“中国自由文化奖”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中文领域获奖,也就是说获得了中文同行的认同,这是在外语世界获奖完全不同的心情。”

马建谈及创作《植物人》的社会背景说,六四后,北京当局“把抹去记忆当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考核干部的标准,不忏悔反省就用新生活替代了旧生活”。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富有在于精神,他希望精神信仰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好处。但作为“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法律早已规定,“我们只能成为共产党的理想产品,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牺牲的接班人。我们从小就不准拥有个人意识,不准思想,更谈不上体验自由。……我们的一生注定了要么反叛,成为自由人,要么成为体制内的成员,甚至加入共产党,以明哲保身。”

他说,“六四事件”后,共产党迫于生存,给人民开放了生路,鼓励人民发家致富,让部分人先拥有了资本和财产。在争取身分认同的商业加专制的社会里,这条生路成为主流。

今天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私人财产,并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有钱,以至于贫富差距竟成了执政党的难题。现在,除了政治受害者,党和大众的关系,即专制者和被专制者的关系已经不敌对了。在娱乐、动漫、房地产、拆迁、股票、商业大片、贪腐、明星和财富榜等冲击下,人们勤奋地去旧迎新,为自己赢得金钱和幸福,拥抱快乐的现代生活。知识界也被经济金融的潮流击溃,成为其中的瓜分者,多数名人艺术家、诗人作家、教授学者都拥有轿车、别墅以及房地产。共产意识其实已消失,蜕变后的执政者家族都以拥有巨额资产为荣,“两会”(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人民代表也已成为富有人的庆功宴会。

他尖锐指出,“这个和谐社会是用政治恐惧的砖堆砌的,是以丧失思想道德为代价的,这个伊甸园其实是座五星级监狱,是丧失自由而花天酒地的消费场所,是商业金钱和权力在唱主角的社会。文学艺术不再是唱配角,而是被抛弃在角落。作家恐慌的不是思想道德的堕落,而是没有挣到很多钱,缺少安全感,但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生活,且大都感到生活质量很好,该有的都有了,甚至说话的自由。政府也只是紧盯着新闻出版以及一切反政府的言论流入媒体,流入人们的头脑,使人们继续麻木。……”

在一个死人社会里复活

基于上述想法,《植物人》一书主角戴伟在马建的构思中浮现,“我必须通过他的引导返回记忆,在匆匆前行的人群里,让他转过身,去发现记忆和经验以及生命的尊严,他也就从失忆变得懦弱,渐渐在反思中走向了自信。十年后当他从自己的肉牢醒来的片刻,便感到大众已变成了植物群体,他成了一个在政治广场倒下,又在商业中心醒来的唯一活人。”

为什么要写一个植物人?马建指出,他在书中描述的主角,肉体变成了一个堡垒。他躲在这里面,恰恰躲过了被改造、被洗脑,躲过了不断地写检讨来证明自己是错的。“在这部小说中,他恰恰是活着的人,因为他抓住了记忆。在记忆上,他是唯一活着的人。他在自己的记忆里,抓住自己的记忆不放,他在自己的记忆里重新去反省。当他醒来时,他才发现他在一个死人的社会里复活。”

马建表达他的文学观说:“作家应走向文学家,而不是退缩为小说家,他不能背叛记忆时光,并与死亡共生,他能把苍白的过去呈现给现实,从而令生活充满人性。作家也应如诗人般对妥协、暧昧与懦弱划清界线,追求自由的文化,去抵抗专制主义中最残酷的思想专制,把被填平的记忆重新出土,在这模糊了思想价值的时代,写出具有怜悯和政治批判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小说故事。”

热中文学创作的马建表示,透过文学来描述历史,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对时代的记忆。作家必须沉思,用真诚去触摸灵魂。“我尊重历史,但不会去重复历史。产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世界上有些事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即便为此忍受苦难也在所不惜。”

“六四”坦克辗碎中国人灵魂

马建痛心地说,当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很多人变成“会赚钱的植物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价值。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在六四后被模糊了。

“六四的坦克不仅仅是压了学生们的身体,更多的是把中国人的灵魂辗平了,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模糊了,让大家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想法只能和中共想法一体,而且这种模糊还在继续。只要专制存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就不会建立起来,因为很多人在谎言、虚构的现实里面活着。报纸、食物很多都不可信,政府也是不可以信的,要在怀疑中生活。没有一个价值观念可以相信,也不能让你获得安全。”

马建强调,“在这部小说中,我想说明这么一种逻辑:当社会的经济在发展、不断地往前走的时候,人们的善良、道德那一面却始终没有任何发展,我认为这种畸形的社会越发展越危险。”

