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PC】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在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稿

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6号到7号在普林斯顿大学成功举行,本文是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在大会上的发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人们习惯于把若干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然后说这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人来说,五十年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时间长度。

1957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全名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的进攻”(简称“反右”)的那场运动到今年五月,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无论全名还是简称都极具中国专制特色: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号召全国人民来反击占人口百分之零点一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然后强行剥夺这些人的正常工作去劳动改造。

五十年来留下了一些反右的文字:右派数量的统计,右派个案的描写,运动前后历史档案的解密,阳谋还是阴谋的争论……比较遗憾的是,这么多文字里面,几乎没有看到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性格弱点对这场运动的影响,运动又加重了这种性格弱点,并继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不夸张地说,这场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此后的五十年间,这个阶层在整体上几乎没有再发出象样的不同声音。使共产党政权从此更加肆无忌惮轻而易举地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发生最荒唐可笑的文革浩劫只是时间问题了。

反右是当时中国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政治镇压;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这种迫害和镇压,当然主要源自外部原因,但也并非没有其自身的因素。本文主要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来探索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和必然,旨在总结历史经验,避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重蹈覆辙。

二,纵向分析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

精神上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翻开中国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三千年的文字史,很少看到“独立”“自由”的思想火花。近代虽然有过1920年胡适等七人联名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有过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四十年代储安平的《客观》《观察》周刊,有过1947年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有过五十年代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做学问态度,但这些声音从未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调。

组织上需要皇帝,渴望被领导。这一点是上一点的自然顺延,也是必然结果。“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人生选择。他们脑子里都有一篇向皇帝表明心迹的《出师表》,内心深处祈望皇帝能“谘诹善道,察纳雅言”,然后委以重任,他们愿意为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道德上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做人标准,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奉行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旦“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不通,或在官场上遭遇挫折,多数人会激流勇退,标榜“出污泥而不染”,从此退居山林,不问政治,消极遁世做隐士,静待下一任明主“三顾茅庐”。

49年以前的国民党政权虽然也是极权制度,但还给知识分子一点说话的空间;其它党派虽然不能执政,但可以不受执政党的领导;骂政府的话虽然难听,但鲁迅的书还让你出……当时的储安平已经看到,“国民党的民主是多和少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很难看到这一点,他们坚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做得好,因为当时共产党在这方面信誓旦旦。

49年开始随着共产党由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所做所为开始逐渐背离它原来主张宣传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到57年前,它的一系列针对外部敌人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肃反;针对内部对手的高(岗)饶(漱石)案、潘(汉年)杨(帆)案、胡风案;针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喜饶嘉措大师批判、虚云大和尚批判,已经开始使人恐惧、寒心。但当时共产党的政权尚不巩固,还不能一下子走到极端,还需要一点门面。应该承认,57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点言论自由的,不过空间已大大缩小。敏感的知识分子们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心里不开心,憋着一口气,他们开始小心翼翼,说话谨慎,他们需要而且必须见风使舵,窥测方向。

57年共产党居然让知识分子说话了,皇帝赏脸了,而且是鼓励、纵容知识分子说话,说不满的话,难听的话,这让知识分子们兴奋不已。3月24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歌颂共产党的开明开放政策,希望共产党创造一个让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说话的社会环境。没想到共产党不给知识分子面子,甩手一个大耳光,费的这篇文章后来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信号弹。这次是名副其实的“蜜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几个月,以致关于这场运动究竟是“阴谋”还是“阳谋”争论了几十年。

当然也应该看到,反右运动中的右派分子尤其是一些大右派,大多在早年受过儒家启蒙,后又受到西方民主的熏陶,超时代超朝代的普世价值比较符合他们的思想和期望,这在极大程度上与共产党的理念是相左的。

57年后的状况比较清楚了,经过这场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集体鸦雀无声。只有极个别的如林昭,“每当想起那惨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或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么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如写《新人口论》遭批判的北大校长马寅初,59年仍敢《重申我的请求》:“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后果更为惨烈,林昭被从肉体上消灭,马寅初的观点一直到中国人口爆炸成灾后才被承认。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无论是五十年前还是五十年后,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反复强调自己公开和骨子里都不反(共产)党和反社会主义。那个未被摘帽的“五大右派”之一的罗隆基说得更明白:

尽管我是资产阶级,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对我有什么好处。

而费孝通则在《认罪书》中坦承:“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从此永远老老实实跟着党走”。

许多右派当年遭遇厄运一开始虽觉冤枉,但经反复批判斗争,教育洗脑,后逐渐自觉对不起党和人民,自觉应该彻底改造思想转移立场。因此,当有一天党给他们摘去帽子时,他们从心里感激涕淋,为回到革命队伍欢欣鼓舞。直到有一天上面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他们的激动达到了高潮。他们从未把自己看作独立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的关系是皮与毛的依存关系的说法完全认同。这跟西方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其实,当建国初期所谓的八大民主党派甘心成为共产党的附庸,其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成为共产党的部长,享受4至6级待遇,不仅有住房小车,还有勤务员厨师,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发出独立声音的权利。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章罗)之所以还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些声音,既有“五四”以来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影响,也有他们个人人格的作用,当然还有共产党的专制面目也是一步步暴露的。