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爱国愤青”,马建认为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六四”之后长大的,他们对这段历史可以说没有什么记忆,而他们的父母也没有把这段历史的记忆传给他们。也就是说在中国,它是一种“断代”。这些“愤青”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判断。与10个人讲话,讲的内容也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按着共产党的标准说话”。

马建认为八九学生与当代“爱国愤青”都没能在思想上走出中共的控制。学生们不知道怎么去做,即使他们想要民主,也还是按着共产党的模式去做。“我觉得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一种力量,还相信共产党会给他们一次机会。但是,当时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们知道,20万军队向天安门推进是为了包围他们,消灭他们。”

马建认为当年“八九”的学生和今天的中国学生基本是受害者,这段历史经验财富没有传给下一代而形成断代。在小说中,他表现了这种断代和学生们对历史真相的无知,马建“按专制逻辑”分析,认为“两方面都有错”。一种是专制控制了人的记忆,也控制了人的未来,所以这批学生基本上是受害者。

历史过去将近20年,“我们再看这代人,当然可以很清楚得出一个结论:学生的无知不仅是他们造成的,也是社会造成的。我在小说里也是要表现社会让他们‘断代’,也是让他们失败,使他们变成了和共产党很接近的一种方式。比如他们互相夺权,互不信任,最后走到被镇压边缘,他们竟然也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马建觉得奥运是一个大的考验,它不但要把中国人放在一个文明舞台上表演,也把共产党的操作方式暴露在国际舞台上。

“同时我们看到年轻人的无知,对自己历史的无知。”

马建举例,他在坐飞机时碰到一个参加对CNN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他说没有看过BBC、CNN,也不相信。马建问他:“你相信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吗?”他说:“我当然不相信。”马建问他,中国的新闻你不信,CNN的新闻你又没看过,你为什么去抗议CNN?他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对我不知道的东西。”

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

马建感慨地说:“一个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而不是有多少钱。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产,它不是人的价值。我想人的价值关键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拥有了什么,你信仰了什么,你获得了什么。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有点像爱情。可能是日子过的很差,但内心是幸福的。”

他认为,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富豪本身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使它的成员变成了富有者,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我希望中国奥运能像南韩奥运一样是民主的开始。我当然希望中国的读者们明年可以看到我小说的中文版。我也希望他们能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人生经历了什么,这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把这些记忆经验、人生经验传给下一代,而不要跟下一代说:你要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你要小心,你要升官发财。那样,我们会把社会变成一种没有价值观的社会,将来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中广新闻6月3日报道:传杨尚昆曾说天安门镇压六百多人死亡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十九年,中共坚称天安门镇压没有一人死亡,不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但已故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曾说,天安门镇压造成六百多人死亡,两万多人遭到拘押,但这项说法无法证实。

六四镇压发生当天,中共坦克跟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造成重大死伤,但中共坚称天安门事件没有一个人死亡。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接待某位访客时说,六四事件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六四发生后,中共逮捕跟拘押两万多人,其中一万五千人被控(反革命罪),七十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杨尚昆一九九八年去世,这项消息又是由香港中国人权团体传出,因此无法证实真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6月4日报道:六四“纪念日,天安门广场加强监视

今天是六四事件19周年的纪念日。法新社注意到,在这个日子的前夜,北京天安门广场虽然没有被戒严,但是警方在那里加强了安全监视,很多公安警车在天安门广场上巡查。不少游客能够参观天安门广场上的重要纪念建筑比如毛泽东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以及故宫的南面入口。十九年来中国媒体对六四这个日子一直保持沉默。法新社说今年的六四纪念日因为有北京奥运会而具有新的意义。国际人权组织不断提醒北京方面作出的许诺,即改善中国人权状况。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66天的时间。

国际人权组织还关注中国监狱中因64事件而被判刑的政治犯人。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因六四事件被关押的人士,以兑现其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状况的承诺。人权观察估计目前仍有139名因六四事件而被判刑的人士被关押。人权观察的声明还呼吁中国推翻在一九八九年将学生和其他群众的抗议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结论,停止骚扰、逮捕和监禁那些要求官方承担镇压行动责任的幸存者、家属和学者。

总部在美国的这家国际人权组织希望中国官方公布在十九年前的六月三日和四日在镇压行动之中和之后死亡或者受伤的人、以及被关押人员的完整名单。根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的消息透露,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曾在宴客时谈及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是六百多人,“六四”后有两万人被捕,当中一万五千人被判刑,其中又有七十人被判处立即死刑。

但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星期二在被外国记者提问时,不愿意就在押者人数、或者将来可能获得释放的在押者情况发表评论,并且说,一九八九年的事件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星期二还说中国反对人权问题双重标准以及利用人权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中国将以自己的标准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人权。秦刚还肯定中国政府将不会改变对六四事件的定性。法新社说中国以此拒绝来自国外的人权压力。

就中国大陆六四事件周年忌日敏感话题,台湾总统马英九预计在星期三发表相关讲话。根据中央社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明天将发表感言,说明他对六四的看法。台湾政府内阁人士星期二说,马英九总统将表达关心大陆同胞是否享有民主自由的生活,不过,马英九也认为四川地震提供很多有意义的观察点,例如大陆的新闻自由比过去有了大幅度的进步。

另外,马总统在准备五二零就职演讲前,已经考虑到六四的问题,所以在就职演说内容已经纳入期待大陆继续走向民主自由大道的句子,星期三也会有类似的表示。

▲德国之声6月4日报道:马英九低调发表温和的“六四事件”感言

中国大陆六四事件届满十九周年,往年均会发表专文纪念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今年低调用发布新闻稿的方式,纪念六四事件,并且肯定中国改革30年的成果。相较过去对六四的评论,马英九态度明显温和许多,显示两岸气氛的变化。但在野党民进党不以为然的表示,马英九从以前平反六四的主张,快速倒退到毫无内容的声明,不敢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不敢点出西藏问题,眼里只有政治利益算计,未来如何能够捍卫台湾的自由。

首度以总统身分发表六四感言的马英九,以发布新闻稿的方式,纪念六四事件,全文不到350字。马英九表示,他对“六四”的关心,主要在于关心大陆同胞能否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四川大地震后,从大陆官方抢救灾民的迅速、大陆首长对灾民的关怀、对灾难及抗争新闻报导的开放、大陆人民捐输的踊跃、对外国救援团队的欢迎,以及对台湾救援团队的友善,和当年“唐山大地震”相比已经大大不同,国际媒体多有好评,显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已有一定的成果。马英九说,他在520就职演说中曾经表示,台湾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长远的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而关心“六四”真正的意义也在于此。

相较于过去几年关怀中国六四事件的大篇幅专文,马英九今年的感言却低调而温和。过去马英九发表六四专文,多半对中国大陆的自由与人权问题提出看法。去年马英九以总统参选人身分,发表“自由民主必须是两岸共同的语言”专文,措辞更是前所未见地强烈,包括高分贝批评中共践踏人权,封杀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对于马英九的态度转变,甚至肯定大陆的改革成效,民进党不以为然的讽刺马英九前后态度不一致,说穿了就是政治算计。

民进党立委叶宜津说:“我要在把国民党以前骂民进党的话,拿出来给大家提醒一下,这叫骗骗骗,变变变。”

至于国民党当然要替马英九总统好好辩解,立委张显耀表示,马英九现在已经是总统了,这样的身分不适合批评中国内政事务,而且措辞强硬只会造成两岸关系紧张。

不过,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林成蔚批评,这是马英九上任总统后的第一个六四,大家都会非常注目他的发言。马英九如果真的在乎六四,为何不敢批评人权与西藏问题,这是一种倒退。林成蔚认为,马英九的六四感言显示出国民党是没有理念、不能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政党。他说:“他(马英九)不敢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敢点出西藏问题的话,那他如何去捍卫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呢?”

▲英国广播公司(BBC)6月4日报道:马英九发表软调纪念六四感言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六四事件19周年,发表一篇软调的简短感言,表示关心中国人民能否享有自由民主,也称赞中共在四川震灾的表现。

马英九过去例常性地在六四周年参加纪念活动或发表感言;在国民党营造国共合作气氛下,这篇感言与其过去相比简短许多,其调性也变软。

感言中除了不再提到平反六四,也不再提起过去说的“反共不反中”,而是称赞中共在震灾中的表现。

他并在这篇感言中重述就职演说的一段话:“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均富大道,为两岸关系长远的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他说关心六四真正的意义也就在此。

翻转对中共评价

这篇六四感言的调性与其去年竞选总统时相比调性大幅度翻转,其中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对中共的态度。

马英九去年在投书媒体的六四感言中,一开头就将六四定性为中共政权以武力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并说中共多年来打压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让代表台湾民意的机构处处受挫,是中共反民主本质的鲜明表现。