三,横向比较:

在西方,我们常能听到“我思故我在”,“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之类独立自由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出现过,中国知识分子似乎缺少这方面的传统。即使有中国知识分子为之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春秋“诸子百家”唐代“贞观之治”,也只是统治阶级一时的宽宏大量;百家争鸣,所争所鸣多为不同的治国谋权之道。在中国,知识分子相信的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做人准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前苏联有七十多年的共产极权统治,东欧这样的历史也不短。但对比苏联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写《日瓦格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捷克写《玩笑》的昆德拉,中国巴金在《忏悔录》中的“说真话”要弱了很多,刘宾雁表现的“第二种忠诚”使我们感情上动容落泪理智上却无法认同;同样是剧作家、异议人士,中国高行健的《绝对信号》、《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剧多满足于形式技巧方面的突破创新。捷克哈维尔的剧本也注重形式革命,但他的《备忘录》《越来越难集中精神》等更关心思想内容和对大众的启蒙。前者是在法国,是在获诺贝尔奖后才发表《没有主义》的思想宣言,后者则在国内,在极权统治的七十年代中期,即发表《致总统的公开信》和参与起草《七七宪章》,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前苏联在五六年就开始比较彻底地否定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像至今还高悬在国家象征的天安门城楼上,而朝暴君像上泼污的勇士却被自称反专制的学生扭获送公安局判重刑。同样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已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出于良知,以其大无畏的勇气、敏锐深刻的分析,和共产党集团彻底决裂,写出了《新阶级》这本批判共产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著作。相近的情况有匈牙利的卢卡奇,东德的布洛赫,而波兰哲学家科瓦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潮》在当时的西德则几乎成为文人学者案头的必备之书。在东德、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我们不断听到类似的反抗声音: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变,布拉格之春。据统计,波兰每十年就有一次被称为“动乱”的反抗极权制度的运动。中国似乎正好相反,每七八年极权制度就有一次对文化的批判运动。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反抗极权统治的次数、规模以及鲜明、彻底,都远远超过中国。那些国家极权统治者的妥协让步以至最终的颜色革命,一方面是整个欧美民主力量的强大影响使然,另一方面也应该看作本国反抗者一代一代反抗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在今天的中国也随处可见。

另外,在西方,“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这样定义: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当然,他的知识分子概念不是我们中国几十年来划分成分时所依据的学历、职业等标准,而是沿袭西方传统,特指有知识者中对思想感兴趣的那部分,并不在乎其学历的高低或是否从事某些职业。按照这个标准,反右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些可以算,反右以后就几乎没有了。而在反右中对共产党表达过不同意见并被打成右派的人并不等于知识分子。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九九三年三月,即柏林墙倒后的第四年,在德国杜塞尔道夫举行了一次有关东德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一位西德的知识分子认为,用“知识分子”一词来谈论东德的某些人,他分析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

四,也算结论

许多理论学者过分强调中国极权制度的专横强大――尽管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忽视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性格弱点。是的,当代中国极权制度的过分强横,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整体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软弱;同时由于后者的过分软弱,客观上助长了前者的强横。这种关系有时显而易见,有时十分微妙。经过57年这场运动,这个政权的专制特征已经彻底暴露,那层虚假单薄的民主外衣全部撕去。这场运动期间,自感已经坐稳江山的毛泽东直言不讳,“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鲁迅在今天不闭嘴也得坐牢”。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从中觉悟到什么,他们依旧不清醒。更为不幸的是,正是在这场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可贵品质几乎被消灭殆尽,而本已暴露的性格弱点则迅速膨胀,许多人还积极参与了为极权统治者树立丰碑的工程,但同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一方面,我们听到极少数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57年发出的勇敢声音,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革命样板戏等也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作,而且很难说这不是创作者的肺腑之言。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和集中营杀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质后,提出过一个“平庸的邪恶”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还是那则伊索寓言:中箭濒死的大雁发现猎人射死自己的那枝箭,正是用自己的羽毛做的……这就是悲剧,这就是大悲剧。中国知识分子在57年前后以及延至今日的整体遭遇,用这个比喻十分恰当。

我们没有权利去苛求前人,更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在极权制度下发出反抗的声音。对那些在专制年代里发出过声音的许多志士仁人,我们充满了钦佩和尊敬,我们会永远记得和张扬他们。过去,马寅初、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等许许多多永垂不朽的名字,今天,独立中文笔会的出现,成都草堂读书会的存在,刘晓波、章诒和、焦国标的文章,高智晟等人的法律维权,丁子霖、蒋彦永、李大同、卢跃刚等不同的抗议声浪……都是我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我们之所以作上述那些分析比较和结论,完全是为了早日结束中国的极权统治。

试想一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中如果有10个焦国标,100个蒋彦永,1000个李大同,10000个章诒和,中国会怎么样?

【独立中文笔会】2007.06.17