他当时还说,中共的改革开放一直限缩在民生议题上,在民主改革步伐不但停滞不前,对于异己,对于新闻自由或其它自由人权的压抑更是未有丝亳放松。

马英九在今年感言中则表示,今年六四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三周前四川发生了大地震。

其感言说:“大陆官方抢救灾民的迅速,大陆首长对灾民的关怀,灾难与抗争新闻报导的开放,大陆人民捐输的踊跃,对外国救援团队的欢迎,对台湾救援团队的友善,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期表现已大大不同”。

他说国际媒体对此迭有佳评,显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已经有一定的成果。

转调遭质疑

过去表示要平反六四,声援法轮功的马英九,在当选总统后对相关议题的态度受到瞩目,他当选后对媒体说,对六四纪念活动还是会参加,但方式会有调整。

无论其未来是否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其对六四纪念感言的调性转变,使其在台湾遭到了质疑。

民进党批评马英九的通篇感言没有建设性批评与要求,并质疑马英九是为了兑现直航等选举支票,期盼中国对台湾施惠,而在六四立场上完全倒退。

民进党说,马英九将四川震灾连结六四,但两者毫无关系,并说按马英九自己在竞选期间说法,应该就西藏问题处理提出批判,因为西藏问题有如小型的六四事件。

马英九以川震新闻作为中共改革开放成果的说也受到质疑;民进党并指出去年中国发生了八万多起组织性暴动,有关这方面的新闻自由不仅未改善反而倒退。

▲美国之音(VOA)6月4日报道:人权组织促北京释放六四在押人士

在1989年6月4号中国当局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19周年之际,人权组织敦促外界关注他们估计仍因1989年的活动而被关押的大约100人的困境。

因参与1989年的民运活动仍旧被关押的估计有50人至200人。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一直在关注中国政治犯的情况。对话基金会负责人康原说,所谓“六四”犯人来自中国各地。

康原说:“湖南有一个人叫刘志华(音译),他是1989年湘潭电机厂一次最大规模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中最后一人。其他人,包括那次活动的领头人陈刚(音译),都被释放了,但刘志华仍旧被监禁著。贵州有一个农民胡兴华(音译),苗族人,成立了一个中国人民团结党。他也还在监狱里。”

*作为奥运前释放善意*

康原的对话基金会和其他一些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因1989年活动而入狱的人,以此作为北京8月奥运会之前释放的一种善意。

康原说:“中国如果想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善形像的话,不妨考虑释放其余的六四犯人,把六四这一页翻过去。”

但对丁子霖来说,把1989年的事件搁置起来是不可能的。她当年17岁的儿子是天安门广场示威学生中的一员,中枪身亡。丁子霖领导著一个叫作“天安门母亲”的组织,她们每年的6月4号都会给中国领导人写一封公开信,要求知道发生在她们孩子身上的事情。

丁子霖说,今年,她们开设了一个网站,叫作“天安门母亲-点-org”(tiananmenmother.org),里面包含有军队向学生示威者开枪时188名死难者的详细情况。

她说:“这两张图是根据我们十几年来收集到的188个死难者名单做的横向统计,然后把它们用具像的形式标示出来。”

尽管人们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可以随意进入这个网站,但丁子霖说,网站开设仅仅三个小时,在中国国内就被中国当局封闭了。

中国政府一直对丁子霖的呼吁置之不理,并且先将1989年学生领导的这场运动称为“反革命暴乱”,后来有改变了说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星期二在北京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这个立场。秦刚说:“关于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已经早有了明确结论。”

但丁子霖等人不为所动,他们继续为求得一个答复而奔走呼号。丁子霖怀念儿子,同时为六四镇压近20年之后新一代中国年青人对当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而感到悲哀。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4日报道:“六四事件”十九周年

今天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十九周年,天安门广场警卫森严,防止有人前往悼念当日军警枪下的罹难人士。有“六四事件”被判重刑的释囚指,出狱后政治权利及言论自由继续受到剥夺;而在囚人士的家属,就要求当局尽早放人。美国国务院除促请中国当局释放因六四被囚禁的人外,并要求公布数千名遇难者、仍被拘禁或失踪人士的资料。

正在北京上访的访民周先生周三接受本台访问时指,早上来了多部警车,载著大批警察及便衣人员进驻天安门广场,武警检查所有进入广场的市民及游客的手提袋,广场的气氛是十分紧张的。他说:天安门是比较紧张的地方,布满警察,由两个武警两个便衣一组,逢是打得开的手提袋都要打开检查,那么多警察,十分紧张的。

今年三十九岁的孙传恒,在六四事件中被判无期徒刑,零六年春天获减刑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受了十七年牢狱之苦,孙传恒无悔当年参与民主抗议运动,因为他认为反对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及市民,是一件公义及正确的事情。但出狱近两年,孙传恒指,被关那么多年,根本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现时连三餐温饱都成问题。

孙传恒说:我父母已近七十岁了,又有重病,我作为他们仅有的儿子,我当然先要付出所有精力,去谋生,如果我不能将他们好好照顾养活,那我一定会感到后悔及遗责自己,现时我找工作真是十分困难,我根本连照顾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孙传恒指,与他遭遇同近的张燕生,亦因参加“六四”被中国当局以“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其后获得多次减刑,在零三年获得释放,但张燕生出狱后,他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亦有重病,孙传恒指,现时最重要是将双亲照顾好,不要令自己有任何遗憾。

常景强,在六四镇压中被捕、被以“反革命伤害”罪名判无期徒刑,至今仍在狱中服刑。他妻子周三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每次到北京第二监狱探望丈夫时,都感受到他活在地狱中的痛苦,常景强的妻子希望丈夫早日获释。她说:他在牢中的日子,真是天堂与地狱之隔,十分难受的,我丈夫与一批同样坚持公义,对不公平的事提出抗议,宁死不屈的人,他们全都是无辜的人,竟全被关在牢中,他们所做的都是为国家好,想国家进步。希望丈夫与其他仍在牢中的囚犯,得以早日获释。

据香港民运信息中心指,“六四”后大约有两万人被捕,其中一万五千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十人被判死刑。信息中心批评大陆当局否认监狱中仍然关押六四政治犯,回避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

大陆维权网指,至今仍有至少八名北京市民仍在监狱中,维权网强烈要求当局释放所有被囚人士。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考马克发出声明指,美国呼吁中国公布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真象,及将数千名遇难者、拘禁或失踪人士的资料公诸于世。麦考马克表示,美国和其他国际社会共同促请中国当局,释放那些因为参与这项抗议活动而仍然遭到囚禁的人。他估计现时仍有五十至二百人仍然遭到关押。

香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上月四川发生大地震,今年的六四集会亦加入为地震死难者默哀及筹款,蔡子强指集会的出席人数,将会是爱国与平反六四对峙的一个考验。他说:今晚是一个测试,究竟是爱国主义,与平反六四的心态,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对立的情绪是否存在相互抵触,或是两种情绪是可以共存。

大陆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今年不再向中央领导人发公开信,转而在网上发出两张示意图,列出一百多名六四死难者的位置分布图,丁子霖周二傍晚,与数名死难者家属,带同子女的相片及祭品,到子女遇难现场的木墀地拜祭,丁子霖促请全国在六四周年时下半旗为她们的子女致哀。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4日报道:当局严禁维权人士纪念六四

中国多名维权人士被禁止悼念六四十九周年,其中贵州的陈德富被公安扭断手指;北京的李金平及维权律师浦志强,分别被软禁和行动受到限制。他们批评当局以暴力阻挠正常的悼念活动,并呼吁外界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贵州省贵阳市近40名民主人士相约于周三上午,前往当地的一个广场静坐,集体悼念1989年六四的死难者。当局派出大批公安分别拦截,禁止他们出门。其中陈德富被扭断右手食指,要到医院治疗。

陈德富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四名自称为沙冲路街道办事处的人员,早上前往他的住所,表示由于六四,要禁止他出门,陈德富指他们无权这样做,并试图以身体阻止他们进入,纠缠之间,陈德富的手指被其中一人扭断,医生说他的关节错位,为他固定,但需要慢慢康复,他现时仍感到非常疼痛。陈德富相信他们其实是公安。他批评当局的手段粗暴。他说:他们说是办事处的人,其实是公安,办事处的人不会管这个事,我感到很愤慨,他们是暴力执法。

陈德富说,弄伤他的人当场逃跑了,他事后报警,警察要求他留在派出所等候,陈德富认为是故意拖延,把他留在派出所内。他说:他们说所长出去找那个扭断我手的人,主要是拖延,不准我到人民广场悼念六四。

记者致电沙冲路派出所查询,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事件。而沙冲路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就无人接听。

陈德富又说,其他人亦被堵在家里,无法离开家门。

此外,一直在家中设灵堂纪念已故前总理赵紫阳的北京维权人士李金平,从周一起就被软禁在一所渡假村内。李金平表示,他在周一前往探望患病母亲时,被三名国保带走,并明言要六四后才恢复他的自由。目前他被关在一个房间内,由三名国保看守。

李金平对19年后仍未能平反六四感到很难过,他呼吁外界更多关注中国的人权,他指人权的灾难不下于自然灾害。他说:感到很郁闷,为甚么到今天还不能平反,我希望海外媒体更多的关注中国的人权,地震死了几万人,这个人权的灾难影响十几亿人。

李金平说,自从他的住所在年初被当局强行拆卸后,他就过著居无定所的生活,十分难受。

另外,北京维权律师浦志强每年六四前夕,都会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事件。但周二晚他下班准备往天安门时,就被国保阻挠,经交涉无效,并强行把他送回家。浦志强认为当局对六四如此敏感,是因为知道自己理亏,不敢面对。他说:就是做了错事,亏心事,就不敢提,不管他们怎样掩饰,包括经济增长、赈灾,但这个问题他始终不敢面对。

浦志强指当局的行径是违法,他坚持不会放弃纪念六四。

▲德国之声6月4日报道:“六四”19年,为了忘却的纪念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19年,但直到今天这一话题仍在中国属于禁忌。很多年轻人已经对1989年发生的民主运动以及天安门流血事件知之甚少,但老一辈人对当年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据人权组织估计目前中国仍有60到100人因参加89年的民主运动而被关在监狱。人权组织呼吁北京政府将这些人释放。

北京天安门广场周围车水马龙。天安门广场上有儿童在放风筝、有游人在闲逛、也有士兵在站岗。在这里已经找不到任何中国民主运动在1989年6月4日遭到血腥镇压的痕迹。

如今中国很多青少年对19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一无所知。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人被士兵开枪打死、被坦克碾过的真相迄今仍属禁忌。当年丧生的具体人数迄今仍不清楚。也正因如此,中国年轻人对“六四”感到陌生。72岁的丁子霖表示:“我觉得这是一个罪过,这个罪过不在他们身上。这个罪过在共产党身上。这是刻意掩盖历史。”

丁子霖永远无法忘记,她的儿子在1989年6月4日凌晨被开枪打死。当时她的儿子刚过完17岁生日没有多久。丁子霖觉得,在19年后的今天,谈论“六四”事件仍然非常困难。她在自己的住宅里给儿子设立了一个小型的纪念台。骨灰坛上方悬挂着儿子参加示威的照片。骨灰坛前摆放着鲜花。曾经担任教授的丁子霖现在是“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该组织成员都是一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他们的孩子有的在“六四”期间丧生,有的在当时失踪。今年,天安门母亲在自己的网页上公布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注着示威者被开枪打死的地点。该网页很快被中国安全机构屏蔽。

天安门母亲今年除了在网站上纪念“六四”的死难者,也同时对汶川地震的遇难者表示了哀悼。丁子霖说:“我们觉得中国政府实施的是双重标准。他们对地震中的受害者表示关心,但是对我们不理不睬,甚至加以控制。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标准。我们看到灾区那么多孩子被压在豆腐渣工程下,看到那么多妈妈在痛哭,我们也非常痛苦。”

一些人权组织表示,中国政府确实显示出可以对自然灾害做出及时有效地反应,他们呼吁中国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人权问题。迄今为止,天安门母亲仍然没有受到公正对待。不过,尽管今年天安门广场仍然没有举行任何纪念“六四”的活动,但一位路过的老者认为,总有一天历史的真相会被揭开:“我相信,迟早有一天这个事情会被澄清,会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被海内外许多人称作“民主斗士”的魏京生日前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六四”学生运动的意义在于启发了中国民智,“打破了中国人过去一直对共产党怀有的幻想”并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变化。魏京生评价19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发展时说:“90年代以来,中国从一种街头化的知识分子化的民主运动走向了群众化的维权运动。这样的民主运动是比较有基础的,因为它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博讯、新世纪新闻网等6月4日报道:六四夜,我们抗议警方对刘晓波先生施暴

整整19年前的今天,中国政府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悍然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将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淹没于血泊之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大惨案、大人祸。

19年来,中国政府不仅拒不承认和悔改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反而继续对坚持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理念的国人施行种种政治迫害。

19年来,每当六四这个日子临近的时候,有关当局就公然下达违宪命令,指令公安、国安部门对政治异议人士、“六四”受害者群体、民间维权人士和宗教人士实施非法的监视、跟踪、软禁和羁押,甚至以暴力手段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

就在昨天,准备去天安门广场为六四死难者默哀的维权律师浦志强先生被国保警察强行押回家中。而在今天这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公安警察又非法限制刘晓波博士的人身自由。当晚六时左右,刘晓波夫妇准备回父母家吃晚饭,却遭到警察拦截,理由是要找他谈话。在刘晓波先生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之后,公然强行阻拦刘晓波先生,用粗暴、野蛮的手段将他拖进警察“值班”的小黑屋。

什么叫欺人太甚?这就叫欺人太甚。

十九年来,刘晓波先生始终秉持和平、理性抗争的信念和主张,不懈地呼吁国人不要以暴易暴,以宽容与对话来化解仇恨,而政府竟如此野蛮地对付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再次说明,尽管中国政府在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但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宪法条文并没有得到落实,中国国民的基本人权仍然缺乏最起码的保障。

在此,我们劝告有关当局不要一再重复此类愚蠢之举,不要一再迷信强权和暴力,不要一再违宪地动用警察力量。因为这是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公然蔑视,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公然亵渎。

2008年6月4日

签署人:

江棋生、张祖桦、丁子霖、蒋培坤、廖亦武、刘荻、赵达功、温克坚、蒋亶文、杜导斌、王光泽、杨宽兴、野火、野渡、刘逸明、艾晓明、张显扬、卢雪松、昝爱宗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5日报道:北京独立作家刘晓波6月4号遭警方骚扰关押

89学运中的著名“天安门四君子”之一、北京的独立作家刘晓波,6月4号遭到警方骚扰和关押,之后被释放。

据在美国的网络中文媒体博讯新闻网的消息,6月4号晚上6点左右,刘晓波准备与妻子刘霞一起,到岳父母家里吃晚饭,在自家楼下遭多名警察围堵阻拦,双方发生争执和肢体冲突。当地派出所一个姓杜的所长带头动手,按住刘晓波的头和脖子,数名警察拧住他的胳膊,将他强行带到附近的小屋中。到晚上7:30左右,刘晓波才回到家里。刘晓波在北京家中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情况说:

“在6点钟准备走,下面也停着警车说要用警车送我。在我回家前5:40的时候他们又打来电话叫我下去跟他们谈,我所你们昨天打电话说要跟我谈,我跟你们讲了6月3号、6月4号这两天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没心情跟你们谈。等我6点下去的的时候他们就有人拦着,非要叫我进我家下面那个修的小屋站岗的那个地方非要叫我谈,我说我没心情跟你们谈。”

结果,刘晓波说,几个警察就上来拉扯他,不让他走:

“结果他们叫了3个警察把我连拖带拽地拖到小屋里。我是7点半回家的,害得我上岳母家饭也没吃成。”

刘晓波说,北京警方这样对他进行人身骚扰,完全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

“我说你们要是再来就拿正规的法律手续来,你们传唤就算恶法。我作为公民遵守法律。你们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常年在这儿站岗干吗呀?”

刘晓波说,今年是六四19周年纪念,北京警方对他人身自由的限制并非个案,很多人在六四都遭到警方骚扰:

“昨天晚上浦志强就是有警察跟着,怕他去广场,强行把他送回家了。还有像江棋生,张祖桦、丁老师等等都受到警察的骚扰。”

刘晓波最后表示,每年一快到六四前后,警方就如临大敌,对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进行监控、骚扰和打压。刘晓波说,中国官方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到了该改一改的时候了: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5日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接受采访支持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

在六四19周年到来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出席旧金山的一个公开场合时表示:支持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是美国国家的道德基础。下面是特约记者CK的报道。

南希·佩洛西是旧金山选区选出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在第110届国会上,当选国会众议院议长。近日她回到旧金山参加会议,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19年前发生的天安门广场六四大屠杀。

佩洛西说:“对整个世界追求自由的人们来说,六四是一个悲剧。我重复我最近所说过的话,如果我们因为中国是个庞大的国家和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罔顾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追求,我们就失去了作为国家的所有道德基础,我们也失去了在世界任何地方谈论人权的道德基础。”

南西·佩洛西被认为是对共产专制政权向来不妥协的国会领袖:六四事件发生后,她访问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拉开横幅,谴责六四屠杀。旧金山华人在中国城矗立六四后海外第一座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像,她亲自出席女神像揭幕仪式。200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问美国,她当面向胡锦涛递交国会议员联名信,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关押的政治异议人士。2004年六四15周年,她向众议院提交议案,谴责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国会众议院曾通过谴责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的议案,她是议案的联署者。佩洛西对西藏人权状况一直密切关注,拉萨3?14军警镇压藏人事件发生后,她到印度达兰萨拉会见达赖喇嘛,表达对藏人的同情和支持。

在六四19周年到来的时候,佩洛西再一次告诉中国人民,他们不会被忘记,他说“中国和西藏以外的人们,都在关注中国和西藏的自由、和人们表达自己的权利、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以及任何他们个人的权益的状况。”

自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以来,南希·佩洛西是每年都出席美国华人举行的纪念六四活动,或者呼吁中国政府平反六四、释放被关押的政治异议人士的国会议员。

▲中央社6月5日报道:刘晓波遭施暴 刘妻:历年最野蛮的一次

昨天是中国“六四”民主运动十九周年,北京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在住家外遭公安施暴。他的妻子刘霞说,这是公安历年来对他们最野蛮的一次行为,刘晓波只是拒绝问话就当街被打。

昨天晚间六时,刘晓波与妻子出门准备到岳父母家吃饭。等在门口的公安表示“要谈谈”,刘晓波以“今天心情不好”拒绝,结果立即遭施暴。

刘霞接受中央社电话访问时表示,“现场有好多公安,有穿制服的,有没穿制服的,光是警车就好几辆。”

她说,“这是这么多年来我见到最野蛮的一次……”

刘晓波被打时旁边有许多人围观。刘霞说,围观民众不知被打的是谁,但很多人看不下去。

不愿与公安“谈谈”的刘晓波随后又被拖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关了大约一小时。刘霞说,事后刘晓波身上有一点伤,但无碍。

刘晓波被打一事引起中国民主界人士关注,今天发表联名信表达抗议,指中共当局用粗暴、野蛮手段对待刘晓波,显示宪法没有得到落实,国民基本人权未获保障,是对“奥林匹克宪章”的公然亵渎。

一九八九年“六四”北京学运发生前,刘晓波即以“青年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等身份在中国大陆享有高知名度。

当年四月,刘晓波中止了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返回北京,最终被指为“六四”幕后的“黑手”。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昨天发布公告,将“二零零八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颁给刘晓波。据媒体报导,刘晓波自认得奖的原因,“显然是基于我与六四之间的血肉关系。”

▲自由亚洲电台(RFA)6月5日报道:十五名民间人士发表声明抗议警方对刘晓波施暴

北京学者刘晓波在六四当天遭当局关押及暴力对待之后,十五名民间人士在网上发表一封抗议声明,谴责当局做法,认为中国国民的基本人权在大陆缺乏最起码的保障。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六四十九周年当天,北京当局对众多异议人士做出监控,限制其行动自由。北京学者刘晓波在不愿配合警方的强行要求谈话下,遭到警方暴力对待。之后,十五位民间人士,包括江棋生、张祖桦、丁子霖、蒋培坤、廖亦武及刘荻等人在网上发表一封声明,抗议当局的粗暴行为。据海外博讯网星期四的消息,这十五名人士在声明中表示,十九年来,刘晓波始终秉持和平、理性抗争的信念和主张,呼吁国人不要以暴易暴,以宽容与对话来化解仇恨,政府竟如此野蛮地对付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这说明了尽管中国政府在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但宪法条文并没有得到落实,中国国民的基本人权仍然缺乏最起码的保障。

声明起草者之一,89年六四之后曾数度入狱的北京独立异见人士江棋生向本台表示:“按说这事情他们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一次我觉的警方是欺人太甚了。要晓波先生坐他们警车去他们岳母家吃饭,这本来没什么太大的事,非又要找人家谈话,那人家就是心情不好,六四不和你谈。你来到人家家门口限制人身自由就是不对的,又对人家动粗,这样就欺人太甚,我们忍无可忍了。昨天晚上七点三刻我本来是要赶到他家去的,我下楼以后也被警方拦住。”

一直要求平反六四的香港支联会在举办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上要求北京当局释放所有异见人士及平反六四;然而,刘晓波却在六四当天受到暴力对待,对此联署签名者之一,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丈夫蒋培坤表示:“这十九年来,许多异见人士都被抓去坐牢,即使不坐牢也没什么行动自由,经常受到限制,在门口监视是家常便饭,本来如果不发生这事也就已经是不公正的,当局凭什么将这些异议人士看成是敌对势力呢?”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敦促北京尽快交代19年前的六四屠城真相,并尽快释放所有当年被囚至今的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在北京奥运举行前,尽力改善国际形象。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浙江学者温克坚认为,北京当局想办好奥运,首先必需由自身形象做起:“他们也要充份地约束他们的机构,和一些成员的低级做法。我想我们不能接受如此低级错误。在今天的社会,保持最低程度的善意,对民间异议群体有基本的尊重,我想这也是一个执政党必要的素质吧!”

(施英)

【民主中国】2008.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